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当代行政学对韦伯官僚制的批判与超越及其启示

中国现行的官僚制是作为一种古代官僚制的传承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官僚制来说存在诸多缺陷,是发育不良而不是发育充分.在西方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兴起针对官僚制的改革浪潮时,中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简单地摒弃和修缮传统官僚制,也不能一概排斥现代官僚制理论,更不能拒绝和否定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与实践.要充分认识到欧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实现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跨越式发展,即在对理想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等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运动与模式的借鉴中克服中国现行官僚制弊端.     

从政治层面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

随着新公共管理的不断深入,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不同;改革是否能够得到贯彻实施,以及改革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弊端逐渐显现出来.究其改革难闻以成功的原因,基于政治层面主要由于新公共管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官僚制政府效率低下等弊端的原因.面对新公共管理没有解决的政治层面的问题,新公共服务、公民参与、整体政府等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改革模式,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成因,因而更有效.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官僚制

随着西方社会由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 ,传统的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已逐渐显现出它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 ,产生了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是官僚制在当代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简单摒弃官僚制也会使我们重新陷入困境。因此 ,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是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和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对官僚制进行修正 ,从而使改造后的官僚制政府更能适应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在当代中国 ,既不能简单地以发展官僚制为目标 ,也不能简单地以摒弃官僚制为目标 ;而且 ,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于组织结构或行政层面 ,而应扩展到政治、社会、经济领域。     

论官僚制条件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

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衰落乃至丧失是现代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 ,在造成这种信任危机的众多原因中 ,官僚制是最根本的原因。官僚制在 2 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缺陷 ,来自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希望能够实现对官僚制的扬弃 ,但是却始终不能超越官僚制。改善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 ,有必要反思官僚制的弊端并寻求新的制度设计方案来取代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与中国行政改革

在西方各国因为官僚制弊端的充分暴露而高呼"摒弃官僚制"的时候,中国却恰恰需要为官僚化的不足补课,因为我国行政体制目前最缺乏的是法制、效率、专业化和理性精神。在分析理性官僚制的特点和当前中国行政环境的基础,认为建立现代理性官僚体制才是中国行政改革的主导模式。     

电子化政府与政府再造

信息化社会中，官僚制政府面临两种困境：一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造成政府管理绩效下降；二是信息化发展对官僚制政府社会中心地位的巨大冲击。电子化政府作为信息化社会的新型政府模式，将为政府摆脱困境，实现管理创新创造条件。建设电子化政府不只是对传统官僚制政府的技术化改造，这将是一场由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政府革命，是对传统官僚制政府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治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政府职能的全面再造。     

完善理性官僚制: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理性官僚制的一些先天性缺陷以及其过度发展导致的与后工业社会的不适应，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以“摒弃官僚制”为主题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官僚制的发育程度不同，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不仅不能摒弃官僚制，而且还要为官僚制“补课”。     

官僚制的悖论及其突破

官僚制具有专业化、等级化、法治化、非人格化、职业化等形式理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官僚制行政的弊端逐步显现和暴露,其优势逐步消失,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对它进行改革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官僚制改革的路径在于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使政府具有不断创新和持续改进的能力,并且变得更有效率、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服务品质更高。     

我国地主政府实雇员制的因境及对策

政府雇员制作为一种新型的人事制度,与新公共管理理念相一致,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现代官僚制的功绩制、契约制精神,成为公共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界定雇员制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地方政府实施雇员制的困境,并剖析其原因,进而提出促进政府雇员制与现行公务员制度相接轨的设想.     

