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交往——两种自由观念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文章在阐述规训与交往的理论基石即现代道德教育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从规训与交往的视角反思了现代的道德教育,认为现代的道德教育,正以“压迫”、“奴役”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对学生的消极自由进行着“规训”,以“启发”、“诱导”、“灌输”等手段对学生的积极自由进行着不平等的交往,但大学校园的亚文化,学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却是在自由自主地阅读、上网等各种不同的交往途径中形成的。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事件营销的道德问题分析

事件营销近年来国内外流行的一种营销手段,本文是以"王老吉"营销事件为例,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不同的道德观进行分析,得出消极自由认同事件营销,而积极自由批判事件营销的结论。     

伯林消极自由思想所引发的质疑与回应

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阐释成为当代西方政治自由的主流的解释,通过把自由划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种自由并对二者的历史进行考察后,他极力推崇消极自由。然而消极自由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引起很多的批评与争议。     

论庄子自由思想的双重内涵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由理论,他认为自由具有两种含义,即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在庄子的思想中同样具有这两种不同的自由。从社会现实层面上看,庄子将"人间世"视为一个充满了苦痛和无奈的地方,所以他只好逃离现实,把期望寄托于理想之中,幻化出一个自由的理想世界,追求一种没有世俗羁绊和利害关系的自由的人生。这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的自由理念,完全脱离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自由观;但是从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层面上看,他把精神自由转换为一种审美自由,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两种自由概念之辨——论伯林的自由观

以赛亚·伯林明确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其贡献在于厘清了两者对于自由本身的作用。消极自由要求保障最低限度的自由领域,积极自由的自我实现则外拓自由领域;前者一味退守将扼杀自身,后者一味外拓将丧失自由本身。两种自由虽然都存在正反两面的意义,但自由的最终获取恰恰是基于两者的相互依存,而其中消极自由作为屏障,从中导出的自由选择更需要得到重视。     

寻找“自由”的另一种定义——昆廷·斯金纳对“自由”的理解

在当代社会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中,英国思想家伯林把"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并且这一定义被广为接受.斯金纳教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并且通过对思想史的"知识考古"提出了"自由"的另一种定义,只有在共和的政治体制下,我们才能够获得自由和保有自由.这样,斯金纳就打破了人的"自由"与政治体制没有联结的"消极自由"观,希望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结合中来保有我们的自由,避免受到强制和奴役.     

自由：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弗洛姆与伯林之间

伯林在<自由论>中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并认为弗洛姆的积极的自由会导致自由的反面.伯林的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弗洛姆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自由在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同时,将不受他人干预的消极自由看作是实现积极的自由的必要条件,认为人有在不同方向间选择行为的自由与能力.同时,他关于逃避自由的分析也破解了伯林消极的自由不会走向其反面的观点.     

宪政民主制与两种自由理念

宪政与民主分别同消极自由理念与积极自由理念相对应,也就必然反映两种自由理念的对立统一关系。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分别回答了“谁治理我?”和“我被治理的程度如何?”这两个问题,但它们要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民主主张积极参与和行使国家权力,宪政则强调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为目的限制政治权力,两的互补互动、磨合产生了宪政民主制,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人类政治生活中重大的两难问题。     

消极教学自由及其积极价值

消极教学自由是指教师在教学中的最少强制状态,是一种"除规则禁止以外都许可"的自由。积极教学自由是教师进行正确教学的自由,是自我实现的自由,是"除规则许可以外都禁止"的自由。和积极教学自由相比,消极教学自由具有基础性,因为它不存在戕害自由的危险,是积极自由的条件,比积极自由更有价值,也更接近全称的自由。消极教学自由的积极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确证教师作为人的存在,确保教学活动的合理性,为教学创造提供可能,有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内心沸腾

人类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虽说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令人烦闷,但消极、盲目地陷入无意识的生活更加可怕,这些人会逐渐丧失主观能动性,被他人或社会变革推搡着往前走,而不能自己掌舵。可能有人会说,那是不想给自己压力和束缚,无意识的生活意味着自由。伯林在《自由论》中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个概念,两者虽同属于自由的范畴,但"积极自由"只取决于自我,被理性或自我意识推动。     

