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教师论文摘编(八)

最早把巫咸与常熟粘连在一起,始于《越绝书》,而《越绝书》的作者袁康、吴平是东汉时人。以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进而指出:“巫咸及子贤冢皆在苏州常熟县西海虞山上,盖二子本吴人也。”而据《史记》、《尚书》及     

《苏州城墙》序一

苏州的城墙,是文献记载、遗存至今并仍在原址的中国最古老的城墙。据《吴越春秋》等古籍记载,苏州的城墙建于春秋之时。阖闾接位成为吴王之时,吴国的国都尚在梅里(今无锡梅村)。在阖闾与伍子胥的一次"与谋国政"的谈话中,伍子胥向阖闾提出了修筑国都城墙的建议。在听取伍子胥的相关论证、叙述后,阖闾欣然拍板说":寡人委计于子。"于是,伍子胥受命东去",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两千五百多年前,由于有了     

浙江于越经济考

浙江于越族是我国春秋时期南方一支重要的百越族,它的族源源远流长。《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张守节《正义》记载:“《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子,号为于越”,允常之子勾践立国于会稽(今之浙江绍兴),以会稽为中心的浙江地区便成了于越族活动的主要地域。其强盛时间,大约二百余年。于越族及其先民曾对浙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     

《史记》“三家注”校勘注释浅析

校勘,古人称为“校雠”。起源于汉代以前,“到汉代,便成为学术史上的一种专门事业。”历经各朝,直至清代,校书工作已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唐代以前的史籍旧注,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驷的《史记集解》,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固然是古书渊薮;但如唐代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所见到的古书,也和今本     

伍子不是伍子胥

《涉江》一文中提到了伍子（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教材对伍子的注释是：“伍子,伍子胥,春秋时吴国的大臣。吴王夫差拘囚越王勾践,他劝夫差杀勾践以免后患。夫差不听,最后令子胥自杀。”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员（子胥）的曾祖父伍参、祖父伍举、父伍奢、...     

《孙子兵法》与《史记》“用间”记载的比较研究

“用间”在《史记》关于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战争记载中多处出现。通过最早的“用间”理论作品《孙子兵法·用间篇》对《史记》“用间”策略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司马迁的记载以“内间”为主,辅之以“死间”“反间”“生间”,同时还存在无法分类的部分。这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用间”实践与孙子“用间”理论之间有所区别。其中,《史记》记载战事中的“反间”内涵扩大化了,实际上类似于孙子所言“乡间、内间、反间”的结合体。这导致后世学者在解释“反间”时,常将《史记》具体记载作为《孙子兵法》“反间”的注解,但两者实际存在不同。“用间”的理论与记载是从春秋至秦汉军事理论与兵学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反映。     

褚续“西门豹治邺”史实的真伪——读《史记·滑稽列传》札记

褚少孙,西汉元、成之世为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史记》续补者。褚补六人中有一则“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反映了战国中期魏国变法图强的史实,丰富了《史记》的内容。关于西门豹治邺,《史记·河渠书》有记载,云:“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但司马迁没有给西门豹作传,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不详。但西门豹治邺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故《史记》在《魏世家》中又记载说:魏“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     

春申君和申江正误

人说上海简称申、黄浦江又叫申江、黄浦、歇浦、黄歇浦,是因为战国时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受封于申江一带,这种说法纯属谬误,理由有三: 一、《史记春申君列传》:“(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年,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并因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今苏州)以自为都邑。” 可见,“春申君”,是黄歇所受封于淮北十二县时的封号,后改封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之间作西南、东北流向,这一段长江南岸地区习惯上称为“江东”),     

新玉门关考

新玉门关考李正宇一、故玉门关与新玉门关《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班固注云“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玉门关在（龙勒）县西北一百十八里。”殿本《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俱同。敦煌石窟保...     

