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二京赋》“实用”特色的儒家思想动因

张衡认为大赋应发挥出有补风规的政治功用,在张衡笔下,《二京赋》能注重契合现实,反映社会弊端,具有鲜明的"实用"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跟张衡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由于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张衡形成了一种尚实的学风和作风,而对虚妄之事极力禁之;并且形成了强烈的入世致用之心,形成了文必有用的创作思想。张衡的《二京赋》因注重创作的实用性而把大赋创作推入了政治化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大赋的审美色彩。     

赋为诗体论

关于赋的归类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清末大学者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中则明确提出“诗为赋心，赋为诗体”的论断。本人认为此说甚为精当，可谓至论。本文从赋起源于诗歌、赋有诗之特质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从“未央宫”看汉代宫殿建筑文化——以《西都赋》和《西京赋》为例

通过对《西都赋》和《西京赋》中未央宫的描述作以考察,分析京都赋中所反映出宫殿建筑文化的政治性、礼制性和艺术性,探讨建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京都赋中对建筑的描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的美学理想、汉代的时代精神和强盛国力。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浅论柳宗元赋的艺术特色

柳宗元以丰厚的文化底蕴、博大的胸襟为驱动力,创作出的赋,充分发挥了赋的特质.境界开阔,又包括宇宙之心;纵横开合,有欲擒故纵之妙;简洁挺拔.从而在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汉代都邑赋城市史料价值研究综述

汉代都邑赋具有极高的城市史料价值,剔除夸炫部分,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考古发现进行甄别,可补正史之阙。不少学者利用汉代都邑赋来考察两汉城市的自然地理、宫殿建筑等物质文明。汉代都邑赋保留了许多城市生活史料,学者充分利用相关文本来考察两汉城市社会、商贸、民俗、娱乐等活动。考察汉代都邑赋,还可更好地还原东汉迁都之争的真相,并探析时人对国都功能、城市文化审美的看法。     

秦观:飘摇词心

《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只赋，赋才也；长卿，卿新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字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况其下耶？”在这里冯煦特别拈出“词心”来谈秦少游，确实颇具眼光。“词心”作为评赏词人的一个标准，切合了词体的特征，因为词作为隐约幽微的情绪抒发，确实更多地借助于心灵深处的一种敏锐的感受。而且在评论中冯氏更肯定“词心”，认为“词心”胜于“词才”。     

古代都邑赋的城市文化观念

都邑赋是记载都邑文化的载体。它以京都或一般邑城为摹写对象,在刻画都邑地理形胜、建筑宏伟的同时,体现出尊重礼制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念,集中体现了都邑的政治意蕴,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纵观都邑赋对于都城建置的描写,可以看出诸多城市建设理念如：拱卫环周、四塞之地的都城选址原则;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的原则;崇尚＂大壮＂之美的思想。     

为赋闲愁登高楼——古诗词中的“楼”意象初探

楼,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开始是出于军事目的,后来成为风景园林建筑。中国古代多在临水之地建楼,取凭高远眺、极目无穷之妙。故文人墨客经常登楼一游,或登楼望远抒思乡怀人之情;或居高感怀发家国身世之慨;或高楼送行伤离人惜别之意……因此,登楼赋愁便成为古代诗人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文化现象。古之诗人登楼所赋之愁因其处境不同而种类繁多,这里简述几例：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字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论司马迁的赋家心态

司马迁不仅擅长赋的创作,而且格外推崇这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文体,刻意在自己的<史记>中载录了赋家及其作品,论述了他对赋的看法.他还结合自己的作赋心得,把大赋的创作经验借鉴到了<史记>的撰著中,使这部巨著具有了"赋迹"和"赋心"的特色.从而展示了自己深沉而自负的赋家情怀.     

关于汉赋的“丽以淫”与“丽以则”

以丽为美是汉大赋最鲜明突出的文体风格 ,从侈靡的“丽以淫”到平实的“丽以则”,反映了汉赋由“辞人之赋”到“诗人之赋”的流别演变。这种一代文体和文风的变化 ,受当时儒家经学教化讽喻思想和尚智求实精神的影响甚大 ,是一个用功利态度和实践理性消解汉赋铺排夸饰的“侈丽”之美的过程 ,也是导致赋体文学衰落的一个思想文化因素。     

红色文化赋能“大思政课”的生成逻辑、独特作用、优化路径

“大思政课”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主要动向，红色文化是助推“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驱动力。要深刻认识红色文化赋能“大思政课”的生成逻辑，准确把握红色文化赋能“大思政课”的独特作用，有效探索红色文化赋能“大思政课”的优化路径，推动红色文化与“大思政课”紧密融合、有机统一、互为补益，使红色文化更多更好更优赋能“大思政课”全面建设。     

《威凤赋》与唐太宗的思想

通过梳理相关史料，确认太宗《威风赋》是赐予长孙无忌的。太宗通过《威风赋》，追思建立王业的艰难，表现了对功臣们的感激之心。同时，《威风赋》也是太宗的精心结撰之作，充分体现了太宗的文学思想。《威风赋》与贞观文坛的审美倾向基本吻合，是太宗文学思想的一个示范，也是太宗的文学思想影响贞观文坛的一个桥梁。     

“置生死于度外 存事业于胸中－－醉心于神话和寓言的历程、心态与治学16字真言

本文概述了作者四十多年来钻研神话、寓言的历程，总结了治学之道－－情深、意坚、志大、求学、学博、思多、心广、法正。     

从传统美学看汉大赋之式微

作为汉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汉大赋以其宏大的构架、靡丽的文辞、豪迈的笔调著称.然而,自西汉中后期起,甚至包括赋作家本身在内,对汉大赋一直是贬之者多,赞誉者少.人们普遍认为汉大赋的“少真而溢美”是其作为“一代之文学”,既受讥遭贬于当时,又零落衰绝于后世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从中国传统美学崇尚简约之美和不加雕饰的“白贲”美的视角探究汉大赋衰微之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汉赋与地域文化的整合

汉赋与地域文化整合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骚体赋是地域文化整合的启明之光,散体大赋展示了地域文化整合的恢宏图景,而其中的京都大赋则堪称地域文化整合的聚合效应。     

汉赋的时代精神之变迁

汉赋的流变发展有种种分类方法,按照汉赋的时代精神的变化,可以将汉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失志之赋、御用之赋、经儒之赋、自我刺世赋。失志之赋是把忧国忧民的情怀内化为一种自我排遣;御用之赋气势愈大,气格愈低;经儒之赋贯注着经学儒学气质;自我刺世赋以情感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体现出人的价值并同时获得了诗的意义。     

汉人未论大赋原于古诗之赋说

历来讲论汉代大赋渊源者,莫不征引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为据,似证明汉赋原于《诗经》之“赋”。从东晋至于近世,陈陈相因,已成定论。然而,我们细按班固原文,并无丝毫探讨赋做为一种文体的源流之意。连类而及,细考两汉人论赋之文,竟也没有一人,一文谈大赋与古诗之“赋”渊源关系的。所谓赋原于古诗之“赋”的观点,乃是东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假班固之片言推演出来的“新说”。今略论说于次,又以见汉人审美追求之所由。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