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得出奇

最近看到一本《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正文中的一些错字,如把“末尾”错成“未尾”,“灵柩”错成“灵枢”等,这里就不去说它了。因为这类错误,竟在字数不多的目录上也有,如第七章第三节的标题:“解放钢铁及其制品的销路问题”的“放”字,不用说,应是“决”字。也许该书编     

地名错误何其多

现在报刊上文字、语句错误之多,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而地名错误,又占了其中相当分量。试举两例:今年1月11日北京的人民公安报第4版一篇《宿县大解救》的通讯中,就把“湖南”汉寿县错成“湖北”汉寿县,把湖南“郴州”错成“彬州”,把湖南“新化县”错成“新华县”、新化市”。1月17日广州粤港信息日报一则不长的     

标题差错举例

目前,报纸、杂志和电视等媒体流行着“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刊”的说法。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尤其要引起注意的是,不少标题也出现差错,这都是由于编辑粗糙,校对不严谨、不核查造成的。举一些例子:错误的标题举例:1、杨利伟飞上太空,某报一条消息的标题是《飞天不在是梦想》(把“再”错成“在”,意思满拧);2、《“少儿频道”让观众拍手称快》(拍手称快不能乱作褒义);3《、哥伦比亚联手华谊有望成立新公司(》哥伦比亚是个国家);5《、美两处森林大火有望“会师”(》有幸灾乐祸之嫌);5《、七龄童走路被撞死一法院判决“白撞”》(缺少人情味…     

莫把“亿万”当“万万”

“亿万”即一亿个万,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亿也可读作“万万”,即一万个万。一亿个万和一万个万,差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可是,我们很多报道中,却把“亿万”当“万万”(亿)使用,造成不应有的谬误。其实这个问题,报刊载文作过说明,可没引起有些作者和编者的重视。前几年,《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做《在南方,有个亿万富翁》,作者是名家,文章也挺感人,可是错把“亿万”当“亿元”了。1994年第11期《半月谈》杂志里面竟有两处这样的错误:一是《“抠门”的亿万富翁》,二是《从亿万富翁到总理》。这两位“富翁”一个只有6.5亿,一个只有15亿。换算成万的话,一个是6.5万个万,一个是15万个万,离亿个万差得远。著名作家和《人民日报》、《半月谈》这样高档次报刊用错这个“概念”实在     

《上下五千年》插图指瑕

《上下五千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有一篇《李密牛角桂书》的故事,大意是：李密（隋末瓦岗军首领）少年时勤奋好学,有一回,他骑一条牛去看朋友,出门时把“《汉书》一帙”挂在牛角上,一边赶路,一边在牛背上读书。正好宰相杨素从他旁边经过,问他读什么书,李密回答说;“读项羽的传记。”……书中配有一幅插图,生动地反映了故事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幅插图有两个错误：一是把李密手中拿的和牛角上挂的书都画成了线装的形式,二是把牛角挂的一“帙”书画成了一“摞”书（如图）。先说第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与书的装帧…     

“生铁锤敲”会怎样?

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一书中,在谈到学生时代实习后的体会中写道:“实习归来,互相瞧着明显成熟了一块。好比生铁稍稍锤敲淬了火。”把学生们比喻成生铁,把锻炼比作锤敲和淬火。两个比喻的组合就成了错误。十分不恰当。生铁又称铸铁,它是由铁矿石经高炉冶炼而成的。它的含碳量和杂质比例都较高,易脆。是炼钢和铸造器件(如下水管道、铁锅等)     

汇校本·汇校·校勘学

编辑同志:自11月23日上海《新民晚报》披露钱钟书先生状告《围城》(汇校本)作者侵权一案后,“汇校”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我对“汇校”、“(?)校本”不甚了解,贵刊是专门研究图书及图书馆学的刊物,能否就此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读者徐燕1993年12月10日     

基希是哪国的报告文学家?

读者来信指出,本刊第五期《报告文学的写作》一文中,把基希说成了“美国进步作家”,是错误的。这是由于编辑的疏忽造成的。现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廷芳同志撰文,简要介绍捷克报告文学作家基希,借以纠正我们的错误,也使读者了解基希。     

死校活校源流得失考(续)

(二) 明代的古书和新书的出版,在品种上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前代。其中确也出现了一些校刻俱佳的好版本。但从整体上看,编校者擅改古书和出版者为射利而忽视校雠的现象特别严重。一些人抛弃了死校多闻阙疑的好传统,把活校引向无知妄改、肆意更张的歧途。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大量明人妄改古书的例子。如把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檄》中的第一句“伪临朝武氏者”,妄改为“伪周武氏”。不知骆氏作此檄文时,武则天尚未称制改周。又如,把曹丕《短歌行》中“长吟永叹,思我圣考”的“圣考”,妄改为“圣老”。犹评赞曰:“圣老字奇”。不知考者亡父也,圣考者丕亡父操也。明代赵用贤校刻的《韩非子》,算是明版中有名的善本了。经顾炎武再     

多读点书

一张报纸,完全不出错误,当然不可能,但要求少出错误或不出错误,也是读者与新闻工作者的共同愿望。可是有些报纸,不仅经常出错误,而且有些常识性的错误,常常错得非常可笑。如有一次,一家报纸把王昭君送到了西藏去;有一次一家报纸把“心之官则思”写成“心乃思之官”。王昭君去的龙城,其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是古时匈奴祭天之处,与西藏毫无关系。至于“心之官则思”,语出《孟子·告子上》,这个“官”字,作感官、官能解。改为“心乃思之官”,就不是孟子的原文了。     

