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的异质性

鲁迅与周作人的新诗创作有共性,但异质性更为明显。表现在在新诗审美特性的选择上,周作人强调艺术的美,鲁迅则更强调艺术的真。在新诗的具体创作实践中,鲁迅的诗思在诗美的层面上达于崇高的＂深,＂周作人的诗情在诗美的层面上显示出和谐的＂善＂。     

精神的贵族与超越的批评——周作人与文艺批评《“沉沦”》

周作人针对郁达夫小说集《沉沦》写的文艺批评《"沉沦"》是现代中国文艺批评史上超越性批评的一个经典案例。在此不再停留在研究《"沉沦"》内容本身及其在中国新文艺批评史上的意义,而是研究周作人为什么会在当时的语境中撰写《"沉沦"》?超越的批评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有如下潜在原因:周作人的性观念与文学创作观、自身当时"多余人"的心境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暗合、唯美-颓废主义文学观的倾向、反对思想统一的文艺批评观。也正是这些原因,彰显了周作人"超越的批评家"的气质。     

民族情感制约下的周作人与晚明小品

周作人与晚明小品之关系,自始至终受其民族情感变化的制约。上世纪,1911年归国乡居时期的《越中＂游览记＂录》,是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之发端;20年代至30年代初,是周作人寻找新文学源流、推崇晚明小品及进行理论总结时期;1933年之后晚明梦幻破灭,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的视角发生了转变,继而转向对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探溯,但局限明显,影响不大。     

论周作人散文平和冲淡风格的成因

周作人在传统儒道释审美思想的基础上,调和了古希腊＂静穆美＂和蔼理斯生活的艺术观及日本＂东洋人的悲哀＂的情感特征,并契合自身的性情气质,形成了周作人特有的个性。这种个性是周作人散文呈现出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的根本原因。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周作人的散文言志论提出以来,受到了多方的责难。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隐逸原因探析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复杂存在,周作人是以备受争议的＂现代隐士＂形象出现的。他之所以会选择与时代主潮迥异的隐逸之路,有多方面的原因。疾病和家庭的影响、日本文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是促使周作人关注自我、走向隐逸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最重要的主因则是周作人对隐逸之路的自觉追求。     

曹聚仁与周作人

曹聚仁与鲁迅的关系是人们所熟悉并经常谈及的;但曹聚仁与虽为鲁迅二弟、却有着不同追求的周作人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的思想和学术以致性格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本文想提供一些有关曹聚仁与周作人关系的材料,以供对此课题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周作人附逆考辨

周作人何以走上民族罪人的道路,这是许多人关心的大题目。数十年来,学术界人们一直试图对此做出科学的解答,但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多样性,至今,各种解答并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还是仍然存在,尚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辨。＂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在为人处世诸多方面,逐渐滑向了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七七＂事变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周作人不愿追随国民政府南迁,其自外于国家存亡大局的＂超政府＂个人主义行为,终于驱使他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以至沦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从期待视域看新时期周作人文学的接受

周作人文学对一切非人的权威的无情解构,对＂以人为本＂的强调,人的世俗化观点以及那种既注重开放、发展,又兼顾理性、宽容的人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大众传媒、大众消费的今天,符合读者的＂期待视域＂,这是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的文学接受热度不减的主要原因。     

周作人与佛教文化之关系初探

周作人自称“半是儒家半释家”，明白道出其受佛教文化影响，周作人喜爱佛教戒律，因为佛教形式戒律与儒家所讲的“礼”有会通之处，又与周作人艺术的人生观相契合，周作人的“疾虚妄”，周作人的苦乐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佛教文化在周作人的艺术和人生中意义重大，它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上对佛教文化的批判继承。     

鲁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

本文通过鲁迅的家人、亲属及朋友的信件、文章及回忆录等大量史料 ,揭示鲁迅与周作人关系破裂的原因在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在经济上挥霍无度 ,在人品上欠佳 ,在性格上乖戾 ,而周作人惧内、无原则 ,从而导致兄弟失和 ,鲁迅被迫离开北京八道湾住宅 ,并且从此兄弟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分道扬镳     

