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诗的民俗特征

唐代西域诗是对西域生活的真实写照,尤其对唐代西域民俗有着比较全面的反映。这种风俗的反映,不仅创造了唐代西域诗的独特魅力,也创造了唐代西域诗的独特风格。通过对唐代西域诗中所反映的西域音乐、舞蹈、人群生活方式等的研究,探讨了唐代西域诗中民俗特征的丰富性与典型性。     

唐代诗化的音乐和西部乐器

如果没有乐器的发展、外来民族音乐的渗透以及唐人对音乐的特殊爱好，就没有唐代的乐诗和声诗的繁盛。西部乐器和音乐因素的加入，大大改变和丰富了中原音乐，唐代诗歌中所反映的音乐演奏状况，正是中原地区人们接受西部音乐和乐器的过程和心理感受，为后世留下了被诗化了的音乐，从中可以看到西部音乐从民族的、民间的“新声”逐步主流化的过程。通过对西部乐器的流布历史考察，却发现另一种有趣的现象，即许多乐器与中原地区早期的乐器同源，或是从中原传入西域的，例如秦琵琶和筚篥之类，经过改造和发展，伴随着西域音乐再次流入中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乐器。     

唐代拓枝舞的变迁及其艺术价值

拓枝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宫廷舞蹈,其发端于唐代,与高丽的莲花台舞蹈非常相似,有着极高的审美及娱乐价值。同时,唐代拓枝舞作为由西域传入的舞蹈,还成为当时世人赞美并模仿的对象,从侧面反映了西域乐舞对中原文化的浸润。     

浅析中原文化在吐蕃的传播影响--以文成公主和亲为例

唐朝文成公主的和亲,为吐蕃带去了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技术文化,此次中原文化的传入促进了吐蕃的发展,在人民生活、社会发展进程等多方面均有显著表现。文章从吐蕃发展的前后变化入手进行对比,分析中原文化在吐蕃的传入及影响。     

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文章主要从考古学、文献资料等角度对中原与西域在先秦时期存在的联系进行了概述证明,并根据这些早已存在的联系,从经济交流、文化艺术和思想观念上具体分析了这种联系所产生的影响,旨在说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就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葡萄文化

魏晋南北朝以前,与葡萄、葡萄酒相关的葡萄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经西域传播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以前,葡萄文化经西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畿向四周及由中原内地向西域、东亚传播、扩展。先秦时期,"蒲陶"一词在西域传播;秦汉时期,葡萄文化已由西域传入中原内地,并在内地逐渐丰富起来,同时开始由中原返传入西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领域扩展,由内地向西域的传播内容增多。     

文学与考古双重视野中的唐代西域乐舞“胡旋舞”

胡旋舞是唐代西域三大乐舞中的重要舞蹈,在唐代文学、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有充分反映。文章从文学和考古双重视野中考察了胡旋舞入华源流、唐代流行盛况以及胡旋舞的舞容等问题,认为胡旋舞传达着一种迥异于中原传统审美观念的美学追求。     

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唐五代时期,中古先民通过丝绸之路同周边及以远地区的各民族进行了频繁的物质、精神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我们从唐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内容的特点进行阐述及概括,看到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展现的双向性、民俗化、本土化、渐进性和回流性的特点。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大规模引入了外来植物、动物以及宗教,中原各种科学技术、动植物物种以及先进的礼俗文化也传入西域诸地;在彼此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的影响下,经过长时期的磨合,异域文化在中国扎根并衍生;外来物质文化和异域艺术、宗教等也对丰富中华文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同时消除不同文化间的隔膜,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唐代龟兹乐舞中“胡风”审美风尚探析

西域乐舞传入中原,在唐代形成一股以“胡风”为美的时代审美风尚,唐代由三大胡舞引领的这股胡风热潮,对中华传统乐舞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唐诗中大量的乐舞诗保存了龟兹乐舞表演的现场记录,剥离掉唐人审美经验的主观感受,再用出土文物及历史文献加以参证,我们能够“还原”龟兹乐舞的历史原貌。探究这股“胡舞”唐人观舞后达成的一般审美共识,对“胡风”审美风尚的兴起、东渐及呈现进行深入分析,力求从西域乐舞中进行文化溯源,解读中华美学精神“和合”的文化特质。     

