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是个尝试——对《夏斐》稿采写经过的回顾

1987年12月上旬,我们从青海省省会西宁乘车六百余公里.来到雪山深处的果洛藏族自治州。12月22日上午.我们正在大武镇新华书店经理家了解情况.经理的妻子无意中说:“公司(指州所在地玛沁县民贸公司)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孩子活活打死了。”我们愕然:“这女人是不是继母?”“亲亲的妈呢。”“哪为什么?”“说是嫌孩子学习不好。”我们想:很可能是失手打死的吧,一个母亲怎么能狠心将孩子活活打死呢?想是这么想,但事情既已发生,而且非同寻常.职业的敏感驱使我们要去问个究竟。那天,高寒缺氧的大武镇刮着大风,天气很     

天使的眼睛

小小的儿子拿着一本画册来问我:“天使为什么长着一对翅膀?”我说:“因为天使在传播爱,人间太需要爱了。”儿子想了想,摇摇头说:“不对,天使太小了,他做不到。”儿子又问:“他为什么要拿着箭?”我说:“天使的箭射穿两个人的心,他们就会相爱。”儿子又想了想,摇摇头说:“把心射穿人就死了,怎么去爱呢?”我惊讶地看着儿子,却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反驳他,因为这是他的眼睛从画面上得到的最直观的印象。但是如此直观的东西,大人怎么就忽视了?突然就想起一本书上说过的话:面对孩子的眼睛就是面对上帝的审判。在《皇帝的新装》里,指着不可一世的皇帝说“他没有穿衣服”的是一个孩子,而不是勇士。报纸上也有过这样的报道,某地发生了一起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将自己洗脱得天衣无缝,但是,公安人员拿出作案现场的一件凶器时,孩子马上说:这把钳子是我爸爸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这句话将爸爸送上了断头台,因为他是孩子。孩子眼睛里的一切,既没有主观臆测也没有人为虚拟,只有事实,连灰尘也不可能掺进去的真实。所以,我很害怕孩子的眼睛,它流出的不管是欢喜或者悲哀,都会让人的灵魂哆嗦。所以我固执地认为,将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等等加在一起,也无法诠释现代文明的方...     

从“小红本”到“大红本”——李德民印象

1978年,历史的机遇把我和小我六岁的李德民“放”在了一个研究生班。一见面,他称我“老师”。在大学,他是读图书馆学系的,现在居然当了新闻研究生,于是我常常以老大哥的姿态做一点善意的挪揄:“你可是混进来的,小心什么时候收回你的小红本(研究生证)。” 不久我便发现,他的思维有独特之处,性格也有独特之处。入学口试的时候,考官问他:“你是大学学图书馆学的,为什么毕业后分到了农场?”他的回答是:“这事恐怕应该去问‘四人帮’。” 小露锋芒,是当时在《市场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从武     

邵云环,我们想念你

也许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5月7日的晚上,我读完当天《参考消息》上刊登的邵云环写的通讯《没有灯光的漫漫长夜》后,对也是做新闻工作的爱人说:“小邵写的通讯有两个特点:一是手法细腻,观察入微;二是充满了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同情,写得悲壮,同时也流露出某种忧虑和感伤。”随后,我们一边看着电视中有关南斯拉夫战况的报道,一边谈论小邵的诸多作品、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她的为人。每当听到北约强盗的导弹尖啸声,看到燃起的冲天火     

带着成果庆祝结婚纪念日

今年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恰逢周六。一大早,老公赶着问：“今天怎么庆祝？我请吃饭怎么样？”我说：“好啊,咱俩上哪去？”他听了顿了顿,说：“只有咱俩吗？还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吧!”我瞟了他一眼：“庆祝结婚纪念日带孩子好吗？这日子,不都是两个人去浪漫一下吗？”他嘻皮笑脸地回答：“既然是庆祝,当然要带着成果了,没有成果怎么叫庆祝呢!”于是,我们就带着三个“成果”一起去吃饭了。     

秘闯“金三角”

我的文章《走进金三角——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禁毒及“替代种植罂粟”现场采访实录》6月21日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后,许多认识我和关心我的朋友问我,你在决定去“金三角”的时候,害不害怕会有生命危险?说句实话,我在决定去“金三角”的时候,并没有害怕,甚至没有犹豫;倒是我从“金三角”回来之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时常有些后怕!因为我知道,我确实是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采访历程!     

