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中华商会研究：回顾与思考

南洋中华商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南洋华人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曾经与国内政府及商会有着密切互动,后来虽专注于在地化的商人整合,与国内一度有所隔离,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跨越国界,在推动东亚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华商网络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南洋中华商会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中国商会史更为完整,而且由此角度观察东南亚华人社会及东亚华人经济圈的整合,在此全球化时代更具独特的学术及现实价值.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也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但现有研究或以国别为界,或分离近代与当下,整体及纵向脉络尚不清晰,中华商会与华商网络、华人社会及全球化之关系也需要更宏观的审视.鉴于此,更需深入发掘史料,纵横比较,贯通近代与现在,沟通商会与社会,在整体性探讨、视角和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解析于学术及现实都有价值的真问题.     

地方经济力量的兴起与衰落——香港新界沙田商会的个案

香港新界沙田商会的出现,是因应着墟市的发展,外来经济势力的兴起而产生.与传统以地缘基础结合的组织不同,商会强调巩固对内团结,对外联系及改善墟内的经营环境的功能.1970年代初期,随着沙田经济的蓬勃发展,墟内商户数目大增,商会的组织日益庞大,并开始积极参与区内的政治事务.可惜的是,由于没有直接组织独立的政治团体,建立直接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在政府重建沙田的过程中,商会失去了商户的支持而一蹶不振.     

多元化下的视野:论商会研究对象的拓展

90年代以来,我国商会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学者对商会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革命史的视野。商会的性质、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主题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促使了商会研究对象的多元化。     

论商会研究对象的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商会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学者对商会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革命史的视野。商会的性质、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主题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促使了商会研究对象的多元化。     

香港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一、九七以前香港的教育政策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占领香港后,开始创立和培育符合英国利益的香港教育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配合香港教育制度的发展。 从香港教育政策的制定来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香港政府是通过专案性质的政策策划香港教育的发展,随后发表白皮书,公布政府的教育政策。1981年夏,香港政府邀请了四位外地的教育专家组成顾问团,对香港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检讨,发表了《香港教育透视     

济南商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历史上济南商会的产生有顺应当时时势的大背景,而济南自开商埠极大地促进了商会的发展.在商会存续近50年的时间里,恰逢中国社会变迁的非常时期,济南商会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会一样,也发挥了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面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回顾这段历史,至少有以下启示：一要依法确立商会的地位,二要加强商会自身的组织建设,三要正确处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兼谈商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采取强制手段对商会等民间社会团体进行整顿和改组,实施严格监督和控制。经过整理后,商会的力量的确有较大的削弱,但并非完全失去独立性,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活动不仅超越了“在商言商”的信条,而且逾越了政府政策所许可的范围,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市商会所发布的宣言通电从舆论上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迫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尽管商会的意志和要求屡屡遭致政府的抑制和漠视,但上海市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采取的行动证明商会是一个具有明显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     

常州商会的现状和发展策略研究

随着常州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商会不断增加。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法律法规欠缺,法人机构不健全,政府与商会职能不清,商会的代表性、自律性、服务性和协调性都存在不足,商会的内部运作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文章在分析常州商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常州商会的发展应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健全法人机构,加强商会自身建设,完善内部运作机制,推进商会秘书长职业化,对异地商会与行业商会应进行差异化管理等。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华商组织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市内共有5个华人商会组织并存,即大连市商会、大连西岗商会、西大连商会、刘家屯商民会、寺儿沟商民会。这些商会组织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各自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二次大战结束前香港的华人商会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升文库里的香港商会资料绝大部分不见于香港各大图书馆,丰富了香港商会史的内容.透过这批资料,可以看到二次大战结束前,由于香港独特的殖民环境,并未受到如学者所指的"谕设商会"热潮影响,不仅商会的历史比之邻近城市如上海、广州、新加坡、澳门都早,而且在组织类别、规模上有鲜明的特点.     