论教育自由的内涵

本文从教育与自由的关系、教育自由的主体和儿童的教育自由三方面讨论教育自由的内涵,认为教育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统一,教育领域中存在的三对"不对称"关系是理解并实现教育自由的切入点。目前,有关儿童教育自由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硕,但多处于初级阶段或衔接阶段,相关研究应更多关注"如何做"的问题,在实现儿童教育自由的众多举措中,我们更应强调培养儿童成为自由创造的主体,实现儿童的积极自由。     

解读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兼论柏林对马克思自由观的误读

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源于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探讨,柏林对消极自由的推崇、对积极自由的贬斥改变了牛津唯心主义自由观的基本方向,恢复了久违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但将消极自由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必然会破坏自由的整体性。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文章在梳理柏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理论渊源的基础上,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进行解读,并依据马克思自由观的原貌回应柏林对马克思自由观的批驳,最后浅谈对自由问题的理解。     

试论学生消极自由观的培养

消极自由有别于积极自由的核心在于,它具有确保个人享有不受外力侵犯而免于奴役地位的防御性功能.这对于市民社会中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个人幸福的实现意义重大.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学生消极自由遭遇贬损而积极自由过度张扬的现实.学校教育必须从消极自由的路向出发,使其制度建设和职能运转符合权利本位原则、普遍主义原则以及程序正义原则,通过学生消极自由观的形塑以涵养其公民品性.     

弗洛姆的自由观评析

弗洛姆认为自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积极的自由,一种是消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就是指自发的做事,消极的自由指的是解脱什么的束缚。弗洛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了人类既追求自由又想摆脱自由的矛盾心理,以此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原因及现代人的心理空虚,这些对现实都有启发意义。     

教育制度改革的正义取向:自由成“人”——基于哈耶克“无知”的视角

教育制度改革应以保障教育自由成"人"理想为根本旨归。正义制度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规训和控制人的发展,这可以从哈耶克自由哲学中的"无知"观获得证成。要建构正义的教育制度,解放教育实践中的广大师生,首先要确保教师的消极自由,这是学生成"人"的根本保障。当然,为防止教师僭越自由的可行范围,教育制度也应谨慎维持师生自由边界的平衡,这以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依据。     

自由教学与规训教学的失衡与平衡

规训与自由这组对立,在历史的反思中逐渐受到规训的冲击,教学从深度完整状态逐渐走向身体与灵魂割裂的现实境遇。重新认识规训与自由张力平衡的必然因素,探寻规训教学与自由教学张力平衡的现实标准,揭示现实教学的多重困境,在生命成长的基石上建构教学发展的新理路,为教学生命主体的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价值导引,为规训教学和自由教学的张力平衡寻找支点。     

农民自由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体现了对农民自由问题的充分关注。自由可以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新农村建设政策试图从两个方面推动农民自由问题的解决,展示了良好的前景。     

以自由的名义：柏林的“两种自由说”及其启示

文章通过分析麦卡勒斯和泰勒教授对柏林的批判,试图澄清柏林“两种自由区分”的内涵和价值。分析查尔斯·泰勒教授的“机会概念”和“运用概念”之后,文章指出柏林的“消极自由”并不是狭隘的惰性自由,消极自由自身即带有积极但有限的“能力”的意味;通过重新研读柏林的《两种自由》原文,认为“积极自由”的形而上基础是对启蒙以降“理性”能力的非理性扩张,而对积极自由有害性的有效限制则应始自对理性的基本怀疑。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数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两种概念作了区分。虽然他们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上与伯林的阐释基本相同,但对二者的态度与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截然有别。张申府与吴恩裕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更为偏爱积极自由。张佛泉把自由分为两个指称,他虽然极力抨击积极自由,但也认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与第二指称下的自由并不冲突,二者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论萨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萨特的自由观以自由、选择与责任为核心,其自由观中对个体生命存在创造性、超越性的积极肯定,对个体自由能动的选择和勇于承担责任的强调对当前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有以下启示:关注生命存在,提升生命意义;树立选择意识,增强选择能力;加强责任教育,培养责任意识,使道德教育实现由"教会顺从"向"学会选择"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