被生活裹挟着独立

“妈妈,我口渴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杨丹,正是幼儿网放学时分。“妈妈给你五块钱,去买瓶水。记住只能买水,不能买饮料或者可乐。”5岁的男孩拿着钱迅速跑开。五分钟后孩子回来,“妈妈,钱不够。”“五块钱还不够买瓶水啊？”杨丹觉得疑惑,但没有像别的母亲那样迅速去两百米远的小卖部问个究竟,而是又掏出一块钱,递给孩子。     

编辑认稿不认人

我常为报纸刊物写稿,也不断有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出来：于是,有好心的同事问我：“你认识编辑吗?”我回答说：“不认识：”又问：“听说不认识编辑,稿子不好登吧?”我说：“登我章的那些报刊的编辑我都不认识：”比如年初,我写了一篇《拒绝的艺术》的章寄给了《演讲与口才》编辑部。     

敢为姐妹鼓与呼——我编《女性世界》

新民晚报有个版面叫《女性世界》,我有幸当上了这个版面的编辑。女同志编“女性世界”,我想有她的长处。却也有她的短处。长处是女同志最了解女同志,短处则是身在其中,有时候会云遮雾障,难识其中真面目。怎样编好《女性世界》,这是我常常放在心上的一件事。到读者中找感觉怎样让读者走进并且关注《女性世界》这个版面?有一次,我去一家针织厂开女工座谈会,问她们希望在版面上看到怎样的文章。她们的工会主席小郝就说:“我就     

《三个孩子去蛇岛》的启示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三个孩子去蛇岛》(见去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引起的教育学上的一些问题。我深深为我们国家有这么有志气的新的一代而激动。想想吧,三个小学生,三个“生物迷”,身上只带了六块钱,就从长春出发,要去考察旅顺口外的蛇岛,还要去海南岛、西双版纳……“人才开发”的问题现在正讨论得很起劲。我觉得这名词用得好。人才,的确也象矿藏一样,需要开发,否则也可能被埋没。正如矿     

“快枪手”与“准枪手”

有位编辑同仁问我:要是叫你去打仗,你是希望做个快枪手好呢,还是做个准枪手?我问:何谓快枪手?何谓准枪手?他便解释说,就像打敌人,快枪手是指不经瞄准,“啪”就打出去,不管是死是活,反正敌人是被打着了;而准枪手呢,则指经瞄准,“啪”一枪打中要害,敌人便被打死了。我略一迟疑,说:当然要做快枪手啦,一枪一个多痛快。“那么,比如我们写新闻作品又如何?”我说:同理。话虽这样说,但过后仔细一考虑,这样回答未免有失偏颇。我们     

处处留心抓“活鱼”

去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稿子去镇政府让审一下。秘书一看稿子,愤怒地说:“你这是给咱们镇上抹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当即写了篇《话说“脸上抹黑”》的文章,很快在《人民日报》十二月二十三日头版刊用了。今年四月的一天,我去一家商店买货,只见一位顾客和一位售货员吵闹不休。原来是售货员对顾客挑选商品很不耐烦。顾客就问:“你们那儿不是写着‘百问不烦’吗?”谁知售货员却说:“你问一百次了吗?”这句话惹得许多顾客不禁哑然失笑。于是我把这个场面     

理论的力量——宁波日报总编辑任和君印象

去年第二次去宁波时,我问宁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任和君:“听说您读了很多书?……”“说得确切一点,我只不过是新闻界的一名新兵,今年3月才到宁波日报,对新闻业务过去虽有过接触,但仍是皮毛。”他谦虚谨慎,说得具体认真。我也单刀直入:“几位熟悉你的新闻同行告诉我:‘任总连《资本论》的小标题都能背出来’……”在几个迂迴反复中,终于,他给我谈起同事们要他背诵《资本论》的一段趣事。他能背出《资本论》的小标题     

我心中的《军事记者》

当二十一世纪的阳光穿过世纪长廊走来时，《新闻与成才》以更加成熟的形象———《军事记者》展现在我的面前，给了我一片自由驰骋的空间。如果说《新闻与成才》是我相识已久的朋友，那么《军事记者》就是我“一见钟情”的恋人；如果说是《新闻与成才》带我走进了“新闻”的世界，那么《军事记者》将带我走进更加广阔的“新闻”天地，去感受和领略信息时代的“新闻”气息。《军事记者》是我的精神食粮，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养料。每当她因投递晚点“失约”时，我就会心情焦急烦躁，非跑到收发室问个究竟，甚至打电话向函授中心的老师询…     