作人的意义：为人,是人,成为人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而不满足于单纯地存在的存在物,这便有了＂作人的意义＂。人是＂作＂出来的,＂作人＂即being human,不是动宾词组,而是系表结构,＂作人＂即＂为人＂、＂是人＂、＂成为人＂,就是追求自己成为人。只有＂人＂,才需要作和追求;作,而后有人。＂作人＂是与生俱来分派的一项任务,不得不作。唤醒对＂作人＂的全面的认识,应当向超验性开放,既承认人的生命的高贵性,也承认其脆弱性。作人意味着＂被认识＂、＂被需要＂,＂我被思考,故我在＂;作人就是＂被需要＂,＂我被需要,故我在＂。人类关于自我的形象支配着自己的命运。赫舍尔将作人的根本方式概括为：珍贵性、独特性、机缘、非终结性、创造事件的能力、独处与群居的两极性、互惠、感通神圣等八种。＂上帝＂是与＂有意义的人＂相关联的,＂上帝＂出于对存在的关心和可施予的关切,力图把人吸引到此意义之中,信仰对作人是非常有助的。恢复＂作人的意义＂是必须的。作人,为人,是人,成为人,由＂是人＂组成的社会才是人的社会。作人,既是自己的福音,也是所有人的福音。     

2014年周作人研究述略

2014年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周作人思想观研究、文学观研究、周作人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周作人作品研究以及史料整理、翻译、批评、影响研究等几个角度。通过对2014年周作人研究的梳理与总结,可以宏观把握2014年周作人研究领域的方向与动态,从而深入且公正地了解周作人其人、其思想、其作品以及其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     

对“人”的坚守——浅析周作人的艺术追求

周作人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备受关注,然而后人在解读周氏理论的时候往往热衷于简单地划分前后期,一定程度上单一、表面化了周氏的艺术追求,而实际上周氏却有着其复杂、磅礴的理论体系,在各个时期的学术追求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绅士/流氓＂、＂隐士/叛徒＂、＂今人/古人＂的繁复纠葛;同时,在这种庞杂的学术体系中,周作人始终坚持注重＂人＂的发展这一基本学术关注点,并根据时代的变迁、文学追求的更替,随时调整文学与＂人＂的关系。     

古典面具下的现代面孔——周作人“神话”情结略论

＂五四＂以来,神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周作人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态度中,神话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情结的文学形式。文章通过周氏所建立的关于神话的科学认识、所培育的浓厚兴趣以及利用神话来达到启蒙目的等几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在神话这一古典形式下周作人的现代思考。     

平和冲淡 独树一帜──例谈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风格

鲁迅曾说：“五四”时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而这是与周氏兄弟的贡献分不开的。郁达夫曾评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可以说周氏兄弟是我国现代散文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虽两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散文创作道路：鲁迅将随笔散文发展成匕首与投抢的杂文，并逐渐形成文学领域中的新体裁；周作人则把随笔散文发展成平和冲淡的小品散文，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不仅在文学理论上大力提倡创作“美文”，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致力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从“五四”前后…     

再描述与晚年周作人的终极语汇——以《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为例

作为主导体制外的现代知识分子,解放后的周作人具备着理查德·罗蒂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的意义。新社会的终极语汇最终在拒绝和与求证的交替斗争中重新把周作人推回到了原本的“意象”中去。周作人有自己的话语和叙事策略以规避生活本身及社会人事的“残酷”。再描述在周作人那里具体体现为畏天悯人和顺乎自然的样式,周作人所表达出的自由主义反讽主义的关系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伦理框架和价值系统。     

周作人: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话语活动中

在以《罪与罚》为代表的陀思妥也夫斯基话语活动中，周作人作为接受主体在文本的具体语境中与创作主体产生复杂矛盾而又极有意义的接触：一方面是共鸣和瓴悟，另一方面是延留时期的困惑。通过对这个过程的梳理，可以看作周作人复杂的接受表现：既是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典型描写的深刻性的崇敬，也是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现代性话语的畏惧，这是两主体在文化背景、经历、个性诸方面差异所致。但唯其如此，才是周作人文学批语的真诚所在。     

武者小路实笃与周作人的诗歌交往

本文试从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与周作人之间在“新村”方面的诗歌交往，探讨武者小路实笃及其“新村”运动对周作人的影响，和周作人在北京的“新村”实践。     

周作人与希腊文化

周作人对希腊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文章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从四个方面剖析了周作人与希腊文化的关系，认为希腊文化中的现世主义、爱美的精神、节制之德及人道主义精神契合了周作人的社会理想、文学理想与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