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副其实”不是“名次于实”

孙焕英在《“名副其实”指什么》(《语文知识》1997年9期)中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副其实’这两个成语,都从《庄子》而来,庄子曰:‘名者,实之宾也。’宾,亦可谓副,名者,实之副也。”又说:“实是主,名是宾;实是正,名是副。副对正而言,宾对主     

《学记》教学管理思想探微

《学记》的内涵极为丰富,人们已经较深入地探讨了其中的教育学思想、教学论思想、心理学思想,除此之外,《学记》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教学管理思想。本文就此谈谈自己的浅识。 《学记》的教学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了培养“圣人”的教学管理目标 战国后期,不同于春秋时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人们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因此,“圣人”是可以通过教学来培养的。怎样才能培养出“圣人”呢?当时的儒家认为:先要从“士”做起,中途经过为“仕”,即“君子”,最后至“圣人”。“士”、“仕”和“圣人”的标准是“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荀子·修身》)即《学记》     

中国古代的名实观和正名论

陈玲周江在《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正名论与中国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正名”一说源于孔子。孔子曾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正名”的首要和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伦理问题。在名实关系上,墨子承认概念是事实的反映,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一定的事实要与一定的名称对应。较之孔子“受限”的顽固的名实关系,墨子的正名理论慢慢脱离了困囿,走向开放。后期墨家对“名即概念”的理论有颇多创获,但荀况关于“名”即概念的理论又更有创举,他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概念是用来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吕氏春秋》保存了不少先秦名家思想史料,其中对正名理论亦有发挥。吕氏与先秦名家一样,认为名是实的反映,是言的工具。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吕氏春秋》继承了孔子的“正名”传统,然而《吕氏》正名论不同于孔子,《吕氏春秋·审应览》曰“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又曰:“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此意旨在要以事物的实际情况和类别为依据来考察与之对应的概念和言词,这则是从“实”出发,“取实...     

教书匠PK“研究型教师”——读赵晓瑞的《教书匠有何不好》有感

“名”与“实”是一对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概念,所以历来受到重视。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辩论中,“名”“实”问题尤为重要,论辩双方如果对“名”“实”的理解不同,“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说“丫头”我说“鸭头”,就可能上演一出《三岔口》,双方都在黑暗中瞎摸,无的放矢,论辩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王安石说：“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此心惟觉性天通”——薛瑄的心性论和复性说(下)

三、“以复性为宗”的心性修养论。 薛瑄赋予性以如此至高无尚和广泛普遍的涵义,这是薛瑄性论的出发点,而不是归宿。薛瑄的性论,作为其天人合一说的中介环节,是以追求“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续录》卷八)的所谓“圣人之气象”(《录》卷六)为最高理想的,也就是说,是为他的“复性”说制造理论根据的。 薛瑄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在于“天命之性具有圣人之心,率性之道由于圣人之身”(《录》卷六),“是以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意之所为,与天无毫忽之差爽”(《录》卷二)。总之,“圣人之心     

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论语·泰伯》篇。郑氏曰:“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民从之;若皆知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郑氏认为民皆愚顽,所以,王者设教,只要他们跟从,不须知道本末。这种解释和孔子思想不相符合。《子路》篇记载,孔子适卫,冉有仆。孔子回答冉有的问话说,“民庶”之后,要“富之”,“教之”,没有认为民愚顽不教的意思。西晋何晏《论语集解》修正了郑氏的解释。他说:“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何氏采用了战国时期对民的相当流行的看法。如孟轲说:“行之而不著焉,穷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下)《中庸》也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朱熹《论语集注》承袭了何氏的解释略有更益。他引用程子的话说:“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岂圣人之心乎?”近人也相信这种解释,如钱穆《论语新解》说:“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也。若在上者每事於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矣。”徐英《论语会笺》说:“盖政令之推行,有不得不然者,势也。政令既行,     

小议龚自珍的名实观

龚自珍的名实观,集中表现在《壬癸之际胎观第八》的一段话中,这段话是这样的: 万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名。是故名之与其合离,谓之生死;名之于其生死,谓之人鬼;名之于其离散,谓之物变;名之于其虚实,谓之形神;名于于其久暂,谓之客主。有些学者依据这段话中的“名之而如其名”,认为龚自珍是只要求名与名相符,而将“实”抛在一边不顾,从而认定龚自珍颠倒了正确的认识的关系,并将其认识论规定为重名不顾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笔者认为,此论颇难服人。龚自珍的“名之与其合离,谓之生死”,是说名与实结合与分离是由实的生与     

试论以小说解经

客有见此题目者,大惊曰:“夫怪力乱神,子所不语,盖小说之不登大雅之堂尚矣,今子为此说,不将为侮圣人之言乎?”应之曰:余之以小说解经者,仅举《易经》之《明夷》,《周官》之“稍食”、《礼记》之《杂记》为言。而所言者,皆旷古以来,解经之士之所不能言或不敢言者。今余为之擘肌见理,使之涣然冰释,岂非汉人之所谓礼失而求野者乎?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与儒家同为九流十家之一,而所著录,则“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是则小说家者流,且侈然以六艺之附庸,而蔚为大国矣。况所谓圣人者,六朝人演为《冲波传》,宋元人般为杂剧,是亦小说戏     