与马丁谈“马丁事件”

“我哪儿是什么经济学家……”“我,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写了一篇平常的理论文章,不料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过,好在如今被歪曲了的文章,又恢复了它的本意。”在南京大学南园宿舍,当我见到这位年纪二十九岁的马丁的时候,他正在伏案翻阅经济学、哲学的著作,案头还陈放着《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二十世纪欧洲史》《南斯拉夫当代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他似乎不太愿意提起“马丁事件”的前前后后:“是的,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少年斯特法诺》:从男孩到男人要走的路

去年的一个周末去了趟徽州,那里粉墙黛瓦,路边的田地里是一片片嫩黄色的油菜花.眼前摆了一堆获安徒生奖的童书,从中单单挑出了这本《少年斯特法诺》,因为我有个意大利朋友叫斯特法诺,后来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阿根廷女作家玛丽亚·特蕾莎·安德鲁埃托的父亲也叫斯特法诺,也是意大利人,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如果可以借花献佛,我也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朋友斯特法诺,他会用中文说“你好吗”,他的二儿子,十岁的加布里埃莱也在学中文.有一天去他家吃饭,还给加布里埃莱上了堂课,这个孩子漂亮聪明,还认真得不行,临走前,我把刚读完的一本路内的小说《云中人》送给了他,对他说,“现在读不懂,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会读懂的.”这本《少年斯特法诺》也是,如果感觉读不懂,长大了就会明白.     

到实践中捕捉论坛信息

《“四季歌”还得唱》; 《“一锤子买卖”做不得》; 《莫玩“回扣术”》……我写的这几篇小论坛在省报发表后,有些热心的读者登门来问我:“你的那些评论题目是咋想起来的?”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有怎么考虑过。实际上,这些都是采访中的副产品,是信手拈来的东西。可这样讲,人们往往不大相信,觉得有点“打官腔儿”。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围绕着“论坛题目上哪找”的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在寻找论坛题目方面,过去我作过多种尝试。一是去上头找,捕捉新提法,借题来发挥;二是去外边找,横向引鉴外地报刊,凑凑乎乎就是一篇;三是去古代找,引经据典,从历史典故说开去,追古抚今评论一番。结果呢,都不大成功。经过反复实践,终于找到了产生论坛题目的第一源泉——群众的斗争实践。     

这是一次自我考试

前些日子,碰到上海新闻界几位关心我的同行,他们不约而同地问我:“老王,你是不是去过美国了?”我在感到奇怪之余,如实回答:迄今为止,我从未去过美国。这些同志是在看了我在1985年9月27日《上海政协报》上发表的通讯《顾维钧在纽约》和我在1985年11月9日、19日民革《团结报》上发表的近四千字的长篇通讯《乡思缕缕情悠悠——老外交家顾维钧在纽约近事》之后,想到有些细节的描绘,象是作者采访过顾维钧本人,因此猜测我是否去过美国。 1985年10月,《文汇报》驻美记者张治平同志为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而写的纽约通讯中说,他曾多     

大学生扫厕所荡涤人生——一篇小稿引起的人生观讨论

去年2月3日,《郑州晚报》刊登了读者李振国写的题为《上大学的儿子冲厕所》一稿.全文如下:去年,儿子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全家都兴奋不已.我和妻子将儿子送到大连,我们三口在学校的食堂吃了几天饭,一算账,钱竟花去了近百元.儿子有点架不住了,不无担心地说:“爸,这里的消费水平这么高,我在这里读书,咱家的经济……”我和妻子一齐给孩子打了保票:“再苦再累也要挣钱供你读完大学!”     

读三总兵公祭典礼报道所思

6月21日,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夜读《杭州日报》,看到头版头条消息《纪念定海保卫战公祭三总兵典礼在舟山举行》,他问:“三总兵是谁?”因为报上没写明三总兵的姓名,我凭印象替报纸交代了背景。儿子又问:“总兵是什么职务?”我说不出,报纸也没有介绍有关资料。儿子与我至今存疑。 次日,找出省城另4家报纸,这一报道都登在头版头条,可见各报对这一报道的足够重视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