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忽宓妃 跌宕文心

宓妃形象经历了屈原《离骚》、汉赋、曹植《洛神赋》三个阶段的起伏发展，表现出文人心态的变化：屈原卉放刚决、汉人傲世傲时、曹植“顺人不失已”。故宓妃现象分别以否定之否定、否定、肯定的形式出现。     

秀外慧中 坚贞不渝——《洛神赋》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爱与美的理想

《洛神赋》是曹植久负盛名的代表作。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据说曹植曾经追求甄氏女子，后被曹丕纳入后宫．甄女死后，曹植为了纪念他所思恋的甄后而作此赋，在这篇赋里．曹植把甄后比为洛水的水神宓妃，通过对宓妃美的具体刻画，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审美意识和美学理想。     

《山鬼》的恋爱和《离骚》的求女

屈原在《离骚》中写了三次“求女”：求宓妃、求简狄、求二姚；在《山鬼》中写了美丽的女性山神对“公子”的深深依恋与追求。本认为《离骚》的“求女”和《山鬼》的“恋爱”表现的都是诗人屈原在屡遭打击迫害之后，渴求得到志同道合的朝臣贤士的理解与支持，以继承他的事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     

《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及《洛神赋图》

传说上古时期的宓（伏）羲氏有个女儿,称为宓妃,因渡水不慎淹死,后人将其演义为洛水之神洛嫔,张衡在《思玄赋》中云：“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洛浦即洛水水边,传说为洛神出没处。《洛神赋》相传是汉魏时期诗人曹植所写,但原名为《感甄赋》。相传汉魏时期的甄逸有一女甄氏,曹植与之非常相爱,后却被其兄魏文帝曹丕夺去所爱。不久甄氏抑郁而死,曹植无比悲痛,日夜思念,在一次路过洛水时,触景生情,想起战国楚辞赋家宋玉在《高唐赋》中所载楚怀王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之事,又联系到自己不幸的爱情悲剧,不觉潸然泪下。回…     

《离骚》中“宓妃”形象的现实性分析——兼议“佚女”“二姚”情节中的现实困境

《离骚》中恢诡奇特的“求女”情节不仅展现出高度的文学性,也蕴含丰富的现实性。细考屈原作品的文本内容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求女”情节应是屈原在现实困境中内心复杂情感的幻想性写照,具有现实指向：“宓妃”形象是神话中的幻想人物,却隐射了现实中楚怀王的内质;“有娀佚女”和“虞之二姚”譬喻屈原理想中的贤君,却在求取她们的幻想中又处处受现实恶劣环境的掣肘。     

曹植《洛神赋》的思想和艺术管窥

被钟嵘赞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曹植,他聪敏早慧,才华卓异。其诗篇堪称“建安之杰”,其赋作开魏晋抒情赋的先河。所写《洛神赋》,思若有神,华采丰赡,清彻圆丽,秀美多姿,为历代赋家所称赏。据《洛神赋))小序介绍,这篇赋作于“黄初三年”,并指出这篇赋作一因“大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日宓妃”,二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因而写了这篇赋。前者主要是指屈原,是为赋作的内因。后者指宋玉《神女赋》之作,是为作赋的触媒。清人何焯说:     

论《离骚》的情感内涵

本文从屈原的理想和腐败现实的尖锐矛盾中,剖析了屈原忧伤、孤独、激愤的心情和他创作《离骚》的动机。《离骚》的情感内涵主要表现为否定和肯定两个趋向:即以理想为武器,抨击恶浊现实的“怨”(怨刺精神)和坚持理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洁”(高洁情操)的完美统一。屈原在人格情操方面,为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个民族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屈原“求女”意义的文化学分析

对屈原《离骚》中所谓“求女”,即“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的描写,历来意见纷呈,难有定论。本文从宗教风俗、爱情心理、民族思维方式等文化学角度对此进行全新的阐释,认为诗中的“神女”形象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寄托,屈原“求女” 的历程实际上是他不屈不挠追求“美政”理想的人生历程的生动写照。     

屈原辞赋悬日月——屈原作《离骚》的否定之否定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素无否定屈原之说,也素无否定屈原《离骚》之说。只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谢无量在《楚辞新论》中透露了其师廖季平否定屈原及其作品的议论。此后,又有胡适、何天行、卫聚贤扬其说,其中何天行走得最远。也最为彻底。他认为,屈原这个人物在实际上是不存     

《橘颂》与《橘斌》之比较

曹植之所以能开创赋体新境界，成为一代赋家，与他对屈骚的学习是分不开的。本文以曹植的《橘斌》与屈原的《橘颂》相比较，从中见到曹植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语言形式等方面对屈骚的继承与创新。     

说凤：王熙凤-孔子-曹寅——兼解“一从二令三人木”

