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五四思潮——略论冯友兰文化观的演进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兼哲学史家,也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本世纪30年代初,他因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而名闻于世。40年代又连续出版了《新理学》、《新原人》等“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六部哲学著作,更使他名重当时。应该说,冯友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正因为受到了“五四”思潮的影响,才有后来的许多学术成就。因此,他的思想发展、学术成就与“五四”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冯友兰与“五四”思潮的关系并不太注意,特别是作为一位哲学史家,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     

漳州文化传统对郑子瑜学术操作的影响

漳州文化传统对郑子瑜学术操作的影响毛策神交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先生已经好多年了。近年来，他曾在大陆出版了《诗论与诗记》、《挑灯集》、《中国修辞学史稿》、《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郑子瑜学术论著自选集》等学术、文艺著作。加上他分别在新加坡、日本...     

“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爱国救亡运动,又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它在救亡和启蒙两个方面都立下了不可抹灭的光辉业绩。“五四”之后,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人们关于“五四”运动的传统认识和传统评价。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思维观念的更新,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五四”运动。特别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学术界、教育界乃至政界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许多报刊杂志出了专号,围绕“五四”精神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反思和探讨,各种观点或直接对立,或间接互补,反映了“五四”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里,我们仅就学术文化界人士关于“五四”精神的讨论及其“五四”运动的总体评价情况作一述评和总结,以显示新时期“五四”反思的脉络和轨迹。     

误读他者与建构自我——从翻译角度看晚清民初时期“《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

晚清民初时期,学界对拜伦诗歌的翻译经历了一个高潮,其中,《哀希腊》的翻译最为典型。本文以拜伦《哀希腊》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汉译为例,具体分析了晚清民初时期"《哀希腊》在中国的幸运"的原因,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哀希腊》在中国汉译的影响。     

小说全面革新的理论导引——“五四”小说理论批评概说

一九一七年开始的文学革命,为中国小说创作、小说理论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小说观念、小说内容、小说形式、小说技巧得以全面革新。戊戌变法时期由“新小说”开始的量变,到五四时期终于演发而为质变,实现了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的飞跃。郁达夫曾将这一变化称为“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我们则称之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     

胡适与意象派

一　问题史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研究侦探式的眼光使胡适文学革命与美国意象派的某些可疑的纠葛被过分地凸显出来。美国学者方志彤在《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中国新诗:新诗试验的失败》提出,引发了文学革命风暴的胡适的“八不主义”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中三篇有关的宣言与论文的影响:一、庞德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AFewDon’t);二、洛威尔的《意象派宣言》(ImagistCredo);三、洛威尔的《现代诗的新面貌》(NewMannerinModernPoerty)。“总而言之,(胡适的)八项主张是受到了意象主义的启示,这是不容轻易否认的事实。庞德是一…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文化

“五四”是20世纪一个永不衰竭的话题。“五四”使许多人都有一种历史的晚生感。“五四”使我们迅速地跨入了现代,而更重要的是,一切在“五四”都已经发生过了。20世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讲述“五四”的故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也不过是“五四”这个历史本文的不断复制与改写。“回到五四”久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变革的一种策略和标识。这不仅因为“五四”构成了中国现代发展的一种深远背景,而且因为“五四”原始情境的复述往往为当代思想发展所遭遇的困惑提供某种解释。 “五四”是一个价值重估与价值重建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五四”常常直接意指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思想高潮。今天,“五四”新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新传统,成为了我们精神与思想的重要资源与依据。“五四”时期从西方输入的科学、民主、进步等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今天普遍的信念和共同的价值准衡。无疑,     

晚清汉译名著《泰西新史揽要》研究概况

晚清时期,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出版和译介了大量西学书籍。史著《泰西新史揽要》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译著,学界对其的研究不乏成果,本文对该问题的研究概况做简要梳理,以深刻认识学人所理解的西方史学观。     

《中国修辞学通史》序

《中国修辞学通史》序郑子瑜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１９３２）第十二编“结语”论述中国修辞学发展的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萌芽期,是内容杂乱时期,自上古至１９世纪末;第二是修辞文法混淆时期,自《马氏文通》出版（１８９８）以后至“五四”...     

博爱·母爱·情爱──“五四”女作家主题的演变与“五四”批判理性

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评论已经谈及,“五四”女作家创作的“主要的对象总是‘爱’”,并且这个爱包括母爱与两性间的“自由恋爱”。①不过这评论忽略了“五四”女作家还曾有过一个博爱主题,“五四”最初几年,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     

晚明研究中的学科跨越与学科本位

“晚明”作为一个时间概念 ,尽管还有不同的体认 ,但这并不影响学者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概念。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 ,再提或关注“晚明” ,这本身就说明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了单学科在晚明研究中的局限性 ,而希望多学科共同构建“晚明图景”。本次会议以“晚明社会与文化变迁”为题 ,邀请文学、历史、哲学界的同仁与会 ,用意即在促进各学科的协作 ,共同努力 ,构建未来学术意义上的“晚明”。就学术研究而言 ,晚明研究是各学科研究的综合 ,实有赖于各学科的基础研究 ,同时 ,在整体目标下 ,各学科的交叉、融合 ,也是对各学科研究的促进。…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源流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语言发展的一个关节点,它具有语言的历史性和当下性。晚清以白话报为主要阵营的白话文写作作为语文改革运动,在推动言文合一、扩大白话的使用范围方面,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语言基础。在白话文作为一种新的语言规则崛起的背后,蕴含了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对中国语言现代性进程所作的一系列理论建构和规范表述。白话文作为文学书写工具和文学表述方式,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捶打和磨砺,最终代替古文,最终取得了公认的官方地位。     

