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第一廉吏于成龙祖籍柳林考略

“今古第一廉吏“于成龙先祖为于坦,于坦为永宁州白霜里人,白霜里在清代并于同南都,今同南都于氏均称来自于今柳林镇于家沟村。于家沟属同南都十甲,原有太子太保红灯笼、于氏祖茔,于成龙为真际楼捐赠大铁钟等物证。现仅存“成龙书院“,即于成龙设馆授徒处所。而且,于成龙父辈、子辈、重孙等姓名用字均与于家沟字辈完全吻合,况且于成龙与于准祖孙俩在白霜里的活动许多碑记中频频出现。可见,于成龙祖籍无疑在柳林县柳林镇于家沟独立行政村。     

清官于成龙二三事

眼下正在中央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艺术地再现了于成龙的自甘淡泊、勤政爱民。那么历史上的于成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虽说年已45岁,但仍“英气有余”,想做番事业。于成龙家境并不富裕,他典卖房屋田产才得以到罗城上任。然而县衙四壁徒然,猿、虎白天在庭院中     

于成龙之鉴

清代两江总督于成龙是被康熙皇帝嘉许为“天下廉吏第一”的大清官。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代廉吏于成龙”形象地再现了于成龙的历史。“于成龙热” ,对当前深入开展的反腐倡廉、整饬党风 ,不乏深刻鉴戒。这里姑且不深入研讨“清官”现象 ,于成龙不过是封建帝王手下的一个廉吏 ,他的勤政廉政是为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难怪康熙对他推许有加 ,又是“廉吏第一” ,又是“清官第一” ,一个劲儿给他加官晋爵 ;笔者更看重的倒是老百姓对于成龙的态度 ,民心是杆秤。当山西永宁人于成龙于４５岁时以副榜贡生授广西罗城知县时 ,他身处穷、荒、蛮…     

试论两江总督任上的于成龙

于成龙由于其一贯坚持洁己廉政的处世态度而因政绩卓越身居两江总督之要职. 在这段时期内,于成龙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对两江腐败吏治的规范与建设,对两江奢靡风气的整治与变易以及重视两江地区的文化教育三个方面.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 "三不朽"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兵农合一：于成龙的军事观及用兵策略

于成龙是我国古代社会清官的楷模,他将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兵家的用兵谋略很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了兵学和儒学的融合发展。兵农合一是于成龙军事观及用兵策略的主要观点,无事为农,战时则兵,兵农合一,稽盗平乱。这一观点产生于清朝初年社会急需稳定的时代背景,主要体现于对保甲法以及用兵之策的创造性运用。     

雅号众多的两江总督于成龙

于成龙为山西永宁州人．清顺治18年45岁时出仕,65岁时升任两江总督。作为封疆大吏,他却获得了“于半鸭”、“于糖粥”、“于青菜”、“无米总督”等众多雅号。于成龙出仕后十几年没回家,任合州刺史时。前来探望的儿子要返山西,他无物可带,只割了半只成鸭嘱其拿回家送给奶奶,遂被人称为“于半鸭”。     

柳林三镇历史寻源

柳林县城坐落在三川河(清河)谷,河川狭窄,县城被河流一分为三,即锄沟、青龙、柳林,县政府驻地柳林镇。本文详实考证记录了锄沟、青龙、柳林三镇历史文化商业发展的历史。     

