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苏轼的人生思考

在苏轼的青年时代,对人生的思考已成为其文学作品表现的重点。在《南行集》中苏轼即已流露出对有限与永恒、仕与隐的困惑;正式步入仕途后,他对时间与生命、仕宦出处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踯躅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内心斗争相当激烈。苏轼人生观的形成与其个人禀赋、家庭背景以及蜀地特有的乡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苦痛中的抉择——仕隐情结在苏轼词作中的情感转化

苏轼的一生中始终交织着强烈的入世精神与浓郁的归隐情怀。在其词作中,可以感受到仕与隐的矛盾冲突在苏轼内心世界的激荡。同时也能从中读出苏轼内心仕与隐的情感转化的流程:由杭州通判时的“致君尧舜”发展到密州时的旷达、洒脱;再到黄州时的乐观、超脱;居惠州、儋州时的自在适性。苏轼将儒家入世哲学与释道出世精神相融合,成为调和仕宦和退隐矛盾的典范。     

论苏轼对"老"的积极消解

苏轼的诗文中普遍存在叹"老"的情结。苏轼叹"老",但善于积极地消解"老",主要方法和途径就是"隐",即隐于田、隐于梦、隐于酒,无意功名利禄,达到超尘绝世,淡泊宁静的"闲"之境,以返归自然的态度对待现实人生,从而探索生命的真实意义。     

论苏轼黄州诗词创作中的“心隐”情结

苏轼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其政治处境、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皆处于空前惨淡状态。在此期间,苏轼主观上选择＂心隐＂的生存方式,冲破＂隐＂与＂仕＂的二元对立,在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创作心态中开创了黄州诗词恬淡、清空的艺术境界,具有至高的审美价值。     

“忘”与“游”：苏轼心隐的精神家园——苏轼遭贬后的心灵透视

苏轼遭贬后,为什么不归隐?在贬谪期间又以什么思想战胜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本文认为,感激皇恩,受唐宋时期“中隐”思想的影响,以及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这是苏轼不归隐的原因。本文还从我国古代文艺美学出发,具体分析了孔子的“孔颜之乐”、庄子的“游世”思想以及禅宗的“随缘”思想使苏轼超脱了贬寓黄州、惠州和儋州的痛苦,使其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天地精神的人生审美高度,从而建立起心隐的精神家园。     

"忘"与"游":苏轼心隐的精神家园——苏轼遭贬后的心灵透视

苏轼遭贬后,为什么不归隐?在贬谪期间又以什么思想战胜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本文认为,感激皇恩,受唐宋时期"中隐"思想的影响,以及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这是苏轼不归隐的原因.本文还从我国古代文艺美学出发,具体分析了孔子的"孔颜之乐"、庄子的"游世"思想以及禅宗的"随缘"思想使苏轼超脱了贬寓黄州、惠州和儋州的痛苦,使其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天地精神的人生审美高度,从而建立起心隐的精神家园.     

苏轼黄州词中的归隐情结论析

苏轼在诗词文赋中反复吟唱"归去",却终生未曾真正归隐。这种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在谪居黄州时期表现尤为突出。苏轼黄州词中的归隐情结,集中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追求人生理想,完善自我人格的精神需求。而苏轼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成为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典型代表。     

陶渊明与苏轼归隐情结之比较

陶渊明和苏轼,一个是东晋的隐逸诗人,一个是宋朝文官政权下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着归隐情结,而在面对仕与隐的人生命题时,他们做出了不同选择。陶渊明历尽仕途坎坷,经过一番心灵挣扎,最终隐居田园,"归隐"之于他,是回归自然,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是一经决定绝不动摇的人生信念。苏轼始终徘徊在仕与隐之间,内心矛盾,最终没有迈出归隐的那一步,"归隐"之于他,是无奈,是向往,是对现实的逃避,却不是生命价值的终极实现方式。     

论孔子的“储藏”之“隐”

向来被认为积极入仕的孔子确亦有"隐"的思想。细审孔子之"隐",其思想与庄子等避世的"躲藏"之"隐"是有区别的,孔子之"隐"为"储藏"之"隐"。孔子不仕而隐在于孔子志于己道,孔子的人生追求便是贯彻自己修己安人的仁礼之道。     

