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构建思路的案例研究

以美国电子复兴计划与高超声速项目为例,从投入主体、投入客体、运作机制与保障手段等视角探讨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政府驱动是引导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主体的重要方式;科学配置是选择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客体的主要原则;运作高效是提升颠覆性技术多元化转化流程的关键渠道;生态优化是保障颠覆性技术多元化创新产出的有力手段。进一步地,在此基础上从投入渠道的开源扩容、投入动力的激励风控、投入效率的流程优化与投入保障的生态构建四大方面构建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的理论模型。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格局——基于熵测度法的研究

基础研究对一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研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及投入格局的发展态势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调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相关政策和数据的基础上,尝试运用熵测度法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格局,同时给出了基础研究投入的七种模式.文章重点将申农指数与基础研究(BR)投入强度和研究与开发(R＆D)投入强度进行对比,分析三者之间的联系,具有很强的理论及政策指导作用.     

国内外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分析及对广东的启示

阐明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必要性。通过对国内外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状况的梳理与数据分析,归纳影响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主要原因为经济利益驱动、自身需求、政策激励和社会形象维护等。最后在纵、横向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对广东企业基础研究调查情况深入分析,提出引导、鼓励广东企业重视开展基础研究的几点建议,包括搭建多元化的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增设适用企业的基础研究项目、推进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加强企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     

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规模、强度与结构研究

文章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的方法,分析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的规模、强度和结构,探究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体系存在的问题,并从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等方面提出健全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的建议.     

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律研究

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并非越高越好,而是与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才实力密切相关。本文从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才实力3个相关因素出发,选取代表指标构建实力指数。从实力指数角度分析美国、法国、日本3个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变化。基于此,探索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国家发展实力之间的规律关系,为国家合理基础研究强度目标的制定提供借鉴。     

高校基础研究投入的诊断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高校整体科研实力不断提高,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任务,但是基础研究投入问题是制约高校未来承担更多基础研究任务的瓶颈.着重分析了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存在的问题:R&D经费来源结构单一、分配结构不合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多样化R&D经费的来源渠道、合理化R&D经费的分配结构、科学化R&D经费的内部配置.     

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配置模式及其启示

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呈稳步上升趋势,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普遍处于15%~25%之间。多数创新型国家基本形成以政府为主,企业、大学和非营利部门共同支持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尽管各国基础研究执行主体各异,但企业均对基础研究给予足够重视。从资助方式来看,主要创新型国家对基础研究一般都采取稳定性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的方式。与典型创新型国家相比,中国存在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不高,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高等学校RD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偏低,基础研究经费长期依赖竞争性支持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模式的政策建议。     

美国R&D经费投入特征分析及经验借鉴

R＆D投入成为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R&D创新活动规模、评价科技活动成效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在对国内外政府R&D投入有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2009年财政R&D预算投入的总体情况,结论认为美国R&D投入中基础研究成为战略投资重点、R&D投入优先领域非常明确、R&D投入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鉴于美国经验,认为我国政府R&D投入过程中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健全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R&D投入体系和明确R&D投入优先领域等相关对策.     

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问题的研究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一直处于5%左右,但基础研究经费总量排在世界前列;中国政府在本国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基础研究总投入的80%以上.但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单一,投入来源结构不合理,企业和高校投入少.结合对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测算,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其R&D的比例应达到25%以上,应把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纳入国家各项创新评价体系,实行特别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把大学自筹基础研究投入作为创新型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作用渠道及其企业异质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科技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产品市场竞争效应以及非融资渠道效应等作用渠道;与低研发投入企业相比,科技金融发展对于高研发投入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且在传递渠道上,两类企业也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我国2006-2016年省域基础研究竞争力分析

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科技进步的先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渠道之一,被科研人员公认为国内最规范、最公正、最能反映研究者竞争能力的研究基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竞争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我国各地区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信息,构建了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对2006-2016年项目数量和项目经费、各科学部经费资助比例、各项目类型经费资助比例,以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基础研究竞争力排名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基础研究:基本特征、资助体系与公共政策

