《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陳寅恪與復旦公學關係考

有關陳寅恪先生在復旦公學讀書時的情况,現在所依據的資料主要是蔣天樞先生選錄的陳寅恪先生在文革中的“交代稿”,及蔣先生的一些推測:“光緒三十一年乙己(1905),先生十六歲,在日本……先生患脚氣病,須異地療養,遂回國,在家休養年餘”(1967年第七次交代稿).“先生十八歲.先生插班考入復旦公學,似在本年春(引者按:即光緒三十二年丁未)”.“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先生十九歲.讀書上海昊淞復旦公學.”“宣統元年己酉(1909),先生二十歲.復旦公學畢業.”     

羅振玉心迹新考——兼論與王國維的關係

一 清末民初的學林,没有羅振玉,自然也就没有王國维,這是舉世公認的.但身後聲名,羅振玉却遠不及王國维.     

论长啸艺术与西北游牧民族之关系 以刘琨之啸为中心

笔者平生嗜读《世说新语》,或许是因为这部文化宝典既生动而又深刻地激扬着“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而风行於魏晋士林的长啸又恰好是这种文化精神在声音形态上的绝妙展演。     

從魏晋時期心喪制度的確立看禮制與時代之關係

三年之喪雖然在理論上是天下達喪,自天子至庶人都要實行,但在具體實踐上,天子諸侯與士大夫庶人之間却不可能没有差别。雖然在《喪服》中,天子絶旁期以下之親,所服者唯有父母、祖父母、妻以及嫡長子,範圍并不大,這種安排也已經充分照顧到天子的特殊身份,但後人對其實施狀况仍表懷疑,天子乃至國君到底有無三年之服,如果有,又是如何執行的?晋武帝時對這一問題展開激烈的討     

三才之道與中國文明的平衡藝術

“三才之道”是對中國文明的超越秩序的最簡要概括,與沃格林的原始存在共同體的四元結構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在將沃格林關於意識的平衡的主題擴展爲教化的平衡之後,通過對《中庸》中論述聖人之道的一段話的深入分析,我們能够得出結論説,中國文明中强烈的宇宙論關切,并非像沃格林在韋伯的影響下所認爲的那樣,是精神突破不徹底、不完全的表現,而是出於教化的平衡這一重要考量有意保持的。這爲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藝術性特徵——相比於希臘文明的哲學性特徵和以色列文明的宗教性特徵——提供了新的視角。     

張蔭桓光緒二十三年出席英女王慶典前後之中外關係

<正>本文上半部分已在本刊第55期(2022春季號)刊出四張蔭桓對國際形勢的預判耗時七月,耗帑數萬,只是去了英國參加慶典,未能談成“加稅”,且私自出訪俄、德、法三國;這有可能讓張蔭桓這樣如此“精明”且“不迂腐”的官僚,也在內心上感到過不去。於是,他精心結撰了一份奏摺,即“密陳各國情形摺”,說明其出訪各國的政治諸情,幷對國際形勢做出了預判。     

張之洞與譚繼洵父子、于蔭霖的關係訂正羅惇曧對《抱冰弟子記》的一則誤讀

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翦伯贊等人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是一套影響力很大的資料書.其第4册節錄了張之洞的《抱冰弟子記》:……某中丞素與齟齬,及罷官歸,語人曰:“為我致謝張公,吾父子惟有感激而已.”蓋力勸其勿附康黨,言之四次也.(按某中丞指義寧陳寶箴,其子陳三立也.)某中丞自負而偏執,論事多不愜,及去官里居,始悟在鄂之多誤.(按某中丞指瀏陽譚繼洵,譚嗣同之父也.)(《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及羅惇曧《賓退隨筆》)①     

“生生之德”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關連“儒”與“道”而展開的詮釋

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史家的權柄與道義之諍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

北平淪陷時期反而是輔仁大學文史兩系的興盛期,余遜、柴德赓、啓功、周祖謨等青年學者聚集在校長陳垣身邊,被稱爲"陳門四翰林".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考察抗戰時期輔仁大學文史之學的特殊樣貌,不只是鈞稽學術史的一個片段,而想呈現在淪陷的歷史語境下,業已專門化的文史之學與學者個人的生命踐履之間的内在張力.如陳垣指導柴德賡作《鮚...     

繪畫史上大問題:王時敏與王原祁是甚么關係?——柳詒徵改编《太倉太原王氏宗譜》產生的迷惘

柳詒徵是最早提倡研究家譜者之一,曾撰<族譜研究舉例>論文,刊於<國學圖書館第四年刊>.(收入<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在這篇論文中,他將王祖畲所輯<太倉太原王氏宗譜>(寫本),改編為圖表.     

