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经略甘州研究

明朝经略甘州始于洪武初期,是明朝经略河西及河湟地区的重心。甘州的经略大体经历了战略定位、战略运筹、战略延伸三个阶段,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基本完成了陕西行都司的体系架构。洪武后期,肃王分封甘肃,河西及河湟地区被正式确立为明朝在西北的军管行政区。河西走廊甘州军事、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成,为甘州的开发提供了最佳的历史契机,也为开通西域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与必要的物质基础。洪武时期是经略甘州的关键时期,亦是甘州开发格局的形成期,对洪武以后甘州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场、坝与卫、司——川滇黔界邻地区的军政中心与市场中心

关于清代西南地区集场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自从施坚雅以来学界已有一些研究,对西南地区的坝子社会,近年来亦有所关注。明代在西南边陲地区一直实行州县与卫所、土司并行的管理体制,虽然自明末至清中叶陆续实行撤卫并县和改土归流的改革,但卫所和土司的影响依然长期存在。从川滇黔界邻地区的叙永来看,场的起源不仅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与帝国向西南扩展过程中的卫所、土司有直接关系。卫所和土司往往建立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坝子上,场的发展也首先在这些地方兴起。在此后即清代的发展中,场的发展甚至是代表帝国扩展的政治力量与代表市场化的商业力量相互借力的结果。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明初洪武年间科举间行原因初探

明初洪武年间的科举间行是科举制度史上一件很特殊也很重要的事件。历来著述对此事产生的原因都沿袭明太祖朱元璋“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的成说。本文否认了这一传统观点,并认为明初知识分子对新王朝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科举未能达到加强和巩固统治的目的、统治者用各种形式获得了大量人才,充实了各级官僚机构等,是洪武六年朱元璋诏停科举的原因;十年以后,明朝的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也得到空前发展,胡蓝党案以后,官僚机构急需人员补充等等,是为朱元璋于其时下诏重开科举的条件。     

从“卫治”到“府治”——明代贵州都匀府设置始末

明朝建立后,延续元代土司制度的同时,又适时改变了这项单一的统治模式,在“四面皆夷”的贵州广置卫所,以作为王朝治理的“先行军”。“蛮地”转变为“卫地”,是明廷以“卫所”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而将都匀卫改制为“军民卫”更强化了这一举措,既统领军政,又“辖土治民”。因而,“军民卫”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在弱化与倚仗土司势力之间,明廷的总体思路是将卫所不断“民化”,削弱土司势力,构建“郡县化”的王朝治理体系。至弘治年间,明廷再次改制都匀卫,设置都匀府,析分“二州一县”,由此,“卫地”演变成“府地”。为稳固统治,明廷在黔南构建了“府卫同治、流土共治”的政治结构,进而分化土司、布施教化、编户定役、增修城池,初步实现了“府治”局面。从“卫治”到“府治”的过渡,是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创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既以多样性的地方治理填补薄弱的统治基础,又适时布展王朝统治触角,逐步确立起“郡县化”的主体治理体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卫所的中转与铺垫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这一过渡的核心是中央王朝整体的政治调控与制度张力。     

宋朝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诸部

宋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上承汉唐"因俗而治"的观念,下启元明清土司制。两宋时期昭通境域大部分属戎、泸二州所辖羁縻区域。史称"叙州三路蛮",即马湖董蛮、南广蛮、石门蕃部。叙州三路蛮与宋的关系较为松散,而与大理东川郡属乌蛮各部血缘相近。这些生息于宋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部族,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发展的独立状态。     

经略与方略——清代前期和中期对西部及西北部边疆的民族政策

在清王朝建立初期,清政府对西部及西北部边疆的维、回、蒙、藏等几个少数民族采取以笼络为主的方略。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王朝国力大为增强,继而对西部及西北部民族地区进行强有力的经略,达到了边疆巩固、各民族和谐共处的目的。清前期和中期的民族政策对当今我国民族政策体系的完善、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帛部、白部、 部、黹部字源流筒析

本文探寻了帛部、白部、 部、黹部字（按《说文解字》分部）的来源,并分析它们的演变。     

日乌月兔神丹古：《说文解字》兔部字文化记忆解读

兔在中国先民文化中地位显要、别具一格,以《说文解字》兔部字为研究目标,从阿斯曼文化记忆论角度,在生殖崇拜、天人感应、生肖民俗诸方面进行探讨,发现兔因多生能产、聪慧可爱成为古人生殖崇拜的绝佳对象;在天人感应理论影响下,白兔被视作祥瑞吉兆;随着民族融合、集体共识程度加深,兔在十二生肖中荣登第四。“兔死狗烹“”兔死狐悲”等流露出古圣先哲醇郁的万物同齐、和而不同的生态哲学、人文关怀。     

