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的海派编辑

很长时间听不到人们谈"职业感"这个话题了--不少人在身体力行,但是并没能说出来.我感觉到上海文化人的职业感是比较强的.这里所说的上海文化人,主要是指供职于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等文化机构的文化人,他们的职业感觉与对于写作的职业感觉.     

翻阅《自由谈》的随想

因为工作需要,翻阅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它使我肃然起敬,感慨良多。这个时期的《自由谈》,是经过改革,先后由黎烈文先生和张梓生先生主编的。黎张二位先生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而只是一般的进步文化人。但是,在那个年代,在蒋介石政权把中国社会“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条件下,竟能利用《自由谈》这个舆论阵     

电台，电台

最近接了一单生意，每周的某个晚上12点到某电台做嘉宾，为睡不着觉的年轻人们解疑释惑。节目的名字很传统，叫《零点悄悄话》，片花介绍曾经担任嘉宾的要么是性学教授，要么是情感问题专家。好在我谈的话题比较平易近人，无非是教比我小十来岁的小伙子怎么追女孩的事情，这个我拿手，要是谈别的．估计脸得憋得像下不出来蛋的母鸡。     

《上海书评》：如何成就一个城市的“海派”阅读气质

不少文化人都赞同：有什么样的报纸副刊，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而书评恰是报纸副刊凸显文化品质的重要部分。2008年7月6日，《东方早报》在创刊5周年之际推出了《上海书评》，这并不算是这个每周日随报发行16个专版的副刊出现的最好时机。在当前的出版业，相对于各类畅销书的风生水起，较为严谨的书评则不那么受到重视，甚至于沦为图书营销的手段之一。     

夜班编辑的“五项修炼”

夜班编辑是日报报纸流程中很重要很特殊的一个环节，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打破了常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工作规律，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记》杂志曾在6年前对夜班编辑做过一个“情况调查”，北京日报总编室的一位上了10年夜班的编辑这样说：“长年夜班让我总有一些与世隔绝之感：人们的许多活动都在晚饭后，像辅导孩子学习，亲友间的交往等。而我们吃过晚饭都准备去上班了。     

今日点击：做有使命感的新闻记者

我是黑龙江日报《今日点击》工作室的首席记者．先说说自己做新闻工作的感党。 第一点感受：新闻人的责任重大 在人们的心目中。新闻人尤其是记者这个职业,也许充满着新鲜和神奇。我从事新闻工作有15个年头了．15年来．当我们以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开始每天的工作,感觉已不是新鲜和神奇,面对长年累月的应急采访、赶写稿件、值班熬夜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职业不仅责任重大,而且十分艰辛。这个艰辛,     

我与图书馆有三缘

我与图书馆有三缘邓伟志（摘自《书城杂志》１９９７年第１期）我这个人没有做过一天图书馆工作，可是我同图书馆有“三缘”：业缘、地缘、姻缘。先说业缘，１９６０年，我从大学里一出来就在上海社科院做理论研究工作。我们研究室很特殊，比大所的级别还高，因此有个不小...     

篱边人语

《负暄琐话》前,有一段“小引”,张中行先生在那里说过,早春晚秋,坐在向阳的篱下,这是“负暄”,出典,也是远请《列子》来帮忙。话, 或云闲谈,张先生笔下也有分晓,截引,即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写,《琐话》尚不尽意,继之以《续话》,再而三,如今是《负暄三话》也出来了,文章仍旧贯,“写些事过或事微而未能忘情的”。书,读过,要谈想法,也只好不避齐东野语之嫌,谈。     

大众健康类图书的出版现状及发展趋势

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尤其是近十几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大众健康类图书也随之受宠.我作为一名医学保健类图书编辑,做了多年的大众健康类图书,约过不少医生写过医学科普图书,也与几个写医学科普图书的工作室打过交道,了解一些大众健康类图书的出版和销售情况,现在仅对于大众健康类图书出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谈一点体会. 大众健康类图书出版步入尴尬境地 石启武曾经发过一篇文章《大众健康类图书的尴尬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读后很有同感,因此在这里也采用了这个标题,大众健康类图书的出版的确陷入了尴尬境地.     

挑战过了头，一定会被拒绝——回应《再谈文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及其作者

一顷接2008年第5期《档案学通讯》,读到了《再谈文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兼与姜龙飞先生探讨》(以下简称《再谈》)一文。说实话,这场讨论的缘起虽然在我,但又读到这样一篇《再谈》,多少还是感到了一点意外。因为我对这个话题实在没觉得还有再讨论下去的必要,也没觉得还有可讨论的空间。事实上,孙观清先生及其合作者在他们的《再谈》中虽然作出了与     

出版人 多长寿

出版界前辈叶圣陶以文学家、教育家知名，但是他爱好出版编辑工作，始终把编辑工作当做第一职业。他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有趣的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政务院有个管出版事业的直属机构叫出版总署，胡愈老任署长，周建老和我任副署长……这一二十年来，老朋友过世的不少，周建老、胡愈老和我还健在。有人说，做出版工作的人就是长寿”。(见《出版史料》1983年第2辑第52页)     

坚持出版的本质与规律——读最近关于潘凯雄同志两篇文章之感受

笔者与潘觊雄先生的交往频率还算可以,因为我们都在新闻出版这个圈子里打拼,所以就免不了在这个会议、那个活动上碰头见面;因为都被各种出版物包围着,所以就少不了在这家报纸、那份刊物中读到先生的或长或短的作品,但无论长短,总是有内容的.对他的文章和文风,我一向是认同的,这不,又在中国版协总第57期会刊(今年第2期)上读到一篇《潘凯雄谈人民文学出版社60年出版历程》的文章,在中国图书商报上读到《潘凯雄:在执着中超越》的文章.两篇文章中,先生谈了不少的东西,涉及了方方面面.不过,我只想就其中的关于界定出版的本质及规律的文字发发议论,谈谈感想.也许,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出版人会更要紧些.     

