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在权的心理因果理论

20世纪中叶以来,物理主义逐渐成为心灵哲学界的主流思潮,如何在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框架之下说明心理因果的可能性则是一个热点问题。作为物理主义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金在权的心理因果理论是不能忽视的,系统地了解他的心理因果理论对于国内的心灵哲学研究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金在权的心理因果理论可分为四种,分别是"随附因果理论"、"析取功能还原主义"、"功能性质概念主义"、"殊型还原主义",然而,每一种理论都无法达到金在权想要达到的目的:"挽救"心理性质的因果效力。     

金在权心理因果观的形上之辩

围绕心理因果性问题的还原主义和非还原主义之争是当代心灵哲学中最重要的学术焦点之一。以金在权为代表的还原主义者试图从因果解释、层级世界模型、物理实在论的角度回应非还原主义者的质疑,并为其立场提供形而上学的辩护。然而,我们的分析认为,近半个世纪来金在权对心理因果性的论述反映出他不断弱化的物理主义承诺以及不断退守的还原论纲领,也揭示出当代还原论旨趣的心灵哲学难以突破的限度和问题。     

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心理描写风格比较

托尔斯泰是表现人类内心生活的大师,在创作实践中,他创立了卓越的心理分析方法--"心灵辩证法".罗曼·罗兰创立了揭示创造精神发展全过程的抒情性的心灵辩证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心理描绘开拓了新的领域.     

物质构成:心理因果性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基于金在权的“因果排除论证”的再思考

金在权的"因果排除论证"意欲表明,在行为的客观的生理原因和主观的心理原因之间的关系上,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的逻辑归宿要么是同一论,要么是副现象论。形而上学中的物质构成范畴是一种介于同一与二元不同之间的"非同一的统一"关系,具有重要的心灵哲学意蕴。将物质构成范畴引入心灵哲学中,能在坚持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的前提下,以反对心身随附性原则为核心,为独特的心理属性具有独特的因果效力辩护,从而推动心灵哲学向构成物理主义形态发展。     

泛娱乐主义的社会心理成因与对策北大核心

泛娱乐主义作为当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一种错误性社会思潮,它的形成、传播与受众的社会心理分不开。社会心理根源、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心理策略三者构成了泛娱乐主义批判的社会心理逻辑。顺着这一思路可以发现:本能欲望、报复性心理和焦虑心理、逃避心理是泛娱乐主义滋生的社会心理根源;受众的消遣心理、成瘾机制和猎奇心理、从众心理则构成了泛娱乐主义得以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心理暗示、群体传染和不加推理、形象思维则构成了受众对泛娱乐主义认同的社会心理策略。消解泛娱乐主义的危害,可以采取相应的心理对策,从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形成健康的娱乐需要以及强化主流价值的话语权和传播力三个维度入手。     

论佛家智慧对大学生心理建构的意义

佛教关心的是人的心灵。佛教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质,积聚了无尽的智慧宝藏。当代大学生存在着诸多心理问题,个人中心主义、行为放纵主义、及时享乐主义、目标虚无主义等。对于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我们要开辟新路径。向大学生正确宣传佛家理论,帮助大学生运用佛学智慧进行心理调适,保持身心健康,这对大学生的心理建构将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一例大学生非正常心理的分析与矫治

小舟的非正常心理状态与常见的大学生心理障碍相比有其特殊性。他的非正常心理状态似乎被他刻意地、深深地隐藏了。他的刻意隐藏,说明他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心理走向和行为方式进行了主动选择。为此,我们制定了两套矫治方案,期望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友善、关爱、成长、成功"活动,即能触动小舟的心灵,又能让全体学生受益,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歌德的创作心理初探

歌德的一生为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作的伤感主义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影响了当时世界文坛,他的创作心理以及创作倾向给当时文坛带来了一股革新之风,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心理倾向陈述的辩护

人们常常援引一个人的心理倾向来解释他的特定行动。然而,像"X很自卑""X勇敢"之类的心理倾向报道陈述,我们如何为之提供辩护?因为心理倾向谓词的概括性等问题,既有的条件句分析方案都还不能为心理倾向谓词提供满意分析。条件句分析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没有注意到心理倾向谓词的特异性,它们是要求对象展示特征表现的谓词。立足这一判断,论文基于古德曼式的关于心理倾向谓词的归纳主义观念,分析心理倾向陈述的一般辩护模式;并力图表明,归纳主义观念能更好地解释与心理倾向谓词或心理倾向陈述相关的种种哲学问题。     

散曲家张可久心理探微

从张可久的人生价值取向、创作审美对象和心理根源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深具传统气质的文人雅士,他性情和顺,趣味高雅,虽仕途不顺,但散曲是他摆脱俗务、澄净心灵的精神绿洲,是他创造和谐的一种方式。他是一个在畸形的社会里,命运畸零,但人格裂变较少的传统意义上的文人。     

