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无言的大家

张元济 (公元 1867— 1959年 )，近现代最重要的出版家、编辑家之一，然而提起他，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因为他一生没有为自己留下一部专著，而他编辑的著作和他的编辑思想至今让人受益；他提携、培育的后生如胡愈之、茅盾等至今令人仰慕；他毕生倾注的事业——商务印书馆，由一个以印刷为主的工场成长为全国的出版中心，至今生机勃勃。冰心先生称他是“传播知识的大师”，叶圣陶先生说：“……商务的气魄所以这样大，是跟编译所的奠基人张元济先生分不开的”，茅盾先生说“将来的历史将纪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而张元济先…     

巨人的足迹 编辑的典范——《胡愈之出版文集》读后

胡愈之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惊叹号,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这位前辈有着今天聪明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脾气或个性,他“是默默奉献的长者,多做少说,乃至只做不说”（该文集编者戴文葆先生语）;“他为邹韬奋,为许多作家编刊了文集,就是没有考虑他自己的文集”（其亲属胡序介先生语）。不过,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有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说很会捉弄人的机制：有的人生前尽管多么威风,拼命为自己树立丰碑,可惜历史仍然把他忘了;有的人倒并不想名垂青史,历史却记住了他,而且永远永远地。《胡愈之出版文集》的编辑出版,正证明了这点。     

中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先驱者──胡愈之

中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先驱者──胡愈之宗和胡愈之（１８９—１９８６），浙江省上虞县人，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胡愈之先生极为热爱新闻出版工作，还在上小学时，就与两个弟弟通过剪贴报刊上的文章，办起了一份家庭“杂志”。１９１４年考入商务印书馆...     

《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自序

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四十三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做了十四年艺术教育工作之后(刨掉“文革”期间六年“无业”),“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有中断过,迄今三十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三十年。对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都有过重要贡献的我的老领导陈翰伯,生前谈选拔干部时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什么说让我这样的人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呢?我理解,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应该是得之…     

胡愈之同志谈出版专业分工

早在建国之初,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者、出版总署第一代领导人胡愈之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和酝酿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时候,就提出了出版须分别部门“各专一类”的设想,在最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二卷中,对此有许多重要论述。 1950年6月20日,胡愈之同志在京津发行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书籍生产是一种专门性的工作,分工一定要细,如果单单建立一个大的出版机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切书籍都集中在这一家出版,工     

张元济的出版人才思想

张元济自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起,在出版领域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出版事业,为商务发展、为当时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张元济自始至终十分“爱才”。他的出版人才思想中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即使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仍有许多可取之处。     

书刊巡礼

上海《编辑学刊》今年第4期发表胡愈之同志亲属胡序介《回忆伯父在出版署的工作》一文,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文章回忆胡愈之同志在为党史办写的一份材料中,曾这样说过:“出版署的工作也相当复杂,没有前例可循,只能探索着干,我没有能把工作做得很好。出版总署成立后,统筹安排,使几年里我国出版事业有较大的发展。此外还在提高书刊出版的质量和文字、标点符号规范化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当时,对出版事业的建设有不少争论,一些比较‘左’的意见主张把出版工作绝对统一起来,只有新华     

胡愈之:新闻出版界的精英式全才

今年是胡愈之先生120周年诞辰,论及先生在近代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地位,往昔的意见是“少有的全才”.有论者认为,“全”只是其中之一,以全为基础的“专”方是更值得称颂的,故称先生为“精英式全才”似更恰当.胡愈之先生的“全”是有目共睹的,“专”却需要细细品味,其开拓创新的采写视野、独树一帜的编辑思想、人所未及的出版成就,是本文想要重点分析的.     

鲁迅的编辑理念与编辑实践

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作为一代文学大师，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名篇巨制，而且还编辑过许多影响后人的期刊和文集。经他编辑过的刊物《译文》、《文学》、《莽原》、《奔流》、《语丝》、作家文集和美术画册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本文从一名编辑的角度，对鲁迅的编辑理念与编辑实践做一探讨。鲁迅的编辑理念，与他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封建礼教与黑暗制度以及殖民主义者作着殊死的斗争；他在黑暗中呼喊人性解放，主张个性张扬，深切地关怀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并做着…     

胡愈之对外传播思想探略

在胡愈之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文化出版生涯中,对外传播成绩卓著。尤其是在抗日救亡斗争和随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我国很多对外传播工作,即在他的参与、组织和推动下顺利开展,为争取世界民主进步人士同情和支持中国民族解放大业,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裁得彩衣嫁新人──胡愈之与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