王熙凤册子画与词中的凤、冰山、末世、金陵、从、令、休等元素,都是相互关联、依存和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中的系统质。楚狂的凤歌：“凤兮凤兮……今之从政者殆而”,王熙风形象假借了“风歌”的文化因子。她这只“凤”是家政的“从政”者。她威重令行,颇有令名;后贾母亡故,元妃大梦归,靠山冰消,君令抄贾府,家败于金陵,半世性命休矣。这是她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凤是象征,是共名,王熙凤称风,孔夫子被称风,曹寅也是风。“王熙风”,喻指康熙王朝之凤,即曹寅。其先辈“从龙入关”、“扈从入关”,曹寅父子三代从政于江宁（金陵）织造六十年,后期又兼从两淮盐政,与康熙王朝相终始。康熙寿终则靠山冰消。康雍易代,康熙“政尚宽仁”,雍正政尚“严刻”。在这两种政令下,先被“爱之加诸膝”,后被“恶之坠诸渊”,革职抄家,万事“休”矣;这是曹家的“一从二令三人木”之义。     

鸟萃兮苹中——屈骚禽鸟意象书写及投影

屈原放于江南之燮,忧思罔极,“凤凰在簸兮,鸡鹜群舞”,冤屈自抑“因归鸟而致辞”,诗容、情感浑然一体,更引“鸟萃兮苹中”表达悲愤郁结之情志。汉以后,文人钟情于“善鸟”“恶禽”以比忠谗的寄托,贾谊《鸟赋》忌寓群小蔽贤的丑恚。此后历代文人情深于屈骚,梁沈约《天渊水鸟赋》,晋傅咸《仪凤赋》、顾凯之《凤赋》、弥衡《鹦鹉赋》、曹植《自鹤赋》,唐李白《大鹏赋》、杜甫《雕赋》、王勃《寒梧栖凤赋》、皇甫涅《鹤处鸡群赋》,宋秦观《叹二鹤赋》。明王世贞《二鹤赋》、杨慎《凤赋》莫不延续禽鸟意象思维。     

关于屈原《桔颂》与曹植《桔赋》之论纲

自有桔尔来,屈原乃首位,为桔作颂,始咏物而赋,以比兴象征自况一己洁亮、独立、超卓之人格精神,期望建功立业也.曹植有灵犀,首继而为桔作赋,自寄托非凡高举之志情,而身遭悲剧.<桔颂>与<桔赋>两相辉映,俱绝妙好辞,堪称前后之姊妹篇,具有文学原创性也.前者热颂表以乐观昂扬,后者高赋参以悲悽感伤.影响深远,值得探索,应引起高度重视.     

浅析曹植赋中的“俗”

曹植的《鹞雀赋》和出土的《神乌赋》相似。而他的《髑髅说》和庄子的“庄子见髑髅”也有相似之处,《神乌赋》和“庄子见髑髅”都有吸取民间文学的特点。而曹植所处的那个时代谐谑调侃之风盛行。总之,时代和个人的因素决定了曹植在吸取民间文学方面是自觉的。     

代言与自喻——魏晋弃妇诗文探析

魏晋弃妇诗文既有代言体,又有自喻体,创作主体都为男性文人。从《诗经》、汉乐府民歌中的弃妇诗到魏晋弃妇诗文,“弃妇”这一概念经历了由实而虚的演变。在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中,文人们由最初对弃妇的同情而渐渐转化为借弃妇以抒发内心的苦闷,最终导致逐臣一弃妇意象的生成,曹植继承屈原以香草关人喻君臣的传统,是这一意象的开启者。逐臣一弃妇意象的生成意味着弃妇问题由一个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文人们的心灵问题。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品读《离骚》感悟屈原的人格之美

至今,屈原的故事仍然在广为流传,屈原仍受到百姓的敬佩爱戴,百姓爱的是他身处逆境仍心系百姓。他的《离骚》世代传唱,不仅是因为《离骚》中的深刻内涵,更因为通过离骚,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屈原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了他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     

《史记.屈原列传》与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

两汉时代,屈原批评成为文学批评的焦点,观点纷纭而论争激烈。但汉代的屈原批评所遵循的模式则是一致的,即围绕着《史记＆#183;屈原列传》所开创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两个维度而展开,历史形象适用于总体上阐述屈原文学创作情形,也就是作者论;文学形象则表现为有关屈原作品内容的批评,即作品论。屈原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给汉人提供了多重阐释的空间和可能。屈原之外,汉代赋家本身已不再为文学批评所关注,这与汉赋不同于屈骚的“实”而采取“虚”的创作倾向有关。汉代赋家游离于汉赋作品之外,并没有为文学批评提供再度阐释文学形象维度。     

刘熙载古体赋论试议

同治、光绪年间是清代古体赋学的又一座高峰,它紧承乾嘉以来的古律之争,推尊骚辞和汉赋。而刘熙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赋论家。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提出“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提倡祖骚尊汉,推崇屈原的《离骚》和汉代辞赋,表现出道光以来赋学的崇古趋向。     

再读《陌上桑》与《美女篇》

曹植在诗歌创作中非常善于借鉴前人的创作精华,对此,一些评论者往往认为曹植重模仿而乏创新。文章通过对《美女篇》与《陌上桑》的比较分析,说明曹植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更注重创新。他的创新使五言诗艺术真正走上文人化道路,《美女篇》也真正成为表现诗人自我的艺术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