简析彝族土司统治区的土目组织——以乌撒彝区为例

彝族社会的土目是元代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汉语土语名称,然其原生形态,可上推至彝族君长制度形成之时。彝族乌撒地方政权,由君长到土司,雄踞乌蒙山区一千多年,统治地望跨越今云贵两省边区。一直延续到土司制度的终结。其政权的统治基础是土目组织与分治。对乌撒政权所辖范围土目的形成和历史演变进行探索,可揭示出君长或土司政权基础的土目兴衰过程的一般规律。     

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及其民族关系

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分布在吐蕃诸部的东边和大理国北部,正处在向近现代藏缅语民族的发展进程之中。由于宋朝的主要矛盾在北部边疆,所以对乌蛮以安抚为主,双方的"贡赐"不断,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稳定宋王朝的西南边疆和乌蛮自身的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边防御体系

明初,元朝势力北撤塞外草原,史称＂北元＂。北元欲图恢复中原,明朝为加强边防,修筑＂边墙＂（长城）,建立卫所。明朝在与北元保持对峙格局的同时,不断加强北边防御体系建设。洪武二十九年正式设置开平卫指挥使司,将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后东、西两面的防御体系正式联结起来,构成一道外围防线,标志着明洪武朝北边防御体系的建成,也成为明与北元的基本疆界。     

明洪武时期祭孔仪制考论

洪武时期,朱元璋崇尚文治,推明儒术,祭孔之风渐兴,相关仪制初步形成。在祭孔时间和规模上,确立了每年二、八月遣官祭孔的规定。在祭孔仪式上,承宋元旧制,在乐章、器物、祭祀程序等方面,亦逐步形成了更为严密、庄重的规定。凡此,洪武祭孔之制已较为系统、完备,成为明代祭孔的基本规范。     

明成化年间的妖异事件

妖异事件（妖书、妖言、妖眚、妖术等）是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妖异事件不仅造成普遍的社会恐慌，也对官方的社会控制产生冲击。尽管历代律法对妖异行为有严厉的处罚和打击，但是仍然不能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通过对史料所载明成化年间妖异事件的考察和解读，可以更深更好地了解明政府的社会控制、对妖异事件的处理及妖异事件对成化政局的影响。     

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

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一方面全力阻遏北元势力的反扑,巩固其在北疆的统治;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完成奠基定制的目的。明王朝对北部边防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规划,在军事部署上,在依托山川险隘构建东西呼应的外围防线的同时,重视边防的层次性,设置纵深防御带;在指挥机制上,形成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防御体制;在后勤保障上,通过屯田解除了边军的后顾之忧,并与卫所制相结合形成了边军的自身绵延体制。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对明代中后期的北部边防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法治工作钩沉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安、检察、司法行政、审判、信访、立法等领域均受到了来自极左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和破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域的法治工作并未完全停止,并未完全丧失其职能,呈现出非常时期的非常特征.认真、细致地对这一时期的法治工作进行研究,对于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乃至对于正确把握新中国法治建设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洪武时期救荒实践及其影响——以河南布政司为中心

明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立足现实,坚持民本意识,恪守致用精神,针对频发的自然灾害,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用意鲜明的救荒措施,如灾前备荒、临灾救荒和灾后赈灾等。笔者仅以河南布政司作为考察中心,透视其救荒措施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但因其大多在洪武时期转化为具体"荒政",并成为终明一代之"祖训",因而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甚而对当前的荒政建设也具有一定的鉴戒意义。     

论洪武国子祭酒

明初,朱元璋对国子祭酒的选拔尤为重视,以祭酒为首的国子学官勤于治校、严于督导,为明初培养了一大批贤才.但由于朱元璋对文人的专制政策,大多数国子祭酒的命运悲惨,这也是值得后人深思和警醒的.     

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政治游戏中的官方贸易

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的官方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和互市两种。根据当时朝鲜国内政局的变化,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况与特点有所不同,总的说来是处于反复与缓慢发展之中。其间问题最多的是洪武中期前后,表现形式为官方贸易时断时续,有失常态。贸易,离不开政治。明王朝从一开始就推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对朝鲜更是始终予以特别重视。然而,终洪武之世,中朝两国的政治关系却很不稳定,于是引致官方贸易屡生摩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朝鲜王朝建立以前,朝鲜当权者在对待当时明朝最主要的威胁——“北元”的问题上,与明朝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政治分歧。或者说,操演着两面讨好的政治游戏。同时朝鲜“贡不如约”,不遵守“常制”,态度又缺乏诚信,每每诉难,强调客观困难,尤其是朝贡和互市的商品经常存在质量问题。当然,明太祖的大国思想有时也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