毛泽东的名辨思想——《论持久战》逻辑新探

:《论持久战》一文蕴含着毛泽东完整的名辨思想体系 ,主要涉及名辨之价值、名的确定性认识、名的多样性分析、名的流动性探索以及名实关系的认识等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的分析紧密围绕“中日战争”之名或实。《论持久战》中名辨思想的显呈 ,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具有民族特色的逻辑思想 ;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其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内在思路 :融汇中外 ,贯通古今     

论意象在艺术创作中的审美意义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理论之一,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有着主体的审美意义,而且,对西方现代诗派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诗论在西方现代诗派中的美学转换.要阐明意象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审美意义,首先得对意象的有关理论作一探讨.意象的概念最早见干《周易》,古人所谓“《易》者象也”即认为《周易》就是一部关于“象”的著作.《周易·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里的“意”是“圣人”之“意”,即圣人体察的天意;“象”是符号化的卦象,与审美和艺术创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其将不可见之意用可见之象来表达,则有着暗示与象征的意义.汉人王充将意与象缀合成一词时说:“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候,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     

也谈“所与”——与高辉先生商榷

1996年第1期的《古汉语研究》,刊有高辉先生的《试谈“所与”》一文。此文的论据不可信,论点也就不能成立。高辉列举了有“所与”的4个例句: (1)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风赋》) (2)子为我谓晋君,所与君期者,时可矣,何不亟以兵来?(《韩非子·内储说下》) (3)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孟子·离娄下》) (4)圣人非所与熙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论“兼名”即复合概念

在我国古代名家的著述中,“兼名”被作为“名”的一种加以考察研究。《墨子·经下》篇指出:“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意译:说牛马不是牛和说牛马是牛的说法相同,原因在于“兼”。笔者注:此处“兼”即“‘牛马’是‘兼名’”的省文。)荀况《正名》篇论及名之种类时指出:“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意译:单名足以晓示所举之实,就用单名;单名不足以晓示所举之实,就用兼名。)此外,公孙龙子《白马论》中提到的“复名”(“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也可看作间接地谈兼名,因“合马与白”之“合”字,就是“兼”的意思。     

文言文《孔子祭鱼》助读

[原文]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献鱼者曰:“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令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圣人之赐,可无祭乎?”(选自《说苑·贵德》)     

荀子礼学的悖论与政治神话的发生

对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的论述,所在多有,我不拟累以篇幅。本文将着重讨论荀子在性论及礼论上的逻辑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必然的理论后果。就人性而言,荀子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性恶》言:“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在荀子看来,人都是生而自私自利的。其所以善,是后天积伪学习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他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同上),“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圣人者,人之积也”(《儒效》)。意谓人类均可通过善的累积这一量变达到质变而止于至善。     

荀子的正名论与符号学

语言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符号学家和语言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自古希腊以来,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争辩就一直持续不断。与此同时,中国先秦时期的荀子集名实论之大成,也讨论了“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作者从符号的价值、系统、约定俗成等几个方面考察了荀子名实论的符号学观点,认为名、实问题的论争包含着中国语言符号学的最初萌芽,它构建了我国最早的应用符号学。     

庄子“轮扁斫轮”及其言意学说

一、意不可言传的理论根据《庄子·天道》有则“轮扁斫轮”的寓言,用以阐述庄子意不可言传的理论,为论述方便,不妨引述如下: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失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     

课题:《与妻书》

课文有关词语资科: “常愿”句:出《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清江引]谢古今圣明唐盛主,勅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长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太上,旧指思想境界最高的所谓圣人。《晋书·王衍传》有“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句。这里是说自己对国事不能无动于衷。     

董仲舒的《孝经》学

汉代盛行“《春秋》与《孝经》相表里”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流行实与西汉董仲舒对这两部典籍内在义理的解释有关。过往的研究者多认识到董仲舒与河间献王对话的《五行对》是解释《孝经》的重要篇章,但除此之外,《为人者天》《立元神》亦堪称是两篇“《孝经传》”,其中对儒家的德政教化思想做了精彩阐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贯注于他对《孝经》的理解中,以此为基础,他对于当时所争议的尧舜禅让、汤武放伐之间的冲突做了有效的调和,为汉家政治合法性做了论证。他以《孝经》的“博爱”贯通《春秋》和《孝经》之义,对儒家仁学做了进一步发展。但其以五行思想为基础提出的“圣人之行,莫贵于忠”,不仅歪曲了《孝经》“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而且其形上化色彩使得忠君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孝的真义。     

瞧不起众人的是韩愈

读罢“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写的《师说》,获益匪浅。但对“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一说,我却颇不以为然。试问,圣人高于众人,这到底是客观的事实,还是韩愈老夫子的谬见?这实在是很值得一议的。如若将圣人孔子与躬耕陇亩的农夫相比,你能一言以蔽之曰:“圣人孔子比普通的农夫知道的东西要多吗?”显然不能。自然,谈“四书”论“五经”,孔子可以侃侃而谈;若说到耕田地种桑麻,那侃侃而谈的又该是谁?这不,《论语·子路第十三》讲到“樊迟请学稼”之事,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常言道:“十年易考文武举,…     

“多少”是“多”还是“少”

“多少”是一个常见的偏义复词。有时表“多”,有时表“少”,但“多少”究竟是“多”还是“少”,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作为偏义复词的“多少”,其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有趣的过程。先秦汉语中,“多”“少”尚未凝固成词,都有实义,表多寡或数量的大小。例如:《管子-七法》:“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多少也,谓之计数。”《韩非子·五蠹》:“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