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唐集序跋的校勘学意义

宋代的古籍整理事业极为兴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均热衷于图书文献的搜辑、整理、编撰、校勘、刻印等。校勘在宋代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即校勘学。宋人撰写的唐集序跋,为校勘学研究提供了广博而可靠的文献资料,其中宋人校勘唐集时所体现的素质、方法和原则,代表了宋人校勘唐集的水平。     

王先谦刊刻书籍略论

季清大儒王先谦终生致力于文献典籍的整理编辑校刊工作 ,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集众说学者 ,一生之中刊刻书籍 4 0余种。其版本可分为书院刻本、局刻本、家刻本。王先谦十分重视版本校辑工作 ,所刻印的书籍校勘精确 ,刻印精良 ,为清代晚期刻本之冠     

王先谦刊刻书籍略论

季清大儒王先谦终生致力于文献典籍的整理编辑校刊工作，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集众说学者，一生之中刊刻书籍40余种。其版本可分为书院刻本、局刻本、家刻本。王先谦十分重视版本校辑工作，所刻印的书籍校勘精确，刻印精良，为清代晚期刻本之冠。     

刘向、刘歆父子的典籍编辑初探

刘向、刘歆父子是我国西汉时期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编辑家。他们在汉时,“广征天下”图书,振兴我国图书文化事业的活动中,奉诏率众校勘和编辑了国家当时所征全部图书,恢复和衔接了历史上因两次大规模焚书毁籍所造成的文化断层,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向父子的编辑活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编辑事业,为我国编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编辑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们的编辑工作,在我国首创了目录学,并且促进了与校勘工作有关的相应学科的发展。     

《浙藏敦煌文献》的价值

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献，包括近６万号手写卷子和刻印典籍以及绘画等，其中大量产生于４世纪中叶至１１世纪初的用汉文和梵文、藏文、粟特文、于阗文书写和刻印的文书，和此外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壁画和雕塑，是研究当时我国西部、中亚地区各民族以及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而集中、宝贵而独特的真实材料。敦煌文献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之一，无论是从其文物本身的价值，还是它的研究目的的作用，对于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的重要性已无庸置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献的流失，一直给学术界带来无法弥补…     

阮刻十三经注疏版本初探

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是经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该书自问世以来,刻印不绝,出现了各种版本。其中嘉庆20年的初刻本为各版本的源头,道光6年的朱华临重校本为最早的善本,民国24年的世界书局缩印本当是由此重校本而来。     

福建刻书对日本雕板印刷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印刷书籍的国家,大约在隋代就发明了雕版术,到了唐代逐渐用于印刷图书。福建是我国早期刻书地区之一,雕版印书历史悠久,自宋迄明六百年间极为发达,所刻印图书的种类、数量都很多,流传甚广,对推动人类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对海内外的刻书印刷业产生过重大影响。远在秦汉之际,中日两国文化就有所交流,公元285年王仁博士将《论语》带到日本,把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此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把习汉语、学汉文,吸收汉文化作为     

宋代的印刷禁令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对人类文明的一项卓越贡献。宋代是我国印刷事业空前繁荣的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印刷来促进或加强社会各方的联系,由于印刷技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独立的印刷手工业行业,出现了经营刊刻业的书坊、书肆,同时也产生了“梓工”、“镌工”、“裱背工”等等以印刷为生的劳动者。我国雕板印刷业是分三条路线并行发展的,即官刻、私刻和书坊刻印。宋代官营刻印业规模很大,国子监设官专主其事,刻印内容有经史群书和医学本草、农艺之类的文籍。刻印大批图书以供皇室、三馆和秘府藏书之用,同时也颁赐给政府各机关及官僚士     

车王府版《子弟书》韵脚字指误补漏

子弟书文本在传抄、刻印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讹误,车王府版子弟书亦是。由于子弟书押韵规律很强,每回一韵到底,且押平声韵。是以从押韵规律入手,可以看出部分韵脚用字之误;从而尝试对其进行校勘,并解释其讹误之由。     

教学语言的语音特征及文化品位

教学语言应当能使传递的信息极为清晰地刻印在学生的脑子里,引导学生缘声获意,由意入思,缘思入境;同时能给学生较为浓重的文化薰陶。因此,教学语言在语音上应力求抑扬鲜明、焦点突显,舒缓娓娓、顿挫有致,音量适度、和谐中听;并应注意使用书面色彩较浓的词语,适当运用描叙和辞格句,口齿清晰畅达,说普通话,以提高教学语言的文化品位。     