从文学革命、文腔革命到文字革命——瞿秋白文化革命路线图诠解

瞿秋白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设计路线大抵经过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程序:文学革命——文腔革命——文字革命.他认为"五四"新文学革命半途而废,是不成功的,留下的成果与遗产仍有清理与批判的必要.瞿秋白的从文腔革命到文字革命的最后阶段,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打倒一切文言余孽的权威,包括旧小说式的旧白话文,"五四"式的假白话文,造就几万万民众所迫切需要的、真正言文一致的现代中国文,那就是罗马字母化的"新中国文".即是说新中国的文学革命最终目的是完全废止汉字与文言,采用罗马字母的拼音制度.瞿秋白认为,这种罗马字母化的"新中国文"容易学习,能够运用,而且可以用于高深的文化学术生活.     

重评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

美国学者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是一部从文化启蒙视野来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来临之际重释此书,是传承"五四遗产"的一种责任。本文着重从《中国启蒙运动》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价值及局限性进行思辨性评述,以期更好地理解"五四"及中国的启蒙思想。     

论文章总集的史学渊源——以《文章流别集》为中心

魏晋总集与编纂者的史官身分密切相关。东汉以来经史分离的趋势加强,史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史官的文章才能进一步彰显,文章地位提高,文章写作繁荣,文体日益丰富。史官负责图书的典藏与整理和国史的修撰,因此编撰图书目录和撰写人物传记是其主要职责。《汉书·艺文志》学术源流的梳理和《七略》"诗赋略"细致的文体分类,是总集文体源流的取法对象和文体分类的先导。魏晋时期别传的盛行,不仅促进了别集的发展,为总集编纂提供了资源,而且深化了总集辨体的观念。     

刘勰《文心雕龙》民间文艺体系建构的开启意义

“龙学”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中占据锁钥之地位,其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是中外文艺理论研究者追求的目标。然而,探索刘勰《文心雕龙》民间文艺意识的学者并不多,考论其中民间文艺生成逻辑的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刘勰运用民间文艺资料构建出“文的世界”,无意之间也构建出“民间文艺的世界”。他在创作《文心雕龙》这部文论巨著时,以“溯根”式的原始思维方式概括文艺创作规律,涉及多种文体,潜隐着民间文艺的生成逻辑,对民间文艺体系建构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黄遵宪与《日本国志》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借鉴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贡献卓越的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及诗人,其著作《日本国志》全面而系统地对日本,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做了详细介绍,黄遵宪主张清廷引入西法,尤其主张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变革落后的社会法制。黄遵宪的思想及其巨著《日本国志》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与借鉴日本文化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民间收藏追踪从『浙江民间收藏十大珍品』说起

民间收藏——传承历史文化的高雅活动1月11日,由浙江省博物馆等举办的“家有宝藏——浙江民间收藏十大珍品”在杭州揭晓。由青铜器鉴定专家马承源、瓷器鉴定专家耿宝昌、玉器鉴定专家杨伯达、书画鉴定专家杨臣彬、杂项器物鉴定专家李久芳5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以及苏富比香港分公司中国书画部资深顾问黄君实组成的鉴定小组,在对众多的民间藏品进行认真的筛选后,评选出了“十大珍品”。这“十大珍品”是:元《王渊喜鹊鹌鹑图轴》、沙孟海行书《书谱》册、晚商《兽面纹铜鼎》、东汉《重列神人车马画像镜》、清中期《白玉光素碗》、清乾隆…     

纪念两位文化名人

在“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能够来参加郭老诞辰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感到无限喜悦和荣幸！ 郭老不管是在文学创作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是我的前辈。他在文学和学术上影响了好几代人,我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所受影响就更大。我今年90岁了,能够来参加这个会议,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郭老是一位具有显著成就的文学创作家,特别是他的新诗。新文学运动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年,即于1917年兴起,最早刊行的一本新诗集即胡适的《尝试集》问世后,受到当时广大青年的欢迎。但不久,郭老那光芒四射的《女神》一出版,胡适的《尝试集》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女神》当时吸引了千千万万爱好文学的读者,特别是青年,我就是其中的陶醉者。《女神》奠定了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基础。因为仅仅是理论上的提倡和一些尝试的作品,还不能够使新文学成为大气候,只有既有理论又有较成功的作品,才能促成强大有力的新文学运动。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郭老创作的出现,对于新文学运动可算是“一锤定音”。《女神》一问世,就带动了新文学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壮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声势。     

构建全方位的晚明社会图景

晚明研究正全方位展开 ,但将有关研究自觉整合成全方位的晚明社会图景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最近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中 ,“晚明”越来越清晰地被描述成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提到晚明 ,人们想到的关键词是商品经济的繁荣 ,是好货好色、逾礼越制、以情反理、个性解放 ,以及《金瓶梅》、小品文 ,等等。毫无疑问 ,这些景象在晚明社会确实很突出 ,也可以说是晚明与其他时期不同的鲜明特征 ,有充分的理由予以重视。但当晚明的上述面貌突出到了几乎遮蔽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现象时 ,我们是否也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历史的本真呢 ?在我看来 ,依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