在国际比较视野下,从基本特征、资助体系和公共政策维度分析中国基础研究。基本特征表现为基础研究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企业基础研究动力不足,基础研究水平区域差异显著;资助体系特点为基础研究经费基本来源为国家科技财政资金,并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牵头负责主要基础研究计划的资助,但各资助计划存在重复资助的可能;公共政策呈现的特征为各级人民政府是制定政策的主体,政策重点突出平台建设、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开放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和科研环境改善等方面。     

我国师范院校的基础研究竞争力——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信息

参照已有相关研究构建修正后的师范院校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和学科基础研究竞争力指数,并分别根据指数值划分相应的5个梯次级别,采用2015-2019年我国25所师范院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有关数据,分析其基础研究竞争力.研究结果显示:25所师范院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平均资助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各院...     

美国国防基础研究资助机制特点分析与启示

美国的基础研究最初是与国防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研究美国国防基础研究,尤其是体现政策和管理外化的国防基础研究资助很有意义。本文从统计数据和资助过程分析了美国国防基础研究资助机制和管理特点,希望对我国基础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支撑美国高水平基础研究的法律治理研究

基础研究是重大原始创新的动力之源。由于基础研究具有探索性强、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因而其本身极其依赖特定政策、法律及制度体系的保障。作为世界基础研究强国，美国基础研究的治理过程中坚持法治性特征，其法律治理过程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1）美国基础研究体系构成及相关的法律依据，美国基础研究体系是高度复杂、动态的系统，包括主要致力于自由探索基础研究的美国科学基金会和广泛考虑国家安全、社会发展需求的“使命导向型基础研究”机构；（2）不同类型基础研究在实施中的法律监管框架不同，自由探索基础研究和使命导向基础研究项目在资金来源、资助协议形式、经费构成及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同的法律规则。     

优化科学基金资助政策，助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加速演进,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基础科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优化资助布局,调整资助政策,完善管理模式成为科学基金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命题。文章对国际科学基金组织基础研究的资助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可借鉴的先进经验,聚焦科学基金资助格局与管理模式,提供可行性建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未来发展中优化资助政策,助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源头创新能力提供管窥之见。     

生物学特征、趋势及资助对策研究

加强生物学领域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发挥生物学研究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文章梳理了生物学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总结了国际上生物学研究资助的实践经验，分析了我国生物学领域布局不完善、持续稳定支持不足、对顶尖人才和团队资助不足等突出问题；结合国际实践经验，提出完善生物学研究领域布局、加强生物学研究资助水平、建设生物学人才基地、加强对基础研究人才的资助、建立多元化的科研评价和考核机制等政策建议。     

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由来及国际实践研究

战略性基础研究是一个新概念。从基础研究发展的视角看,战略性基础研究是基础研究自身不断演化发展的产物,是政府、科学共同体、社会资助机构在对基础研究分类管理和支持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概念。文章从基础研究概念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战略性基础研究概念产生的过程,并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关于战略性基础研究的管理与资助实践。     

战略性基础研究：认识与对策

如何建立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的分类支持体系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梳理和明确了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概念,总结了国际上支持战略性基础研究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存在的对战略性基础研究的支持缺乏顶层设计、资助对象不明确、持续稳定支持不够等突出问题,并提出设立独立的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组织和实施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的主要力量、建立指向性项目支持与机构稳定拨款相协调的双轨支持模式等建议。     

以双层治理推动基础研究类院所改革

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我国迫切需要提升原创性基础研究水平。近几年我国基础研究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但现行竞争项目制的科研组织方式与基础科研规律不匹配,阻碍了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本文从整体治理的角度构建基础研究院所双层治理理论体系,从政府外层治理和院所内层治理两个方面阐述了双层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双层治理体系包括政府外层治理明晰院所独立法人权责,院所内层治理建立以人才为核心的治理机制,二者优势互补,内外联动,有效促进了基础研究院所发展。在此基础上,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成功经验为典型案例,分析政府和院所主体分别在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和作用,验证了基础研究院所双层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本文在总结制约基础研究发展的突出问题基础上,构建与基础研究科研规律相匹配的院所双层治理理论体系,以北生所为例验证了双层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为我国新时代基础研究院所治理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