康熙何以称赞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

编者按：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以凝重生动的画面再现了于成龙清正廉明的一形象。有读者问：历史上是否真有于成龙其人?倘确有之，其生平事绩如何? 康熙何以屡称其为“天下廉吏第一”?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版特请清史专家王俊义先生作一介绍。 据有关史料记载历史上不仅确有于成龙其人，而且，他在清代顺治、康熙时期，还是一个有“包(拯)孝肃、海(瑞)忠介”之称的著名清官。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乃山西永宁(今离石)人。明崇祯年间，他曾考取过副榜贡生，倡导经世之学。清取代明而起后，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提为广西罗城县知县，从此开始了其清正廉明的仕途生涯。此后，由于其政绩昭著，又屡被提升。曾先后出任四川合州知州、湖北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及直隶巡抚，两江总督等职。1684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死后被谥“清端”，其著作有《于清端公政书》。康熙二十年，其任直隶巡抚时，康熙就曾称誉他是“清官第一”，其病逝不久，康熙于同年南巡时，又在“延访吏治，博采舆论”，对各级官吏进行稽核考察的过程中，再次称赞说：“原任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操守端严，始终如一”，其“居官清正，实为天下廉吏第一”。 康熙皇帝之所以屡称于成龙为“清官第一”、“天下廉吏第一”，确因于成龙终其一生在各地任职时，都能保持“志行修洁”、“固守清俭”的高风亮节。同时，又能关心黎民，“为政宽惠”，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惩贪除霸”。他抱定“驱除贪吏，拯救生民为务”之志，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兴利除弊，政绩昭著。特别是在康熙的初期，尚值战乱频仍，百废待举之际，尤须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减轻百姓负担。但在当时的官场中，虽也不乏于成龙这样的清官，但更多的官仍是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朋比结纳。为使清朝的统治稳固，社会秩序安定，就必须清除各种腐败现象，倡导各级官吏为国为民，勇于任事，廉洁奉公。康熙所以一再肯定于成龙是“清官第一”、“廉吏第一”，正是要树立一种正面形象，使百官效法。 痛恨馈请之风 由于当时的官场中，馈送、请托之风盛行，这是各级官吏之间朋比结纳、狼狈为奸的一种手段，大小官员为求得庇护与升迁，便巧立名目，钻营馈送，每每借名冬夏时令，端阳中秋佳节，或是上司的寿诞婚丧，相互攀附馈送。且形成逐级上送之风，各州、县官馈送督抚提镇司道，而督抚提镇司道又送中央的部院大臣，上下之间辗转因袭，几成定例。一些督抚大臣竟明文规定，某州县属上等，某州县属中等、下等，依此派定数目，按数收受，而且馈礼额数甚巨。如康熙时的大学士徐乾学，因发放其门生李国良为江苏按察使，李为感谢“师恩提携”，竟一次馈银一万两，并另送“节礼四百两，生日礼一千两”。在这种风气之下，“大吏盘剥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最后受害的仍是下层百姓。因而，当时就有人指出：“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 于成龙对于官吏之间结纳馈送的陈规陋习，深恶痛绝，坚决反对，每到各地任所，均采取各种措施，明令杜绝，康熙十九年，他由福建布政使升任直隶巡抚，到任即告诫各州县，且勿在征收百姓钱粮时私加火耗，馈送上官。但大名知县，却不听劝戒，仍因循陋规，向他“呈送中秋节礼”。于成龙不仅严词拒收，而且为此特发了《严禁馈送檄》，通报了大名县知县的所作所为。同时，于成龙还以此为例，转申所属官吏，“嗣后，凡遇重阳，冬至，元宵等节，并过路送礼各衙门，概行禁止，如有私相馈献，查出并行题参，决不宽姑”。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又升任两江总督，仍以为既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兴利除弊条约》，再次义正词严地斥责了馈送风。《条约》中说：“本部院访得两江官员，自上而下无不递相馈送，视地方大小区别等差，盈千累百，目为旧规。”他还指出，在此种恶劣风气下，上司对所属官员，不论“官评之贤否，吏治之勤拙”，但“凭馈送之多寡，决定升迁贬黜。”而馈送之钱财由何而来呢?于成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等馈送，不出于钱粮之加征火耗(按：指在正赋之外，私加之征派)，则出于词讼之贪取赃私”，实际上完全是“以小民之膏血，供多官之结纳”。有鉴于此，他严正宣布：自己一定“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     

凭借什么赢得观众? ——女导演朱正谈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

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导演朱正和摄制组电话不断，一片喝彩，都说于成龙的形象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爱民惩恶，大得民心，道出了当代观众反腐倡廉的共同呼声。记者昨天电话采访了此剧的编剧、导演朱正，电视剧引起的轰动，忙坏了这位太原电视台的女编导。 在电视圈，朱正并不出名，以前只是执导过连续剧《唐皇开基》、《胡子将军孙毅》和艺术片《河谷》、《土蛋子的故事》等，她自学成才，后来才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这回，《一代廉吏于成龙》一炮打响，令人刮目相看。 朱正说，两年前，一次偶尔来到吕梁山区，她在于成龙的故乡听到了老百姓在讲300多年前的故事。于成龙为官30年，严惩贪官污吏，为平民百姓办事。灾情严重时，他把自己的粮米也给捐了。由于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官场生涯也一波三折，险象环生。他病逝时，没给子孙留下一间屋，只有书籍数十册，小柳条箱内官袍一身、靴一双、内衣一套以及粗米数斤。百姓闻之，罢市聚哭，绘像祀之。康熙南巡时也感慨而言：“实乃天下廉吏第一也。”太原台当年拍摄过《新星》，当代清官李向南的形象也是家喻户晓。这次在中纪委有关部门支持下，与监察部电教中心共同拍摄这部古装清官戏，在历史上严格把关，在思想上追求深刻，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它虽言历史，却关现实，也是今天反腐倡廉的一面镜子。     

