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重农抑商”传统的差异

中日两国封建社会都存在着“重农抑商”的传统,然而由于两国封建社会在本质上并不一致,因而其“重农抑商”传统的根源、出发点和手段也不相同。另外,与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重农抑商”不同,日本封建社会推行“重农抑商”的是幕府封建主阶级,并不是新兴地主阶级。     

2006年高考历史专题复习优化设计：专题二 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变革

[专题解读]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农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到后来特别是明清时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缓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重农抑商思想在明清之际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受到挑战，如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非常可贵。     

个人意识的觉醒 人道主义的张扬——从《三言》看明代商人的思想观念

一战国时 ,商鞅、荀况等首次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 ,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 ,而将工商业视为影响国本的“末业”。商鞅在《商君书·外内》中说“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 ,则欲国之无富 ,不可得也” ,把工商之民少作为国家富强的绝对必要前提 ;荀况也提出“省工贾 ,众农夫” ,“务本禁末⑴”的建议。此后 ,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抑商政策 ,统治者还颁行“世业世守”令 :“士之子恒为士 ,农之子恒为农 ,工之子恒为工 ,商之子恒为商⑵”。经商是贱业 ,不许入仕 ;而士族清流 ,也不许操贱业。这种歧视政策直到唐代还保留在法律条文中。商人在…     

如何看待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我国自古就是世界农业大国,“农本商末”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调,由此而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政治方针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贯奉行的基本治国之策。“重农抑商”政策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李悝变法,商鞅具     

重农抑商制度：实质与影响

重农抑商制度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流水平,然而却在二百年间迅速落伍与其有密切关系。本文通过对重农抑商制度的深刻分析,指出该制度的实质是为了获取垄断经济利益,“抑商”的结果并没有起到“重农”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农业落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原因之一。     

重农不抑商 ——-汉初经济政策浅析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和政策。人们往往认为，在这一政策的实行中，重农必定抑商，抑商必然重农，秦汉两代更是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典型。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汉初六七十年间，推行的是以重农而不仰商为主的政策，它与人们常说的重农抑商有着极大差别。文章对汉初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影响，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和分析。     

论我国当前商品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产与适度抑商

追溯历史,重商与抑商的历史纷争在国内外几乎绵延不断,各执一端,究其原因,原来重商还是抑商对于商品经济发展来说,容易走向两个极端:重商容易引起轻农、弃农或抑农、抑产,其结果必然阻滞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反之,抑商则又可能引致片面重农、重产,滞碍商品流通,其结果也同样妨碍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此,笔者拟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比较中寻觅合乎生产力标准的答案。     

论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农抑商”是战国秦汉时期封建王朝的一项传统政策。历代封建学者对这一政策一向是赞颂的。解放以后,史学界在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过程中,也认真讨论过“重农抑商”政策的性质,例如,郭沫若先生认为汉武帝实行的种种“重农抑商”措施的实质是打击工商业奴隶主,保护封建小农经济,因此西汉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而日知先生则认为“重农抑商”是奴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在奴隶社会中农民的身分地位比商人要高,“重农抑商”“它只是奴隶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相互斗争的表现。”但是,当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讨论主要是环绕着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而进行的,并未对这一政策进行全面的历史评价。近年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史学界不少同志又重新注意起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来,纷纷撰文进行评论。有的认为农业、手工业,商业不论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都是社会经济的     

简论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思想的提出

重农抑商思想在西汉前期得到整合,并通过各思想家宣传与统治者政策推行两方面实现,体现了"重农"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从重农抑商概念规范入手,对西汉前期重农与抑商思想的提出进行论述。     

《管子·轻重》重农抑商思想特色

《管子·轻重》从商贾控制市场盘剥农民与君主争利及其带来的政治后果出发 ,全面论述了商贾与君主的矛盾 ,从而提出了系统的重农抑商思想 ,比如 ,不征徭役保证农时 ,保证农业成本 ,排斥商贾对粮食市场操纵 ,控制农民的生产过程以打击商贾的高利贷盘剥 ,使用政治强权直接剥夺商贾的财富等。     