论郁达夫创作中的"真、善、美"原则及其内在和谐性

郁达夫的创作中存在"求真"、"崇善"、"臻美"三原则,在总体上反映出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他以率真的个性在作品中展现其真实的情感,把内心的苦闷、愤懑,大胆地抒发出来,袒露自己生命的真实,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关爱女性,关心下层劳动者,并通过情感美、心灵美和描绘大自然的美及健全的人格美等方面来表达自己对美的追求。同时,"求真"、"崇善"、"臻美"三者不是孤立的,三者有着内在的和谐性。最"真"的就是最"善"的,也就是最"美"的,"求真"、"崇善"、"臻美"都服从于作者主观和个性的需要。     

心曲的咏叹与变奏——论穆时英小说的抒情品格

穆时英是那种“为表达苦闷与寂寞”而创作的抒情作家。他的作品只是从社会生活中撷取几个他所需要的人物作为道具来传达自己的情绪。人物是他的自我心理投射,分别负载着泄愤、自慰、寻梦、表达幻灭感四种使命。这些人物合起来就是他的自我人格,共同表达了他的心理需求,凸现了作家的主体人格。从作品的情感表达入手研究他的作品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文学创作。     

诗句无人识,应须把剑看--论姚合反映幕府戎旅题材的作品

姚合是中晚唐之交颇具影响力的诗人,以“武功体”闻名。目前学者多注意其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及闲适尖作品的成就,对姚其他类型的作品则缺乏深入的探讨。姚合的反映幕府戎旅生活的作品,在姚合的诗歌中独具特色,此类作品多为胸襟抱负的直接抒写,感情浓郁而强烈,反映出姚合的爱国之情、忧国之思与济世之怀。研究姚合这类作品,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姚合诗歌风格发展演变的轨迹以及全面地把握姚诗的总体风貌。     

试析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

陈寅恪一生钟爱中古史研究，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也都集中在魏晋隋唐时期。但他晚年却用了大部分精力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专著，研究重心放在明清之际两个女子身上。他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原因主要在于：阐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移情忘现实之痛苦；抒发兴亡之感；自验学术深浅。     

文天祥的忠孝之念与出处之思——兼论文天祥诗歌创作的多元主题取向

文天祥是以其与金石同坚的忠肝义胆流芳千载的。人们交口赞誉的,无非是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坚韧不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勉力支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正坚守,以及以死尽忠的民族气节。然而,究其一生的艰难历程,甚至是在挽狂澜于即倒的征战与奔波之中,忠君与事亲、庙堂与江湖也都难以割舍地共处在他的意识深处。他至死不肯仕元,却衷心地希望弟弟去做元朝的官员;他积极用世,但也向往山水田园。这种丰富立体的情感人生,铸就了文天祥的伟大与真实。     

论季羡林散文的审美精神

季羡林的散文,幽默风趣,真挚淳朴,平易天然,既真挚朴雅严谨,又带有缓慢舒散的情调,在现当代散文作家中显得别具一格。谦虚严谨的写作态度,使他的散文具有学者的哲理风范;个人独具的真朴禀赋,使他的散文洋溢着饱满动人的热情;对梵学的深刻体味,使他的散文体现出缓慢的精神境界。读季羡林的散文,仿佛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体验到他的痛苦挣扎,找到释放心灵的钥匙。中国的古代文学和留德十年的生活,对季羡林散文风格的形成具有巨大影响。     

也谈李白与“月”的不解情缘

古代诗人中最擅长借月抒怀的当属李白,他笔下的月融汇了诗人的许多情感因素。李白将自己的主观感受投入“月”中,借月来抒发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抒发内心郁郁不得志的悲苦,并把自己的理想也寄托给明月。     

论王羲之的行政管理思想

王羲之以书法艺术闻名，但为官逾其人生之半，且力争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有所作为，显示了他的行政管理思想和能力。如，有大局意识，忧国忧民，能从国家全局的高度观察和处理问题；勤政，务实，爱民；针砭时弊，改革弊政，精官简文，严刑惩贪；重责任，轻权力，不以官位为进退等。在当时，堪称清醒的政治家，爱民的地方官。当然，他没有尽全力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不是职业政治家。这与他所处的恩赐官僚制时代有关，更与他儒释道杂糅的思想和骨鲠孤傲、不拘于俗、追求自然的个性及酷爱书法艺术的心境有关。     

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的精神和他的民族情结

洪堡特是19世纪世界公认的语言哲学家,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深奥、精辟,不易整体把握。纵观洪堡特的语言著作,我们会发现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以精神为本原的哲学前提下的。精神是统领洪堡特语言学思想的总纲,也是解读洪堡特理论的钥匙。另外,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中渗透着他深深的民族情结,他的很多理论都是在对语言、精神和民族三者关系的深刻理解后的进一步推衍。理解洪堡特语言学思想中的精神和其中的民族情结,有利于对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总体把握。     

朱元璋嗜杀的心理动因

朱元璋不同时期嗜杀的心理动因多有不同,或缘于自卑、或缘于猜忌、或缘于为子孙"削刺"的初衷、或缘于理想主义者作"救世主"的浪漫理想、或只是在社会教化下无意识的从众。探讨其嗜杀缘由,我们既要分析其在不同事件上的个性心理,又不能忽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