闲读偶记

《清风集》“文化热”中,出现不少评说文化的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独出心裁,另辟蹊径,推出了一套别致的丛书:《解忧集》、《清风集》、《知味集》、《书香集》、《说画集》。谈酒,谈茶,谈吃食,谈书,谈画,从各个方面描述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的“生活艺术”。各书均为名家所编,不是辑录古书、旧书,炒前人剩饭,全部篇什都是约请当代文化艺术界名人专为各书撰写的。话题虽是老话题,文章却是新文章,极具欣赏价值。这册《清风集》,袁鹰编,全是写茶的。华夏茶文化,历史悠久,茶种类,名目繁多。文化人并不人人嗜酒,却几乎人人饮茶。茶能消乏解渴,又能移情寄性。最是春朝独坐、寒夜客来之际,身心困顿、亲朋欣聚之时,一盏在手,慢啜细品,更会引起许多绵思遐想,悲欢哀乐,娓娓情怀,款款心曲。因此,关于茶,便大有文章可做了。多数是说喝茶,品茶,也     

演员·读书

近日整理从大连胡序文家转来的胡愈之的一些旧信件，新发现李公朴先生在抗战胜利前夕所写的《怀念韬奋和愈之》（1945年6月）一文的手稿复印件。当时误传胡愈之已在南洋去世的消息，有不少全国著名的文化人写了纪念文章，如发表在《中学生》纪念专辑的茅盾、叶圣陶、胡子婴、宋云彬、傅彬然等人的文章和发表在上海《周报》的郑振铎的文章，     

天涯处处有芳草

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起因是这样的:最近有些刚进报社的年轻同志被分配到记者站工作,由于没有新闻实践经验,远离编辑部,他们中的不少同志感到茫然,不知采写些什么是好。当看到一道来报社被分配到编辑部同志的名字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出现时,他们又焦躁不安。内心无不有一种艳羡之感:在编辑部做记者多好啊。有这种想法的同志,我只能说他对自己的工作还不十分了解,还没有看到驻站记者的优势,还没有体会到驻站记者在新闻一线的乐趣。本人在编辑部呆过,也驻了一段时间的站,两者比较,我还     

杂家与专家——功夫在编前

人生就是选择。投身新闻业，一干就是近２５年。回溯已经走过的路，感触良多。邹韬奋先生在一篇《有志于做新闻记者》的答读者问中说：要当记者的话，新闻界人士可以与你谈关于采访新闻、编辑新闻以及写新闻的一般技术上的要点，“此外恐怕还需要你自己多阅有益的书报杂志，充实自己的知识。”确实，“充实自己的知识”，是干新闻的基础条件。我踏进文汇报，一直在理论部工作，当理论编辑。刚上手时，不少有新闻资历的朋友对我说，当编辑就是要成为杂家，什么都要懂，什么都不必专。我是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听了这个“门道”受到启发，于是…     

关心百姓生活 加强舆论引导

我今天想谈的是经济频道2007年新办的一个节目，就是每周六7：30的《百姓故事》。对这个节目我谈一下体会和看法。首先我认为这个栏目的设立显示出策划者意识比较超前，市场意识和职业的敏感，充分考虑到信息传播活动中发展的趋势和受众的需求。我们经常说现在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目前大家都有这种体会，人们可以从各个途径和媒介主动的或者被动的接触到各式各样的铺天盖地的信息，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满足大家的需求，不再像以前那样单一的，是乏味的。     

重要的在于合作

1995年1月,《出版广角》第一期发表了钟宜先生的文章,题为《港台出版家谈华文市场发展趋势——大陆将成为最终中心》。我没有料到,对“中心”之说的关注一直延伸到了今年。这使我也想说几句。 先是1994年3月30日,在台北举行的两岸图书出版合作研讨会上,台湾的詹宏志先生作了题为《两岸图书出版现况与合作》的发言。他认为,华文市场有一个“中心”即“领导”,1949年以来是香港,5年之后是台北,再过20年之后是上海。5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詹先生的这篇     

花城版大家小集《朱自清集》编者的话

这是朱自清先生的一部选集。说到选本，我就想起他创造的“碰本”这个名词。他在《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这篇文章里说：“我说的选本是指用心选出来的，有目的有意义的而言；至于随手检阅而得，只要是著名的人著名的篇。     

声气相投一段缘——一个编辑、一位作家和一本书的故事

由于职业的缘故,我和汪曾祺先生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十余年间书信往还数十次,并有书画酬酢。回想起来,这段交往有声有色,值得铭记心中。 1985年我调漓江出版社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次年夏天,我设计了一套“名家自选集”的选题,第一部就是《汪曾祺自选集》。大约是7月下旬,我给汪先生发出了一封约稿信,内容有三:一是表达我对他的敬慕之情,二是谈了我对《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的印象,三是谈了组稿意图。信寄北京京剧院汪曾祺先生收。我从一份资料中得知,汪先生供职于此,写过一些剧本,包括《沙家浜》。 8月27日,汪先生即给我回信,客气地表示荣幸,并说明选辑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