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革命”哲学品格的实践——丁玲1940—1942年思想与创作研究

本文从启蒙与“革命”哲学的关系视角探讨了丁玲1940-1942年间的思想与创作,分别从启蒙认同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革命”哲学的内涵与品格及其丁玲的文学实践等方面,阐释了丁玲的文学启蒙乃是一种“革命”哲学品格的实践。     

《启蒙时代》：成长叙事与“革命”意义的消解

王安忆的近作《启蒙时代》是当代长篇小说“文革叙事”的一个独特范本。它以“成长叙事”切入对“文革”历史的想像与重构，通过书写“文革”背景下一代少年成长中的身体启蒙、生活启蒙和思想启蒙，进而对“革命”的异化、非理性作出了诗意的反思，张扬了一种回归理性与真实生活的人生态度。     

现代性视野下中国农民的“五四”影像

中国“五四”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基本步调一致,主要目的是为中国寻出路,主要表现出“启蒙的”“审美的”和“革命的”三副现代性面孔。“五四”现代性主要起源于西方,但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被本土化、当下化了。因此,无论提出何种文学主张,最终都会呈现出“救亡”姿态,只是探寻的路径和策略有所差异。文章以“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作为观察点,以期看到启蒙的乡土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反命题;审美的乡土小说对前现代乡村社会的乌托邦想象和中国农民原始生命力的推崇;革命的乡土小说以审美的形式去表现被启蒙后的农民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审美与功利的纠葛———梁启超“文体革命”的文学之思

依据文学的本质理论, 对近代文学的“文体革命”所涉及的内在矛盾、文学与启蒙的“吊诡”以及审美迷思, 进行重新的美学检视和文学反思。其中, 梁启超的“新文体”与“新小说”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对于近代“文体革命”的经验是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的。     

“人”与“国”:新文化诸将与国民党右翼的对话

后“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落潮,“革命”的逻辑渐渐取代“启蒙”与“复兴”。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中心的新文化诸将在与国民党右翼的对话过程中呈现出“立人”与“立国”的思考。胡适对“个人主义”的坚持、对“实验主义”哲学的尝试和周作人对国民党杀伐的批评、对政治力量的拒绝,构成了对“立人”与“立国”的重要思考,这些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谭嗣同“冲决网罗”思想与“五四”启蒙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激烈程度上,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谭嗣同与“五四”启蒙思想家在政治上、道德上、思想观念上、学术上等方面都对传统的黑暗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剖析。因此,早于“五四”运动20年为改革献身的谭嗣同则实是“五四”启蒙的先驱。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赵树理与现代“元话语”

本文把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为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标准为首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存在两种“元话语”,启蒙“元话语”和不断革命“元话语”,后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核心。赵树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乡村关怀不会随着“元话语”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启蒙到不断革命,赵树理文学一直以乡村伦理和农民利益为中心,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个“主体性”意义的标准。作家不应该屈服于某种权力话语,今天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应该吸收各种“元话语”的优秀部分形成赵树理式的东方化叙事。     

也谈“启蒙”与“救亡”

在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热”中,关于“启蒙”和“救亡”,也算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前期,启蒙居主导地位,“五四”后期,救亡上升为主导,于是“救亡挤掉了启蒙”,从而使“五四”开创的启蒙运动出现了“断裂”,“五四”以来的文化和文学,自然也就成为白茫茫的一片历史空白。这倒是值得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救亡没有挤掉启蒙     

“乡愁”的美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

长期以来,对乡土书写的研究主要立足启蒙视野,彰显写实意图,将注意力集中于作为文学题材、思潮和流派的“乡土文学”,对乡土书写的源头——“故乡”以及对“故乡”的叙述——“乡愁”反而缺乏深入探究.“故乡”及其书写——“乡愁”既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性困境的表征.立足现代性的危机视野,“故乡书写”就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感精神归宿问题关联起来,成为进入中国现代性问题情境的另一路径及现代中国主体最重要的建构渠道之一,并与启蒙和革命构成张力性的对话.经由回忆与想象、叙事与抒情、认同与归依,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愁”书写已经形成一套丰富和复杂的美学机制和传统.它将成为一直置身于现代性难题中的汉语写作的宝贵资源.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 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国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略论近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

略论近代中国的“启蒙”与“救亡”张丽萍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主题．它们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到底是救亡引发了启蒙，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我以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是由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的。１８４０零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把...     