新公共管理应补充理性官僚制--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新公共管理取代官僚制”，是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而中国行政改革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极其复杂性，需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因此，中国行政改革应跳出西方发达国家的思维定式，坚持实施“新公共管理补充官僚制”的发展战略，努力构建一种理性官僚制为主，新公共管理为辅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官僚制的困境分析与审理

论述了官僚制的概念,指出官僚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由马克斯·韦伯、威尔逊等人创立,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公共行政管理、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过程.分析了理性官僚制的困境,认为理性精神的回归标志官僚制正以一种更完善的状态重新回归.立足于中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精神,吸收官僚制的合理性内涵,将对我国建设法治型政府与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现状评析与发展展望

科层制是在传统的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条件下产生的公共行政组织模式。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其自身的缺陷日渐暴露,人们迫切需要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共行政组织模式。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为了构建现代化的行政组织体制,推动我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我们应进一步完善科层制,使其理性和效率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又要超越科层制,发展服务型政府,以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发展。     

对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反思与改革

自理性官僚制应产业革命的需要产生以来,数十年间,它日益成为政府、企业等大型社会组织所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并在提升组织效率等诸多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官僚制本身并非尽善尽美的,它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应该对官僚制进行怎样的改革与创新,使之与全新的思维相结合,更好地激发其内在的生机与活力。     

以德治国是增强我国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社会的凝聚力来源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必然性 ,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同 ,来源于人们对社会的信任感 ,也来源于国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各团体的合作。我国悠久的德治传统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 ,加入WTO后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 ,以及现代社会的“异质性”特征 ,都要求我国要通过以德治国来增强社会凝聚力。为此 ,我们必须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始终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 ,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加强道德教育和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 ,深化改革 ,积极进行体制创新。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这场改革使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本文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背景、内容及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有助于我国在吸收和借鉴此管理理论时有更理性的把握。     

评列宁与官僚主义斗争的得与失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官僚主义盛行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不久,就受到官僚主义的侵袭。列宁及时发现了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和党的队伍中的蔓延,及时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并与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列宁的斗争对抑制官僚主义起到了作用,但没能最终清除官僚主义,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没有注意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官僚主义的产生和蔓延所起的作用。     

谁来编制课程体系——地方教学型院校课程体系编制主体行为分析

地方教学型院校的课程体系改革与编制工作存在诸多问题,随着政府和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关注,课程体系的改革已成为这类院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教师的保守行为与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影响教师参与课程体系改革和编制工作积极性的关键因素。而地方教学型院校组织所具有的较强的科层特点,决定了这类高校成功的课程体系改革和编制工作应是以院系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团队活动,编制工作应注意吸纳以专业教师为主的具有多元成份和结构的人员参与。     

试论1917-1918年山西的警政改革

一般认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后期,全国许多地区匪患严重,山西却较轻。原因是什么?以往学界尚无实质性研究。本项研究发现,这与山西实行了较有成效的警政改革有关。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北洋政府在全国开展整顿警务的活动,以稳定社会秩序,在此大背景下,1917—1918年,掌握了山西省政的阎锡山集团积极推行警政体系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如下:其一,完善警政机构,组织基本警政网络;完善现代乡村警政体系,构建富有山西特色的"警政模式"。其二,举办警察传习所、警察教练所和基层警士教练所,以培养社会急需之警材。其三,划一警察饷项,推行警察储金计划,特别是实施警察造林储金计划,最引人注目。山西警政改革增强了警察在村治中的参与度,健全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警察执法体系,延伸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权,具有一定的民本色彩。不过,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改革是在官治模式下运行的,且因连年战事,难免有"遂至松懈"的结果。     

列宁反官僚主义的实践经验与当代启示

列宁对苏俄党政机关中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认为,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沙皇政府专制的思想毒瘤、人民群众偏低的文化素质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四大根源。根据苏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列宁提出消除官僚主义的四大措施：推行民主公开制度,打造透明政治,让官僚主义无所遁形;推行民主监督制度,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以防治官僚主义;健全社会法律制度,为反官僚主义提供锋利武器;大力发展经济与文化,消除官僚主义的滋生土壤。列宁反官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反腐倡廉、反庸反昏、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公共选择理论视域中教育与国家的关系

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是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本源性问题之一。公共选择学派对教育与国家关系的探讨以公共教育制度为载体,主张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政府官僚利益的维护者,公共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直接民主控制下的官僚制度,公共教育制度重建的有效路径在于走向市场自主控制的公共制度的选择。公共选择学派的教育与国家关系理论以其特定的历史性与境遇性对西方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