《史记》纪年的“我”

在非对话的语境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记载历史,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种特殊笔法。《史记》和《春秋》都有不少这样的“我”字。对《史记》这类“我”字作穷尽性检查,并与《春秋》的“我”字比较,可以了解《史记》这类“我”字的特点以及与《春秋》的“我”字用法的分别。     

文献典籍、考古材料相互关系下的苏州古城样本——兼及苏州城墙及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修的考古印证

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理论依据,对文献典籍和考古材料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同情况进行论述,并分析苏州古城这一样本。指出,1957年平门遗址考古、2005年平四路古城墙遗址考古和2011年阊门北码头古城墙遗址的考古发现等与苏州历史文献记载的＂苏州城墙及苏州古城春秋时建、战国时修＂的结论相合,从而完成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所说的＂纸上之材料＂（文献典籍）与＂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材料）的互相印证。与此同时,对＂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及＂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等新观点的提出、是时学界的反驳及上述新观点的发展等展开分析,并在对目前三座＂吴都＂并峙下的苏州周边文化生态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更提出＂理性下的守望与坚持＂的学术观点。     

苏州胥门与伍子胥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建阖闾大城,由此揭开苏州古城的历史序幕。在伍子胥所筑的八大城门中,胥门更富有悲壮的传奇色彩。帮助吴国由弱变强的总设计师伍子胥最终谏死并将头颅悬挂胥门上,令人悲叹不已。     

墨子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会计的贡献

《墨子》一书中谈到了许多与军队会计相关的概念、方法、策略、观念、思想,主要表现在书其计数,督以其正;以规度圆,以矩度方;强本节用,开源节流;以人为本,利国利民;百人共财,百工即事五个方面,对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会计立账、记账、算账、报账、用账作出了巨大贡献。     

《战国策》的书名及编著者考辨

关于《战国策》的书名和编著者,历来说法众多且各执一词。本文首先根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所述,对之进行分析辨缪。其次,依据《战国策》原文,对其编著者进行简略考辨。     

从历代诗文看苏州古城墙的创建特色

历代吟咏描述苏州城墙的诗文甚多,从中可以领略到二千五百多年前苏州古城墙的创建特色,即阖闾大城的规划建设是为了实现吴王阖闾兴霸成王的政治意图;伍子胥＂象天法地＂开设水陆城门各八座,不仅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而且八大城门水陆并用特色鲜明,形成苏州水乡古城秀美景色。     

苏州阖闾大城的地位不可动摇

通过考察苏州阖闾大城筑城过程及其形制,从古代文献与考古材料论证苏州是伍子胥设计、阖闾所筑的阖闾大城,而锡常交界处闾江口的阖闾城是小城。     

春秋和战国军事对比略谈

春秋和战国是同处于东周社社的两个大变革时期，其军事体制的诸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本文试从军事领导体制、兵种的变化以及妇女的广泛参战等三个方面对春秋和战国的军制做个比较，以此展现其军制特色。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两个不同的齐桓公考辨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先后有两个齐桓公,不能把他们混为一人,两人在齐国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有卓越的贡献。齐桓公姜小白在春秋时期强盛了齐国,首霸中原,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田午在战国时期创办了稷下学宫,为齐国招纳了大量人才,为齐威王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并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推向高潮。     

战国时期外交辞令探析

战国时期的外交,由于环境背景的不同,在战略策略的运用上,比春秋时期的外交壮观得多。无论规模,还是声势,均远远超过春秋时期。春秋时期是外交与军事策略交替使用,并行不二;而在战国时期则变为以军事为主,外交为辅,与春秋时期大相径庭。此时,人们对于"周礼""仁义""道德"等态度日趋让位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思想。春秋时期的"仁义道德"外交已经变成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战国时期的"功利"外交,它的外交辞令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纵横家们博古通今,熟稔各诸侯国的政治事务,准确把握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善于抓住诸侯国君的心理,并据此而发挥其雄辩之才,口若悬河,极富煽动性和蛊惑性。战国时期的外交辞令虽然总体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一些做法,但已经有了改变,开始向功利性转变,重饰词、贵激扬、尚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