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和新出版

“五四”是中国所史的一个重要的界碑．也是中国出版的一个重要的年代线。也许“五四”并没有从机器生产力上产生时代性的变革,它却从“人”这个生产力要素上开创了出版的新时代。“五四”在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意叉,在于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开辟了新出版的未来的方向?在中国,新出版是相对封建时代出版而言的,是资本主叉出版的别称,它是与新文化一起而采的。新文化与新出版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而又研究无多的历史课题,新出版对于新文化的贡献不是奉文的研究重点．这里侧重于“五四”新文化对新出版的推动作用的阐连。     

“五四”运动与新闻改革——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拂去岁月的风尘,历史这面镜子就能明晰映照出现实的影子,给人以诸多的启发和警示。“五四”运动的历史,是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是一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也是一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历史。回顾“五四”运动,用现实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五四”时期新闻改革的艰苦历程,对于推进我国跨世纪的新闻改革,使新闻工作更好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是大有裨益     

“五四”运动与新闻改革──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是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历史新阶段的转折点。回顾“五四”运动这一伟大变革的时代,用现实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五四”时期新闻改革的艰苦历程,对于今天新闻工作者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进我国跨世纪的新闻改革,使新闻工作更好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是大有神益的。“五四”运动前夕,由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闻事业也是一派调零的景象。当时除少数几家民主主义报刊宣传报道的内容和形式…     

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通过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地域、年代、出版者、学科分布情况,介绍了图书出版者分布与典型高产出版者、图书的类型分布与主要出版活动类型,指出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是近代出版业的补充,也是近代出版史和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代图书馆出版的一些图书,尤其是书目工具书,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仍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书业性质

由于传统的渊源,中国近代图书馆不少在编目、流通等常规业务之外,也进行出版印行活动.文章从图书的出版、印刷与发行,出版图书的广告,出版图书的书评,出版图书的呈缴四方面介绍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书业性质;指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定补充,也是近代出版史和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数字化时代具有“观照当代,展望未来”的功能.     

中国古代“自出版”活动探析

自出版活动古已有之,在正式的出版活动出现以后,魏晋时期最早开始出现自出版活动,隋唐逐渐发展兴盛,至宋代已经初具规模,元代的私宅刻书、明代的士人交往,极大地推动了自出版的发展,直至清代的私宅出版已成为自出版主要生产方式.自出版活动的产生发展和技术条件紧密相关;自出版作品数量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水平;自出版是一种社会分工的自然体现;自出版作者的权力体现在对内容的掌握.     

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为《出版科学》而作

近日北京的一家大报，在议论出版改革时，引出一家出版社负责人的看法：“加入WTO以后，如果出版社仍然沿用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老路，肯定不能适应发展。”再一次把出版社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     

近代数学教科书出版情况考

清末至民国时期,数学教育的兴起需要大量教科书。为追求丰厚利润,各出版社延聘教育名家、数学专业工作者编辑出版了各级各类数学教科书。清末时期以翻译居多,民国以自编为要。     

为赢利而出版,因“无用”而存在

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产业没有时间再自说自话,没有机会再混水摸鱼,需要反其道而行,认真回答"我是谁"这个保安和哲人最为关注的问题,清晰划定"赢利性"和"非功得性"的产业边界。     

新中国科技图书出版60年变迁

科学技术图书出版工作对于提高我国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分三个阶段对科技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反映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变化情况,显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大成就。     

中国记协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首都青年新闻工作者座谈会

“给青年一个舞台,他们不会令人失望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负责人孙玉春的发言,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领域做出的骄人成绩。4月28日,中国记协在京召开了首都青年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等首都新闻工作者6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太行敌后出版、发行“油印本”的回忆——为悼念李文同志而作

突闻李文同志因久病不治逝世,无限悲痛!     

域外知识的中国旅行：论五四时期的书籍翻译出版

五四时期是中外知识流通极为频繁的时期,本文运用全球史研究视角以及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思考框架,以这一时期的翻译出版实践为研究对象,在纷繁复杂的域外知识资源中厘清知识旅行的路线、途经场所,以及最终抵达目的地后的接受、应用和改造的过程,从而得以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框架和传播机制,以及翻译出版与知识旅行如何成为思想启蒙、社会变革中的关键环节。     

晚清出版史不应被忽视的一隅--《晚清官书局述论稿》评析

晚清官书局的出现在近代出版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在近代出版史中往往是易被忽略的一隅。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一书是目前唯一一部详细解读晚清官书局的专著,通过此书,我们可以透视晚清官书局发展的概貌,了解其在晚清文化典籍保存与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口述出版:书籍出版的新路径

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书籍出版的新模式——口述出版.笔者认为市场的需要、出版行业职业化的团队及口述史学科的快速发展使口述出版模式的产生具有可能性,并分析了口述出版模式的运营流程.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口述出版在发展过程中也引发一些思考.     

别有价值的出版人“庆寿”书

近期,陆续读到中华书局新出不久的四册图书:《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92-2001)、《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陆费逵与中华书局》。这是我国古籍出版的重镇——中华书局九十局庆之时推出的系列纪念性、献礼性图书。书目及大事纪要,可以让人简要直接地了解中华书局的贡献及历史;《我与中华书局》,则是同题征文的结集,收录了大量围绕中华书局涉及书、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