宋代绘画本质论的变迁

对绘画本质的认识是宋代绘画思想的一个焦点。宋代300年间,绘画的本质论呈现出由以“理”为本到以“意”、“趣”为本的发展趋向,这一趋向是主体意识在绘画中逐渐觉醒的过程,是绘画本质上走近诗歌的表现。     

赵孟頫与元代文人画

赵孟Fu是元代文人画的开启者。笔者从赵孟Fu的“复古”思想、“隐逸”意识和“书画本来同”的艺术主张等三方面,探讨了赵孟Fu对元代绘画的影响。     

民间商人组织与清代湖南城市管理

清代的湖南城市经济发达,人口繁多,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会馆、公所等城市民间商人组织就承担了城市经济、社会管理、公益事业的等多方面职能。清代湖南城市民间商人组织承担城市管理之职能,对今天的城市管理创新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政府应扶助城市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应主动适应社会以担当城市管理的重任,充分发挥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     

明代温州海洋贸易

温州自唐代作为浙东重要的海洋贸易口岸以来,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前期,政府并未沿袭宋、元在温州设置市舶司,但温州在明前期的朝贡贸易中依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明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以后,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和私商势力的崛起,温州海上走私贸易盛极一时。     

论唐代小说中的商贾新形象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导致了商人地位的低下。在唐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是庸俗不堪的．往往是讽刺和抨击的对象。但在唐代小说中商人的形象和人们对“商”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根源就在于唐中叶以后重商思潮的兴起和商人地位的提高。     

两汉学者的屈骚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汉时段,出现一个独特的理论内容———屈骚批评,即诸多学者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各抒己见,发表评论,做出思想和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客观上呈现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论辩态势,形成了较早的学术探讨热点。其中的学理与情趣饶有兴味,反映了汉代先贤的政治思想、文艺观念与生命意识,值得当下学人深思和借鉴。     

李定国实现联明抗清的原因分析

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农民军进入黔、滇地区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大西农民军放弃了原来的宗旨，决定采取联明抗清的策略。其联明抗清能够实现的原因主要是李定国在黔、滇民族地区采取了联合各地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抗清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一、积极联合黔、滇各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组成抗清力量；二、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和汉族地区同样的土地政策和发展生产、严惩贪官的政策；三、在大西农民军中实行了少数民族士兵和汉族士兵一律平等的政策；四、实行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由于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大西农民军取得了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参与，建立起了抗清根据地，共同进行抗清斗争。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集大成--清代红学批评述评

将清代中后期围绕《红楼梦》进行的各类批评放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来看,它具有一种集大成的意义,尽管仍在古代文学批评的大范畴中,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由于思想理念、文化立场、审美趣味的不同,清人对《红楼梦》作品意蕴、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评述有其独到之处,与现代人的观点不尽相同,其中不乏精彩见解,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笔宝贵遗产和财富。     

先秦儒道思维透视

先秦诸子学说为中国历代所重视。然对其观念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其思维的重视。而对其思维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待言说的。笔认为先秦儒道的思维，是人与对象的生命一体化的主体性、整体性、诗意性的心理过程。而将这一心理过程以诗意的语言及类比隐喻的方式予以表述，便形成了儒道化，儒道化正是其思维的结晶。本拟从思维的定位、思维的素质、思维的方式、思维的符号及其表达等方面对先秦儒道思维进行论述。     

《牡丹亭》与明代社会思潮

本文从明代社会思潮的演变入手,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明代社会思潮的演变流程,分为明代前期和明代中后期两个方面。接着阐述了《牡丹亭》这部戏剧与明代社会思潮的契合点,此剧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有着很大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作为个体生命本质存在的至情与快乐适意、率性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