魏徵与葡萄酒酿造术的传播

魏徵擅长酿造葡萄酒,其中隐藏着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汉代以来,粟特聚落、中亚僧侣将葡萄酒酿造技术第一次传入中原。魏徵是内附高车部落的后裔,高车部落曾在高昌立国,逐渐接触农业生活,吸收了源自索格底亚那的葡萄酒酿造技术。高车王国衰落后,部落离散,人口内附北魏,葡萄酒酿造技术第二次传入中原,其硕果即魏徵造佳酿。唐朝收复西域后,葡萄酒酿造技术第三次传入中原,以后就普及开了。     

"被、受、挨"句辨

汉语句子主语是受体的句子中,以"被、受、挨"句最易混淆,本文分析了三句易混淆之因素,并对词性、词义、词语搭配以及动词的语法作用等方面对"被、受、挨"句加以分辨,以期在教学中帮助留学生准确应用三种句式.     

"有夏"的"有"

"有"的用法很多,其中有一个用法很特殊,即用在朝代、诸侯国、少数民族及一些姓氏名词前,如有周、有狄、有熊氏。有人认为它是词头,有人认为当训为"国",甚至有人认为是动词。如果从其语音、语义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探讨,其用法会有更明确的说法。     

论箕子的“子”不是爵位

箕子的“子”不是爵位,商王朝没有子爵。“子”是由王族的姓变为尊称的。箕子是中国第一个称为“子”的思想家。     

简论《诗品》的“滋味”说

钟嵘《诗品》中的"滋味"说体现了其诗歌审美理论,在古代诗论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滋味"说吸收了前人"味"论的文艺思想成果,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五言为体、抒情写景的详切充分、追求"自然英旨"、"风力"与"丹采"的具备等方面,它对后世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有+VP"句

本文以“有 VP”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有 VP”句的历史发展进程及“有”的独特的语法语用功能,并对“有”语法化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浅谈"两课"教学中的"六多"

“两课”是教育部规定包括高职学院在内的高等院校的必修课,“两课”课程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提高教学质量除了必须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外,还必须做到“六多”,即多看,多思,多记,多背,多写,多听。     

《水浒》的“山头主义”——兼议梁山英雄排座次

梁山有大大小小的“山头”,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间既相互利用又互相斗争,梁山并非“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社会。梁山的座次,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各利益集团在梁山的实力,反映了各利益集团在梁山的地位和各自利益需求。梁山座次的最终排定。座次本身确立了各利益集团在梁山的位置归属和职掌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利益集团的矛盾。梁山的座次,更多的照顾了以宋江为代表的宋氏利益集团的利益,拔擢自己的忠实拥趸和主张以及不反对招安的官军降将的地位,为宋江最终走向招安铺路。     

翻译过程中的“异”与“同”矛盾之辩

翻译的过程中,"异"与"同"矛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异同之间,体现的是翻译的方方面面。对翻译中"异"与"同"矛盾之辩证关系进行论述,分析文化视阈下对"异"的思考。当前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各国间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译者应把握时机,正确对待"异"与"同"的矛盾关系,积极发挥创造性,做文化传播的使者。     

论"人"在《费尔巴哈》中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他们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科学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关系,并对共产主义实质作了科学的说明。然而,纵观这一章,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总离不开一个概念一“人”。“现实的人”是他们展开研究的基础,并贯穿他们研究的全过程,“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则是他们研究的最终目的。反正“人”在这一章中的重要性处处凸现,它成了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是整篇文章的“魂”。     

透视《儒林外史》中的"死亡"意象--兼及吴敬梓的生命意识

<儒林外史>中写了七十七个人死亡,每个人都死得很平和."死人"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刻画了"活人"的性格,可以说"死人"不死.<儒林外史>中的死亡现象与吴敬梓的思想和身世有密切的关系.死亡现象是<儒林外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用"死人"写"活人",是一种非常新颖和别致的思想和方法,寄托了作者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