论苏轼诗歌创作与佛禅关系的三次转折

苏轼接受的是中国禅宗,而摈弃的是印度佛教的外形。他对禅宗的接受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分别是倅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惠儋时期。苏轼人生经历的这些变化,恰恰与中国佛教禅宗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历史沿革,有着某种内在的吻合和联系。这些吻合与联系,从宏观背景上促进了苏轼对佛禅的基本态度的形成。苏轼凤翔时期主要接受佛教艺术史,倅杭之后开始渐次深入到中国禅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这种转变既有苏轼个人人生经历的必然性,也有与苏轼贬谪所在地域佛禅情况的吻合,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轼由佛向禅的发展演变。     

苏轼艺术创作思想之“形”与“神”

苏轼艺术创作的形神观主要是由"赋形""传神""意气"等组成,苏轼对神的观照是建立在形的基础上,他突出的贡献有两点:一是从气化形神到艺术形神动态转化过程中,苏轼以自身艺术创作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将"神"意化和韵味化。苏轼"文人画"主张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同时揭示了诗情画意的审美理想是苏轼对"形"与"神"的最高追求。     

论苏轼《和陶诗》的创作缘由

北宋时,陶渊明的地位被推向了顶峰。苏轼在时人的感召下,对陶渊明有着特殊的感识。他平生尤其是晚年之所以创作大量的《和陶诗》,源于其与陶渊明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两人都曾胸怀大志,关心黎民百姓,希望建功立业;都是感情丰富、注重情趣之人;在挫折中都能表现出达观的人生态度;都具有真率自然、不拘一格之性格;都具有共同的诗学观点。但苏轼的《和陶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模拟,其中既有对陶的认同,也有对自身精神的一种超越。     

苏轼对陶诗“自然”美的阐释

在陶渊明经典化过程中,苏轼的“发明其妙”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苏轼之“发明”最为主要的内容在于对陶诗自然风貌的揭示,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诗人自然、率真人格境界的阐释,二是对其不刻意雕琢、“无意”为诗艺术风格的阐释。     

苏轼对自然美的情感寄托

苏轼仕宦40余年,仕途坎坷。终其一生,酷爱自然美,并创作了大量讴歌大自然的诗文,寄托着他丰富、生动、深刻的情感。从比德、禅悦、怡情三方面来分析,苏轼的情感追求无不给现代人以昭示。     

态度决定高度——论苏轼的官场成败

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无不汲汲于功名,但大多历尽挫折,只能划归失败者之列,而且名气愈大,挫折愈深,同时挫折越大,成就越高,其原因令人深思。苏轼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从苏轼本人的诗文和各种文学作品对苏轼的描述来看,苏轼超脱旷达、率性无拘、蔑视功名,这种性格和态度是他仕途失败的关键所在,也是他在文坛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元祐六年后的苏、秦关系及其他——试论秦观《踏莎行》的曲折寄托

元祐六年七月，苏轼受到贾易的弹劾。秦观从苏轼处得知自己亦附带被劾，便立刻去找有关台谏官员疏通。秦观的失态使得苏轼兄弟的政治操行遭到政敌的攻讦，而苏轼与秦观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分析表明，秦观作于绍圣四年春天的那首名的《踏莎行》的下阕，很可能是其在流放岁月中，通过同为苏门友人的黄庭坚，向苏轼所作的曲折表白。     

从苏轼“论管仲”说开去

在苏轼浩繁复杂的散体文章中,论说散文是一大类,而在其论说散文集群中有关历史人物论又是一类抢眼的文章。苏轼一生先后有四篇文章专门议论评价管仲,其议论评价的重点及表现手法都有差异。比较这些文章的差异,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显示出苏轼早期论说散文与后期论说散文审美价值演变的一些特征。这些演变特征是其人生阅历磨励的结果,是其文学思想的新变与发展的产物,体现出从“有为而作”到“以意为主”、从“有所师法”到“苏氏法门”的价值走向。     

考述并重 文史合一——曾枣庄先生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评介

曾枣庄在宋代古籍整理研究、三苏研究和宋代文学史研究三个领域成果丰硕,大部分著作因具开创性获得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认可。中国古代文体学是他近年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该领域的许多成果对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曾枣庄的研究特点是论述性、资料性兼具,考述并重,文史合一。     

史铁生的精神空间

史铁生是一位思考型作家。在纸与笔的世界里,他从个体出发构建了人本困境下的精神家园,历经精神炼狱,从容地完成了形而上的艰难求索,从而以理性与智慧发掘出“过程即目的”的哲学蕴涵,探寻到突破生存困境的精神之路。作为启蒙者,史铁生的生命沉潜内蕴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爱与心愿的积极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