“機關木人”與“愚公移山” 季羡林《列子》成書於西晋說續貂

正關於《列子》的成書和旨趣問題,從宋代到近現代學術界一直都在討論,參與討論者不乏國學大師一流人物,今人甚至有篇幅不小的專著間世~1。古今研究者公認的事實是:《列子》的思想、語言和故事與佛學有一定的聯系。而在先秦時期,佛敎尚未進入中國,如湯用彤先生所言:"佛敎自西漢來華之後,自已有經典,惟翻譯甚少,又與道流牽合附益,遂不顯其真面目。……及至桓靈之世,安清、支讖相繼來華,出經較多,釋迦之敎乃有所據。"~2也就是說,在東漢中後期,漢譯佛典才開始較多出現,而佛經的廣泛流行,則     

高禖之祀與仲春之會 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

春秋時宋、衛、燕、齊、楚等國皆於春分日在固定地點舉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萬舞,這是一種起源與軍事有關、因强調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誘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傳統可能形成於西周,秦漢以後仍保持了很長時期。在生殖崇拜和陰陽天人感應思想作用下,這個傳統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後繼之以仲春之會,即一種可以放鬆性規範的男女狂歡之會。活躍性生活有利於人口繁衍,同時也有助於青壯年男女釋放情欲。仲春之會也可從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對其他文明中類似聚會的描述中得到印證。仲春之會還帶有巫術色彩,被認爲有助於年成豐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後世被變形爲祈雨等活動,這些活動中仍然强調男女之間活躍的性生活。     

言說與倫理踐行之間明清之際士大夫與夫婦一倫之一

本篇所考察的,是見之於士大夫記述的明清之際的婚姻狀况.關於這一時期庶民的婚姻狀况,小說較之士人文集,更便於取樣.而士人的婚姻狀况,仍不能不以士人的記述爲主要依據.     

明清之際文化近代化的萌動與夭折

一、中國文化近代化的起黠 　　明清交替,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改朝换代,與歷代鼎革不同的是,發生在16、17世紀之交的中國大變動,餘響不絶,進入20世紀後更成爲國人關注的熱點,這不僅因爲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最初是以反清復明的種族革命爲號召,以宗奉明代認同華夏子孫,更重要的是發生在明末的政治、經濟變動與社會思潮,對現代中國的政治運動與思想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     

“巫史傳統”與中國哲學之我見

李澤厚先生認爲西方由巫術發展出了科學和宗教——兩個世界;中國則“由巫到禮”,“禮”雖理性化了,内核還是巫史。神明是巫術逼迫出來爲我所用的功能性概念,中國文化只是“一個世界”。孔子“釋禮歸仁”,把巫史傳統塑造成了“文化心理結構”,中國文化與哲學就完成了。故中國文化與古希臘及西方完全不同。本文認爲中西文化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中國的巫文化亦發展出了科學。立足於靈魂和信仰上的“天命觀”亦是兩個世界。哲學之“純思”的“本體論”思想,中國與古希臘是大同的。     

在“愛國”與“愛鄉”之間 以晚清潮州鄉土教材的編寫爲中心

在普遍與特殊、全球與本土、國家與地方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此乃"鄉土教育"的精髓所在。考慮到關於晚清鄉土教材的編寫,學界已有不少論述,本文主要圍繞已見七種廣東潮州的鄉土歷史、地理、格致教科書,討論"愛國"與"愛鄉"這一時代話題中所蘊含的地域文化、教育資源以及族群競争。     

論顏師古釋經與《五經正義》之異同

唐太宗於貞觀四年(630)下詔顏師古考定《五經》之文。貞觀十一年(637),師古復奉太子承乾命,爲《漢書》作注。《漢書》多采經説,《漢書》顏注則多引經解。師古注解《漢書》時,釋《詩》多本毛、鄭,而時有獨得之秘;解《書》則本諸僞孔而棄鄭玄,不辨孔《傳》之僞;注《易》則諸家并采,鄭玄、虞翻之説有與師古相合,而申述義理之時,師古又多采王弼説法入文。本篇之撰,旨在依據《漢書》顏師古注之用經情况,比較其與《五經正義》注釋之異同。又師古引經以《易》、《書》、《詩》最多,故本文用例主要采自三書,條分縷析,辨其異同。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本文將摘取若干句例,比較《漢書》顏注與《五經正義》釋義之别,從而確立顏師古在唐代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并重新肯定顏師古之釋義在經義訓釋上之重要性。     

唐代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之关系及其意义——以士族为考察中心

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考试为唐代士子入仕之正途,然士族凭借其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考试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因此进士考试一方面为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提供孔道,而另一方面亦存在时代局限。进士考试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诗之演进 以曹植、阮籍、陶渊明为中心

<正>一绪论中国文学史上的微言政治抒情诗,也就是微言时事诗,是诗人在恐怖统治下为了避祸而运用微言艺术以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掩盖的现实真相、表达不能明言的真情实感的抒情诗。中国五七言诗兴起于汉末建安时期,微言政治抒情诗作为五七言诗,发生于魏黄初时期,并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最主要脉络,历时最长,集中了最重要作家、最重要作品。《晋书·阮籍传》:"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此语虽然是说魏晋之际,但是几乎可以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