文献中难以区分的界限(一)

一、“目录”、“书目”二者的异同表现在哪里?首先,“目录”与“书目”有着不可分割的“近亲血缘”关系。将“目录”二字结合成一个文献的名词,至迟始于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时候。《文选》任昉《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可见在刘向之前已有一书的目录了。《汉书叙传》载,“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爱著目录,略序洪烈。”东汉的班固已把刘向“辄条篇目,撮其旨意”的文章叫做“目录”了。刘向首开叙录体裁记录图书(即“解题”),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中的优良传统之一。“目录”一词往往还     

《中国礼俗辞典》错误辨证

《中国礼俗辞典》一书,融学术性、知识性、普及性于一体,但错谬之多却令人不寒而栗,平均每页至少有3处错误,有的多达20余处。不知责任编辑责任何在焉。这里仅就《辞典》第一部分服饰类择举数例。 一、张冠李戴 第1页衣条《说文》:“上曰衣,下曰常。”引文当是《释名》而非《说文》。裳条两处引《说文》:“裙,下裳也。”查遍《说文》不载斯文,且有一处将裙印成了繁体。第4页芾条引《说文》:“市,（韦毕）也,古知蔽前而已。”此为段玉裁的注文,而非《说文》经文,且古字前脱上字,知为衣之误。引郑玄注文“古者因渔而食,因衣其皮”当为“古者佃鱼而食之,衣其皮”。第6页燕衣条《周礼·天官·玉府》将孔颖达疏错成了郑玄注,并将王府之玉错成了王。第48页屐条     

鲁迅和校对

校对,古称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应劭:《风俗通义》)狭义的校对,就是根据原稿或定本校对印样,订正错误。广义的校对,又叫校勘,兼指书籍版本、目录、收藏和流传的研究。鲁迅当过校对,也校勘过许多书。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就给人校过一部译著,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以贴补学费的不足。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期间,他经常伏案校勘古籍到深夜。一部《嵇康集》,他校了许多遍。他以吴宽丛书堂影宋钞本作底本,比照《全三国文》及其他五家刻本进行校读,补正脱落,去其衍误,使他校的《嵇康集》成为最完善的本子。他还以唐宋类书所引文字,校武英殿聚珍本唐刘恂作的《岭表录异》三卷,并补遗。1915年以后,他搜集碑刻,从拓本抄写本文,与《金石萃编》相校,看出了此书的许多错误。正是这种深厚的校勘功夫,使鲁迅一旦从事新文学书刊的校对工作,就成为一名杰出的校对者。     

校对如校雠,灭错如扫尘——从先辈论校雠中采炼传统精华

刘向是第一个把校对称为“校雠”并对之作出界定的。刘向在当时那么多可选用的汉字中,为什么偏偏选中“校雠”二字?我认为,对此二字所以情有独钟,不排除下述因素,即刘向在校书中对此有特殊的感情体验。根据是:从文字学角度看,校与雠都是形声兼会意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只提到它们是形声字。这不够全面。我的理解是:“校”的偏旁“交”不但是声符也是意符,它与另一意符“木”会意,即木相交会意为枷、桎梏等刑具。木制刑具就是校的本义。《易·噬嗑》中有“屡校灭趾”、“何(通荷,去声)校灭耳”句,这里的“校”,显系刑具。又,武当山东麓现存的“迁校     

是“明日黄花”不是“昨日黄花”

今年1月12日《文摘报》以《北京“四大菜市场”将成昨日黄花?!》为题转摘了1月3日发表在《中国商报》上的一条消息,该标题将“明日黄花”误用为“昨日黄花”.这一错误在其他报刊上也时有出现,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电视媒体的语音毛病拾零

电视剧《傻阿甘》第十六集阿甘当替身演员这一情节中,演员把“男主角”的“角”念成了“jiǎo”,很明显是错误的,“主角、名角、角色”的“角”应念“jué”才对。1999年12月10日18:00《大风车》节目的     

独树一帜的戏曲艺术——民族戏曲创作欣赏漫谈之三

有位同志向我提了一个问题:看了《聊斋》里的“骂鸭”,印象不深,而吉林民间艺术团把这篇小说移植到戏曲舞台上,改编成拉场戏《骂鸭》。变得有声有色,让人看后怎么也忘不了,这是什么道理? 这就是戏曲艺术表现特点的魅力所在。《骂鸭》的故事很简单:鸭二爷偷了刁三娘一只     

恩格斯与校对工作

恩格斯无论是写作鸿篇巨著,还是发表一篇短文,都要反复推敲。对文稿的校对工作,也不马虎从事。他认为,看校样“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从标题的字体到行文中的数字号码,从每一个字词到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过细的校阅。在校对《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的时候,他说:“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恩格斯对待校对工作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很值得     

奥运报道求瑕

谁谁不?“”字何处寻,从未识其面,更不知其义,倒是从某报的奥运报道导读提要中首次看到。于是查阅《辞海》、《中华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均无所获。以为排印错误,但版面上至少出现两次:“男技穷要花”,“谁谁不”。企望从有关版面的字里行间得一二注释,结果也令人失望。     

满纸荒唐言——评《明小品三百篇》

大约一年多前,我的一位研究生告诉我,他买到一本胡义成选评的《明小品三百篇》（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发现其中有几个错误的注释。我听了以后,对他说:“这几个注释的问题都是属于水平线以下的常识性错误,因此可以断言,书中的错误一定远远不止这几个。”果然,几天后他把书送来,我随便翻翻,发现书中的错误触目皆是,而且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