孤本·善本·珍本

关于古籍的界定,业内普遍的看法是1911年以前的书籍称为古籍,而1949年之前的称为解放前旧书。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以碑帖而论,根据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的考证,即将失传的碑帖,确是“唯一”并有较高书法艺术和文史价值的,堪称孤本。碑帖孤本必需是刻石、刻帖的原拓本,同时还应“小溪流杯”全国文学艺术作品大奖赛征稿是时间较早的拓本,翻刻本是称不上的。善本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校刻…     

明清两代潮汕出版业述略

明代的刻印书籍,是古代出版史上的繁荣时期,皇帝、藩府、私宅、书坊出版的线装书均很可观。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明代的雕版印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值得,提的明代官刻书籍很发达,内府刻书由司礼监主理其事,司礼监下设“经厂”,专门负责刊印书籍,所以称这类书籍为“经厂本”。虽然司礼监为太监把持,主管刻印书籍的太监文化素质不高,印刷的书籍校勘不精,往往为后人所轻视,但官方大规模地刊印书籍,无疑对地方及书坊出版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史记·孔子世家》校勘一例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孔子逝世前七日曾对子贡说过的话,其末一句为:“予始殷人也”。然此句中之“始”字,其它许多版本则作“殆”。究竟是“始”还是“殆”?事关该句的释读,应考证清楚。1、版本考证。校点本《史记》对该字并无校勘说明,据查可知其袭所钞清同治年间的金陵局版本而无所校勘。局本乃据明末晋汲古阁本刻印。而阁本所刊之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木,“校对草率,错误甚多”,因此说,校点本的祖本非尽善之本。与上述版本不同的许多版本此     

照眼繁花留壮心——周本淳先生的治学之道

我国悠久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丰富文化典籍,而古今语言和文字的变迁,又给后世的读者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与障碍,于是,古籍整理、版本校勘、文字训诂和诠释就成为我国文学研究中的几门重要学科,并显示出我国文学研究所独具的文化特征。而在此基础上对古代诗文意蕴的鞭辟入里的准确剖析与阐发,更是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的一项既属提高也是不可或缺的普及性的任务。同时,在我国,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学习与接受,正是衡量人的文化修养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周本淳教授就是在古典文学研究与     

论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中的文化教育观

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对未来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与解析。文章就其“复杂性理论”中所蕴含的对文化之于教育中的范式的影响、文化的刻印作用、文化的多样性与个人的多重性的关系等进行了梳理,同时,拟结合我国传统的文化特性对其提出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及未来文化的挑战进行剖析,并进一步反思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在未来复杂背景中的教育的实践价值。     

读书偶记两则

《国语》校勘一识《国语》现存的版本中有宋代刻印的两种:明道本和公序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的《国语》是根据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排印的;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国语》是根据杭州叶氏收藏的明金李校刊的公序本影印的。以后出版的《国语》单行本、选本以及散文选和高等学校     

北宋时期馆阁藏书的整理

宋代推行右文政策，极为重视馆阁藏书的建设。著名的崇文院、秘书省既是政府藏书中心，又是政府藏书整理中心。本文概述了馆阁藏书的校勘、编目、刊印和典藏三项整理工作。     

略论《颜氏家训·书证篇》的校勘方法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篇》是专门讲述考据学的篇章。在该篇中,颜氏运用本校、对校、他校、理校和综合校等方法,对所见到的古书中的讹误进行了一一校勘。在校勘过程中,颜氏单独利用一种校勘方法的情况较少,而利用理校和综合校的方法较多。由于较多地利用理校方法进行校勘,所以在校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讹误。     

大徐本《说文解字》四大版本小篆字形对比研究

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不但是汉字学研究之鼻祖,也是汉字教学和小篆书法写作的范本,自问世以来,对后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其重要,流传版本众多,清代以来,尤以大徐本《说文解字》额本、孙本、陈本、光绪本四个版本最为通行。因原本早已亡佚,现存版本之间亦存诸多差异,既有正误之分,亦有优劣之别。从文字学角度对字形进行校勘、甄别和分析,对学术研究和应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在"字料库"基础上,对大徐本《说文解字》的四个版本字形进行穷尽性校勘和考证分析,发现存异字形主要有形讹和异写两类。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包括政治避讳、传抄刻印和个人对小篆构形理解的偏差等诸多方面,这是数字化系统下研究传统学科问题的一次有效尝试,为基于"字料库"的全汉字整理与研究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古代官员升迁、降黜制度在语言中的投影

我国古代职官制度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其中官员的升迁、降黜就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职官的变动都有一些专门用语深深地刻印在语言中，我们对这些用语进行一番较系统的训释，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我国古代灿烂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