广东异地商会管理制度改革趋势探析

近年来,在粤异地商会发展迅速,但是国家、广东省有关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却显得有些滞后。基于在粤异地商会实际发展情况,结合珠三角各地政府出台的鼓励异地商会发展的一些具体做法,再综合考虑国家以及广东省政府的有关框架精神,文章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广东有关异地商会的政策走向将是：县级异地商会将会合法化;二元管理体制,将会逐渐向一元管理体制转变;珠三角各城市群之间的商会合作方式将是下一步政策研讨的内容之一。     

民国时期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与抗争

鉴于商会制衡国家的潜在势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会进行了整顿改组,但政府对商会的强权控制未能在短期内得以实现。改组后温州商会组织力量遭到削弱,但并没有完全丧失其独立性。在与政府诸多合作中,商会借助政府力量发挥自身能量,提高了为会员服务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商会的自主精神;而在反对政府控管的过程中,更让人真切感受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不和谐音符强烈地跳动。这充分证明了商会具有较高程度的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的性质。     

抗战前商会对日本在华北走私的反应与对策

抗战前,日本在华北的大规模走私活动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而且沉重打击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商会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缉私运动中,不仅大力宣传政府的缉私政策,而且采取多种具体行动打击走私。在缉私运动中,商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政府重视,诸多意见与建议也被后者采纳。由此可见,抗战前商会在社会经济建设中依然发挥着较大的能动自主性,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     

抗战后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简论

抗战以后,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商会联合成立了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后,联合会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拓展海外市场,尝试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国家政治,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尽管政府认识到商会在推行相关政策方面的巨大作用,但却无意赋予它在政治、经济参与方面更大的制度空间。     

20世纪3O年代汉口商会特点论析

20世纪30年代初,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新商会法的精神,汉口商会进行了改组.虽然,新商会仍然以发展工商业为要旨,但是在构成基础、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联系及其影响——以厦门商会为例

近代以降,商会作为商人的组织首先由清政府倡举,海外华人纷起而效仿。本文以近代厦门商会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海外诸华商总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考察这一联系的社会影响。在整个近代过程中,厦门商会有意地强调其与海外华商总会之间的联系,并在处理国内、本地事务中反复对此联系加以运用,以增加商会活动的影响力,从而达到影响政府及其他社会势力来使本团体获益的目的。     

香港回归前的公共财政研究

《基本法》第１０７条强调平衡预算、避免赤字及政府总开支要与香港总产值增长率相适应。这是未来特区政府应坚持的财政原则。这一原则源自香港政府长期一贯坚持的“量入为出”的审慎理财哲学。然而，港英政府在９０年代后过渡时期则逐步背离了“量入为出”原则。本文通过对港英政府背离这一原则的原因、后果及我国政府干预的研究，说明坚持香港政府以往一贯奉行的、在《基本法》中又加以重申的“量入为出”原则，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条件     

社会变迁、国家因素与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宗乡文化之复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为了适应世界、亚太地区的变迁,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的新形势,对其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在文化上推行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政策,这些新的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为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和中华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当上世纪80年代政府重新赋予华人社团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功能之后,几乎所有的华人社团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尽最大的努力促进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当代华人宗乡文化的内容与形态有:中华传统节庆活动、制度化的常年宗乡文化活动、由方言社群主办的“方言文化节”.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一个新的发展动向,是为中华语言文化在非华人族群的传播中扮演桥梁作用.     

行业协会商会培育、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行业协会商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的先天发育不足,要使其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从政府方面说,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支持不够充分、管理力量薄弱,法制保障滞后等方面的问题;从行业协会商会自身来说,存在着覆盖面低、结构失衡、组织活力不足、资金和人才匮乏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我们从解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认识问题入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和扶持优惠政策体系,提升制度执行力,同时通过加强行业协会商会的自身建设,才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的不壮大和健康发展。     

20世纪早期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与西文簿记案

20世纪上半叶是亚洲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也是海外华侨华人探寻自我生存模式的过程.1909年始,菲律宾华商因政府要求采用西文簿记,在马尼拉中华商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历时长久、声势浩大的“西文簿记案”抗争运动,以维护和争取华侨华人权益.这场“簿记案”抗争运动历时27年,充满冲突与妥协,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菲律宾马尼拉、怡朗、宿务等地中华商会得以快速成长,逐渐成为菲华社会的领导团体和组织中心.在长期的交涉和抗争中,华商积累了丰富的海外生存经验,实现了自我调整,并逐步适应乃至融入居住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