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群書治要》的以史爲鑒:兼論《治要》的"通史"意識

唐代初年,文治武功皆盛,唐太宗命魏徵等人編撰《群書治要》五十卷,務爲治國要道.成書以後,漸有佚失,《宋史·藝文志》以後即不復載録.《治要》在唐代晚年已傳至日本,最少有四位日本平安時代的天皇曾經誦讀此書,故此書在日本得以保存,并於清嘉慶年間回傳中國.《群書治要》所引典籍,包括經、史、子三部共65種.卷一至卷十爲經部,卷十...     

儒家經典體系嬗變及其當代意義

作爲中華元典的儒家經書,在歷史上有一個逐漸結集的過程,從早期舊史階段的“詩書禮樂”,到孔子整理後的“六經”,再到後期儒家研習的“十三經”,呈現出不斷擴充和最後定型的狀態.     

《六祖壇经》诸本的演变和慧能的禅法思想

《六祖壇经》是慧能說法和生平事迹的集錄,是禪宗所奉的基本經典。《壇经》最初是由慧能的弟子法海集錄而成的,在流傳过程中曾多次被修改補充,形成很多不全相同的本子,有的早已佚失,有的还保存。本世紀二十年代由日本學者發現的敦煌本《壇经》,是接近於祖本《壇經》的唐寫本。此後三十年代以來在日本的興聖寺、大乘寺等地先後發現了宋初的惠昕改編本。此外还有契嵩本、德異本及從明朝以來最流行的宗寶本《壇經》等。最後發現的是藏於敦煌縣博物館的《壇经》,它与原敦煌本是同本異抄本,但錯讹较少。本文對《壇經》诸本演變的情況和禪宗南宗創始人慧能的禪法思想,依據中日资料作了探討和論述。     

评胡適的禅史研究——1969年争论《壇经》的回顾与思考

小引 1969年,著名學者錢穆應台灣善導寺之邀,作了題為《六祖壇經大義——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演講,後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上。僑居日本的楊鴻飛讀了著文批評,說《壇經》非惠能所作,錢穆即著文反批評,數次往返,居然引起了一場關於     

《禮》所呈現的“先王之道斯爲美”

<正>一“三禮”及其傳授“六藝”之中,《禮》最紛沓。劉歆《六藝略》列出的《禮》書,凡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包括《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後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顯然比較駁雜。其中最重要的是《禮古經》十七篇,與所稱之《儀禮》約略相似,但又與高堂生之所傳非一物。一百三十一篇的《記》,     

門神、羅漢、猴行者及其他——《西遊記》有關資料瑣談

閒讀錢鍾書先生的《小說識小》,为先生的博學所傾倒。文中曾謂:劉後村詩文好用本朝故事,王漁洋、趙甌北皆誹議之。按《後村大全集》卷四十三《釋老六言十首》之第四云:“取經煩猴行者,吟詩輸鶴阿師。”此詩前尚有七絕一首:亦用二事作對。《西遊記》事見南宋詩中,當自後村始。由绥先生的這一段話,引出了我想寫的這篇文章來。 劉後村者,南宋詩人劉克莊(公元1187—1269年)也。劉氏係福建莆田人,曾當到龍圖閣學士的大官。錢先生指摘的這首詩,全首是:     

南園詩社女侍張麗人傳注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廣東梅縣人。生於耕讀之家,自幼即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師從羅翙雲、謝吉我兩先生,專心研讀《十三經》《資治通鑒》《昭明文選》等典籍。青年時深受民族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討袁護法等政治活動。先後創辦了梅州高等小學、梅縣梅州中學、滂溪小學、龍文公學等學校,爲提升家鄉的基礎教育殫精竭力。辭任高要縣長後,獲聘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教授,從事中文教育十餘年。1949年後,供職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并擔任省政協委員。一生爲家國,爲教育,爲學術,著述亦豐。撰有《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鍾記室詩品箋》《諸葛忠武侯年譜》《汪容甫文箋》《漢詩研究》《漢詩辯證》《曹子建詩箋》《曹子建年譜》《阮嗣宗詩箋》《文心雕龍箋》《人境廬詩草箋注》《客人三先生詩選》《客人駢文選》《客人對》等五十多部著作,是魏晋南北朝文學研究、客家學研究的專家。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黄彰健“周公受命問題”研究評析

黄彰健一生勤治經、史,著述豐富。他從1973年起參與臺灣學界"周公是否稱王"之争,相繼發表四篇重要論文,集中討論"周公受命問題",並貫串於他後半生的經學史研究。黄彰健從《尚書·金縢》篇中發掘"周公受命"之義,並會通《尚書》周初各誥,提出周公受三王之命攝政稱王的新説,試圖裁斷兩千年來的經學懸案,可惜立説過於新奇、失之穿鑿,難以令人信服。不過,他通過重新解讀《金滕》《君奭》等經文,證明《大誥》《康誥》各篇"王若曰""王曰"之王確指周公,並檢核《尚書》周初各誥次序、鈎稽周公從攝政到歸政的事迹,爲探討周初重大史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意見。     

論法治與德治 對中國當代法治的一個內在觀察

<正>上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如何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二十世紀70年代末,自那以後,中國社會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改變,法律生活的改變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言,當我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學習法律專業的時候,這所成立於1950年代初的法學院是在停辦大約十年之後首次恢復招生,而在當時,全中國在辦的法律院系總數不超過十所。三十年後,這個數字變成了六百多所,在校學生人數則增加了超過兩百倍。我還記得,我入學的第二年,中國才有了自1949年以後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現行憲法則是在我畢業的那一年頒布實施。因爲這個原因,在那四年當中,我     

道安“本无”思想初探

道安“本无”思想初探黄夏年释道安（３１４—３８５）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位著名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他七岁开始读儒家经书，十二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道安聪敏慧悟，大小乘兼备，有很好的佛学功底。他後半生致力於大乘佛教的般若空学说的理论建设，曾专门“会本”...     

