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据《夏商周年表》估定舜帝纪年——兼谈《史记·五帝本纪》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可推定舜崩于公元前2074年左右。据《尚书·尧典》纪年文例,知《史记》“用事二十年”说有误。因尧丧三年处理不当,孔传、孔疏的“三十在位”说亦有不妥。因定舜崩年82岁。根据杨希枚先生三年丧礼原本带有考验新王的性质的新说,细算《今本竹书纪年》的夏代纪年数,知王国维《疏证》有三处失误,因定虞夏时代实行过“丧毕即位”制和“三足年丧礼”。最后据上述结论,推定舜帝大事公历纪年。     

《左传》与《史记》（续）——《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三．《左传》与《史记》之不合 《左传》与《史记》记事，时有不合。细考其不合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就多数情况而论，是司马迁失考误采．班固批评《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柢梧”．其论并非诬罔太史公，这是一种情况．也有《左传》失误而《史记》正之者，这     

读《史记》《汉书》札记三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三例,求证于方家：梁玉绳关于《史记》《汉书》所载张良卒年皆误的说法并无根据,实则二书皆存正确之可能;公孙弘年寿及生年《史记》《汉书》所载相异,是历法中并本、除本的区别;《史记》所载汉武帝元光年号非司马迁本记,应为后人所追记.     

《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本文否定了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这一两千年来影响最大的说法,提出全新见解:今存《春秋》是战国初期从鲁国分裂出去建都于费的季孙氏费国史记,依附于费君也就是季昭子的曾申取费国史记迄止鲁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即今存《春秋》为经为教材,以所作讲义为《传》,是为后人所称的《左传》。所谓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则完全是不可能的。     

读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札记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于经书博采众本,但经过校勘发现,其校勘所用《史记》并非善本,所举异文的准确性不高。阮校据误本《史记》,纠正经书,因此多有讹误。比如阮校出经、传作某,云《史记》此处有异文,但今检日本所藏古本《史记》恰与经、传相合,再加上他校资料,足以证明阮校所引《史记》有误。又如阮校所出经、传作某,云《史记》同,但日本所藏古本《史记》及他校资料此处却存在异文。故参稽《史记》众本及其他古籍,以作订补。     

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十二"

本文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十二”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是司马迁有意模仿孔子著《春秋》,“据鲁亲周”之义例而将周王室与鲁国单独列出,不在“十二”诸侯之数。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贾谊《新书》引《春秋》述略

通过贾谊对《左传》的引用可以看出贾谊在西汉《左传》学史中的重要性,证明前人关于贾谊传《左传》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同时,由贾谊的《春秋》观和他对《春秋》之元的认识上,可以看出他对《公羊传》的熟悉程度。证明了在西汉初年,《春秋》三传之间并没有森严的壁垒。     

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孔子的思想特点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一般认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孔子的《春秋》而作,它们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以记事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内政外交等大小事实。《春秋》和《左传》原本各自成书,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把两书合在一起。尽管《左传》在描写和评论中带有左丘明自己的褒贬和爱憎,但正如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所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两人在评判事理上有着相似的标准。因此,《左传》中对人物、事件的评判必然体现孔子儒家思想的特点,《烛之武退秦师》就是鲜明一例。     

《左传》与《国语》

《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相传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春秋鲁国人,曾任鲁太史。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候年表序》中叙述了孔子作《春秋》,接着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等汉儒也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并以为左丘明受经于孔子。从唐宋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孔子没有左丘明这样一个弟子,甚至否定左丘明其人。但是,《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基本上还是有定论的。《左传》与《春秋》关系极大。《左传》在《汉书·艺     

《史记》三家注引《山海经》考论

《史记》三家注以文献资料丰富备受后世推崇,所引之书众多。其中引《山海经》有多处与今本《山海经》有不同程度的出入,包括化用、误引、综括、古今字之差异,也有今本《山海经》及郭传的错误与讹夺。从以上条目的对比,既可弥补三家注的文字错讹,又可促进《山海经》的深入研究。此外,《史记》三家注是古注中的典范之作,其征引文献的各种情形在古书注中具有普遍意义,此文亦可见旧注征引文献状况之一斑。     

《左传》与《史记》——《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司马迁撰《史记》，记录春秋一段历史，其史料的基本来源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及谱谍等先秦典籍。《史记·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当然，先秦的各种史料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史记》、《汉书》、《后汉书》注札记

《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与《后汉书》李注均为名注，然亦有张冠李戴、倒误、以引文之注语当为引文、以引者所引当为原文、据本文改引文及误合等种种问题。     

《左传》叙事艺术简论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传《春秋》侧重点各有不同,宋朱熹《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既是历史著作,必定重在记述历史事实,讲究叙述历史事件和描写历史人物的方式方法。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庄子活动年表

庄周事迹,早见于《史记》本传.至近代,马叙伦有《庄子年表》,于生卒年之考证,颇为允当.间亦有为庄周作传者,然所据材料,不外源于《庄子》本书.《庄子》中所记之庄周活动,恍惚迷离,若有若无,虚实难辨.加之其年代之史实,尤其关乎宋魏者,多有讹倒.今人饯穆《先秦诸子系年》、杨宽《战国史》(1980年7月版)有所考订.今本孟子“知人论世”之意,略作疏理,列成一表,敬奉读者,以助于《庄子》之研究.     

《史记》采《左传》材料类览

《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法,将《史记》采用《左传》之材料分为以下几类：《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剪辑摘要;《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归纳综合;基本引用《左传》原文或采用《左传》原意;《史记》在采用《左传》材料时,适当增加了文字以体现作者意图;《史记》与《左传》主要内容一致,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史记》中某些用词义项或某些说法可从《左传》中找到出处、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