有家真好

“累死了,天天都这样奔波于家和学校这两点之间。”我们总是这样抱怨。家在我们的眼里似乎很乏味,甚至是冷酷的。其实,仔细品味一下,家的爱意就在那些小小的细节里:每天早晨带着父母的叮嘱上路,晚上回家换上早早准备在门口的拖鞋……     

"于成龙"三议

于成龙之成为一代表廉史,原于儒家传统道德理念的浸润;也是清朝政府薄俸养廉政策的结果。我们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不应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     

韩愈琴诗初探

韩愈描写音乐的诗篇不多，但是一首《听颖师弹琴》和十首《琴操》，却使他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听颖师弹琴》被称为唐诗中描写音乐最著名的三篇诗歌之一，但自欧阳修以后，对它又有许多误解，应予廓清。《琴操》十首，既是拟古之作，又是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谪的悲愤心情的表露。它们的艺术性也很强，被多种琴谱所收录，对后代琴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俞源俞姓始祖溯源

浙江省武义县俞源乡俞源村,是江南俞姓聚居大村。2005年,新修《俞源俞氏续谱》印行。谱记内对俞源俞氏始祖来自何处、何时徙居俞源语焉不详。同年,在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浦口村俞氏重修《婺东浦口俞氏宗谱》中,有多处有关金华孝顺俞氏第十四世孙俞庭坚迁居武义（俞源）的记载。多处史料证明,俞庭坚是俞源俞氏的始祖。     

《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

《国语》与《左传》是先秦典籍中的双璧，但两千多年来二者的地位却相去甚远。从近二、三十年出土文献中的“语”类作品出发，重新审视《国语》的性质和价值之后可以发现，《国语》是先秦“语”类作品之集大成，是我国国别史的始祖，对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对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史上文学的史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虞美人》词调在唐宋时期的流变

词调《虞美人》来源于唐代教坊曲,其本事源于美女虞姬,中唐以后又连及虞美人草,其题材内容上多写闺情与花草当与之相关,属艳曲。李煜用来写家国之悲,拓展了题材,苏轼、辛弃疾等用之写送别、咏怀、赠答内容,进一步扩大了词境。风格也不限于婉约一端,形式上,从花间开始逐渐定型,冯延巳最终完成。其后填词均以冯词为准,成为定式。《虞美人》词调的流变既反映了宋人的声情与调情观念,又对之有所超越。说明声情与调情是相对的。     

顾颉刚和禹贡学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

禹贡学会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由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发起组织的,它以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民间学术团体而著称,并出版了机关刊物《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不仅把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推到了高峰,最为重要的是开启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局面,促进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在中国学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北宋时期歙县俞氏进士研究

歙县俞氏是西晋末年为避“永嘉之乱”南迁徽州的北方大族,自其始祖俞纵开始不断繁衍．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尤其入宋以后,科举盛行,歙县俞氏适应科举的发展,逐渐完成由尚武到尚文的转变,走上科举仕宦之途,成就显赫。北宋时,俞献可、俞献卿二支五代之内10人进士及第,“十榜传家”,出现累世科第的繁荣景象,但是进入南宋之后便逐渐衰落下去。通过对北宋歙县俞氏科举、仕宦兴盛情况的研究,可窥探宋代徽州科举与地方家族之间的关系。     

石庞及其《悟语》、《观物篇》——兼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天外谈》条

石庞,安徽太湖人,清康熙年问难得的奇才。他不仅在诗、文、词曲、绘画、雕塑方面有很高造诣,对天文、地理、兵算也作过精深的研究。其《悟语》、《观物篇》二部语录体随感录,奇旬惊人,巧思绝世,是他思想的真实记录。他的文学创作,才情卓越,别具一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天外谈》所收诗文：“纤仄佻巧,堕入魔道”,“小有才而未读书”,是一种偏见,需加辨正。     

白马藏族“池哥昼”傩舞艺术形态研究

池哥昼是白马藏族傩祭祀仪式遗存,祭祀以驱鬼逐役、酬神纳吉为目的,围绕逐家串户跳池哥昼傩舞的方式进行,具有浓郁的原始特性和民族特色。作为祭祀仪式表征符号的池哥昼傩舞,古朴、原始,以其丰富的表演形态和风格全方位地透析出无文字民族独有的聚合信仰、娱人娱神、以舞叙事、重温历史等多重文化特性,是研究白马文化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