《集王聖教序碑》的拓本與題跋

在傳衍至今的王羲之書法系統中,《集王聖教序碑》是僅次於《蘭亭序》的一件書法名品,它第一次因爲書法的原因而刻石,成爲所謂的"帖"。《集王聖教序碑》拓本的傳拓可以使人們更容易地學習王羲之的書法。該碑經現代金石學家整理過的拓本,從宋代到明清的文字變化,是確定拓本時代的主要指標。明以前爲不斷本,之後缺損字較多。重要的拓本被藏家留下印記和題跋,往往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題跋中也不乏關於善拓經濟價值的記載和曲折的流傳經歷,崇恩的"墨皇本"是其中最爲著名的一件。     

王国维《水经注舊本集校》書前题記

六世紀初酈道元所撰的《水經注》,是我國古代一部具有高度科學價值和文學價值的地理學傑作,可惜自成書後經歷了千數百年的傳鈔翻刻,很久以來,就沒有一種本子能保持原書的真面目,不僅錯簡脫文訛字極多,並且經和注往往混淆不清。明清兩代學者數十輩曾下了很大的功夫为此書做整理工作,全祖望、趙一清、戴震三家成績最著。(戴本托名依據《永樂大典》,實係襲取趙書。)近人謂自全、趙、戴三家書出,酈注始有善本可讀,洵非虛語。但三家的貢獻主要在於分別經注,至於核正文字,所得雖以千計,訛誤仍所難免。而且也     

讀董魯安先生詩《董魯安詩》代序

董魯安先生(1896-1953)生於十九世紀末,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部詩集所據其手錄的《溫巽堂詩》,起於民國四年(1915)十九歲,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四十九歲①,加上集外詩,也僅到1948年為止,後來就不見他有詩了. 董魯安手錄詩稿,別爲《甲子草》《問津草》《沜東草》三輯,後者包括1942年到解放區後所作,這部分後曾擴充為《游擊草》單獨問世,現合爲全璧.     

從《日記》看夏鼐的學術人生

夏鼐先生(1910-1985)的《日記》始於1931年1月1日,止於1 98 5年6月17日,前後歷時五十餘年.除1966年9月至1970年中辍外①,整體上是完整的.日前,該《日記》經王世民研究員及夏先生四位子女(夏素琴女士、夏正暄、正楷、正炎先生)耗十年心血整理完成,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夏鼐日記》共十卷(前九卷乃《日記》正文,第十卷爲"生平事業年表"和"人名索引"),440萬字,是名副其實的史料寶庫.它的面世,必將爲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史,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豐富而又重要的史料.     

京剧音韵

京劇原名彈戲。他的旅行行程甚遠,依我個人看,他是自汴梁旅行到杭州,又由杭州旅行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西、四川、貴州、雲南,而後又到了北京的。所以他的音韻,包括了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廣大地區的語音,以及北京的一部份語音。三十年前,我曾同余叔岩先生寫了一部《亂彈音韻》,未經刊行,後來附刊於梅畹華、余叔岩他兩位創立     

正本清源論《壇經》

胡適對《壇經》的考證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引發的争議也較大。學界糾正胡適考證之偏的努力一直都有,《壇經》研究應該走出"唯敦煌本謬誤"的歷史性迷失。本文致力於正本清源地討論當代《壇經》研究及其問題,從認真反思《壇經》研究方法論入手,强調要走出圍繞敦煌本的真僞之争,用更加包容和更有國際視野的研究視角重新審視《壇經》研究的相關問題。今天,我們要擺脱《壇經》研究當中的歷史主義偏差,不要繼續徘徊在東方的"東方主義"窠臼當中。要强調對《壇經》研究的哲學方法,站在理性主義角度闡發《壇經》的哲學意義,從而在《壇經》研究方向上走出一條新路。     

蒙文通的“經子關係”思想探論

在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系裏,其經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經學包括儒學、孔學、漢代經今古文學,狹義經學指西漢今文經學。其子學也只是諸子學之約稱,而非《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分類意義上的子部學問,故其子學很少涉及佛學的内容。蒙先生在價值立場上推崇廣義的經學,但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創新的動力而言,他提倡“經子交相發而後其義可備”的經子關係思想,對於子學中的墨學及其對漢代新儒家形成之意義的闡發,道家道教思想、學術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均做出了度越前人,啓迪來者的重要貢獻。透過蒙先生“經子關係”思想側面的研究,其中藴涵的“作爲方法的周秦諸子學”的思想精義,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深化。     

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越人歌》

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當屬《越人歌》,是一位越族的榜枻人為楚國的鄂君子唱的歌,由翻譯人將越語翻譯成楚語,後經記錄傳世,成為公認的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越人歌》分為記音直譯與意譯兩種。 最早記錄《越人歌》的文獻是西漢劉向的《說苑》①。本文直接引用《龍溪精舍叢書》第五函《說苑》卷十一《善說》第十三則,關于《越人歌》一節載:襄城君始封之日,立于游水岸上,想渡河。楚國大夫莊幸走過來對他說: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