革命进化论与陈独秀的启蒙激进主义

进化论为陈独秀启蒙主义的价值内核。陈融“革命”与“进化”于一体的革命进化论,不同于晚清维新派的渐近进化论。在陈的启蒙思想中,其反传统主义、文学革命论、反宗教观、唯科学主义、世界主义及社会主义,无不以进步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一以贯之。革命进化论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和思想解放提供了价值合法性,它不仅是陈激进主义之“现代/传统”两极逻辑的价值预设,而且为他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之门。     

“阿Q”与“不可难闻”之比较

鲁迅先生以其理性启蒙思想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阿Q。当代作家曹乃谦笔下仍旧有一个麻木冷漠、盲目自大、欺弱怕强、健忘中庸的人物“不可难闻”。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仍能发现阿Q和“不可难闻”他们身上一脉相承的精神和言行。本文将从作家不同的叙事视角，人物自身的“精神胜利法”和人物对革命之态度来分析阿Q和“不可难闻”。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兼评李泽厚的“救亡(革命)的主题压倒了启蒙的主题”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容怀疑和抹杀的。时至今日,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思想界的一些人,竟将它歪曲和贬低为“农民革命”、“救亡(革命)的主题压倒了启蒙的主题”。笔者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启蒙与政治、经济、思想等活动作出科学的阐述,从而推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结论。     

"小说界革命”与启蒙大众

清末的“小说界革命”产生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为启蒙大众救亡图存,小说作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受到特别推崇。“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强化了小说教育民众和改造社会的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小说的改革,使小说在内容上向着现实化和政治化,在形式上向着通俗和大众化转型。     

新时期文学“疯癫”形象的启蒙诉求

“五四”时代的核心精神是“启蒙”。新时期文学的“启蒙”诉求则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一种继承和补充。本文从三个方面表现这种“启蒙”诉求：对“文革”极端政治的灾难性叙述;城市经济文明带来的人的道德失范;民族文化之“根”的认同与超越。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的界革命的综合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诗界”，然而，这一点却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黄遵宪的大使参赞工作便于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借鉴别国变法成功之经验，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欲望，以“诗界革命”为突破口进行思想革命成为黄遵宪人生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说，黄遵宪即是一位觉悟很早，自觉程度很高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师夷长以制夷”积极尝试者，还是一位兴教育、开民智的主动实施者。他的“诗界革命”几乎包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进步因子，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 一次预演。“诗界革命”以及围绕诗界革命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渠道和措施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借鉴。     

启蒙逻辑与另类批判——“五四”时期沈从文“从文”的心路历程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思想改造入手的具有文学启蒙性质的“社会改造运动”。从早期的经历到“五四”文学的启蒙体验,沈从文从改造社会和国民的向度上理解了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并开启了人生的“从文”之旅。其个人的特殊体验契合了“五四”多元思潮的律动。由于都市生活的强力压抑,激发与激活了几千年巫楚文化储存在沈从文脑海中的文化基因,唤起了对湘西文明的皈依与诉求,并引发对所谓都市与乡村文明的另类启蒙与现代性批判。“五四”时期是沈从文“从文”的人生转折与起点,几十年的风雨洗礼,他成就了作为文人的自己。     

“白话文运动”历史轨迹的重新考察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近代历史阶段。有识之士们痛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日趋严重;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长处以补自己的短处,这就包括了从“船坚炮利”到“中体西用”的技术,乃至政治体制、文化改革、人才选拔,一直到启蒙大众。 伴随着戊戍变法的维新运动,谭嗣同、夏曾佑和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新文体”以及“小说界革命”等等。 这些涉及文学及文学表达的企求,实际上都已逼近到“白话文”问题。 中国的语、文不一已经是历来以久。语、文不一,既造成了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分隔,同时,又对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的社会底层,尤其是劳动者的文字表达造成了障碍、困难与窒     

“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

中国“启蒙”概念自近代以来增添了西方文化内涵,而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自觉地将西方“启蒙”作了实用解读。通过对中西“启蒙”概念的语义分析,在比较视域下呈现中西“启蒙”概念的差异及其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运用过程中走入的误区,强调当代中国应对传统文化中启蒙资源的向善内涵、当代启蒙主体的把握以及启蒙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上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