陈原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三个读书人：一部“书史”》，说三个读书人构成一部中国现代出版的社会史：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这“实际上可以看作近百年中国社会史的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一个很重要的侧面”。近年来，或许是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邹韬奋与生活书店(后与读书、新知合并成三联书店)有着更为直接显见的联系与影响，关于二人的研究认识逐渐深入，胡愈之却几乎“泯然众人”了。然而在本世纪初二三十年代风云激荡的岁月，胡愈之与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在它们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厚重的足迹。胡愈之三…     

邹韬奋报刊工作成功经验浅探

邹韬奋先生是我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一位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他主编的《生活》、《大众生活》、《全民抗战》周刊，以及《生活日报》等曾经风行海外，对中华民族的解放、对民主政治的实现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韬奋先生以自己卓越的才干和不知疲倦的奋斗精神，为中国进步新闻事业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光辉的一页。他在新闻出版理论方面的重要见解和新闻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本文拟就韬奋先生报刊工作实践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做初步的探讨和研究。第一，“大公…     

从练习生到文化巨人——纪念胡愈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中国现代新文化出版事业开拓者胡愈之,1896年9目9日生于浙江上虞县城,1986年1月16日病逝于北京。今年9月是他诞辰一百周年。他是知识分子献身思想文化斗争的优秀典型,缅怀他的历史功绩,引发无尽的思念。 在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鼓舞下,胡愈之走上思想文化论坛。他只读完中学二年级,于1914年10月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练习生,迅速了解了出版工作的全过程,1915年起便担任著名的《东方杂志》编     

"做书也是一项文化艺术"

“做书也是一项文化艺术”,这是去年岁末去世的著名学者、作家施蛰存先生在十来年前所说过的话。近十来年,我国图书选题组约性的加强、出版工作技术化的全面施行,尤其是内地图书市场营销作业的操作导向,使得创意选题、审稿装帧、印刷出版和发行宣传等一系列业务,几乎统统被一个新词——“做书”所取代。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良好开端——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

几乎与开国大典同时,中国共产党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会议。朱总司令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毛泽东也特地做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词。在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中专门设置了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由胡乔木和胡愈之分别任署长。不到一年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     

知识与趣味

《西行漫记》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访问延安后所写系列通讯。他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这本书也就是第一本冲破国民党封锁、传向世界的延安实录。 它的中译本出版于1938年2月的上海“孤岛”时期,是由胡愈之主持的“复社”印行的。说到这本书出版,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当时胡愈之与中     

胡愈之办杂志

早在中学生时期,受家中订阅的报刊的影响,胡愈之就在家里和几个兄弟一起,办过手抄的杂志。据他自己的回忆,先后办过《家庭三日报》、《家庭杂志》和《后咫园周报》,历时三四年,一共累积了四五十本。这可以说是胡愈之办杂志的试验时期。 1914年,胡愈之考进商务印书馆,被分在主办《东方杂志》的理化部,他很快就参与了为《东方杂志》编写文稿的工作,最先主要利用外文报刊的材料编写文章,以后逐渐学会了分析问题的方法,从事国际问题的评论工作。在20年代初期一度致力于外国文艺的介绍和评论,但不久又全力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写作,偶尔写些国内问题的评论。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在杂志的编务中逐渐起到了主要的作用。1924年《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胡愈之利用杂志上登过的文章编辑《东方文库》,其中《非战公约》等不少书就是他的文章。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东方杂志》出版一本临时增刊,发表了胡愈之的题为《五卅运动记实》的长文,成为全面记录这次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     

历史回顾与现实观照：胡愈之译介出版的当代启示

胡愈之在译介出版工作中积极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推介先进思想,为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译介出版的国外书刊特别是《西行漫记》,在出版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推动中国现代性进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胡愈之对译介出版事业的热情执着及其民族情怀、译介理念不仅在当时发挥了时代先锋的作用,而且为今天的翻译界、传播界树立了职业标杆,值得学界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     

胡愈之的最后遗墨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愈之在担任出版总署、文化部的领导工作期间，一直关心人民出版社的工作。1985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35周年纪念前夕，曾请胡愈老给全社同志写几句勉励的话。当时，胡愈老已是九十高龄．刚从医院出来不久，身体虚弱，写字手发颤，但他还是在我们送去的宣纸上亲笔回复：“因病不能握管，请谅之。愈之。”出入意料的是，过了些日子，胡愈老就派人送来了他的题词。     

胡乔木出版思想和实践

胡乔木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是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长期以来,胡乔木同志十分重视、关心出版工作,对出版领域的许多问题都有过精辟的论述。研究胡乔木同志这些出版思想和论述,对于指导我们现在和今后的出版工作,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探,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