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新论

长期以来，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一直笼罩在明明君与贤臣的光环下，但对这种关系之后的深层次原因，学界讨论尚少。历史的真相是：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特别是山东问题，决定着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李世民利用魏征以笼络山东豪杰，并达到制约山东士族集团的目的；魏征则恃以山东势力，在中央维护山东豪杰的利益。随着山东问题重要性的下降，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从重重假象中逐步显露出来。     

唐代古文运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

中唐时期,随着山东士族的复兴,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在骈文盛行的中古时期,山东士族有不废古文的优良传统。古文运动的精神实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相契合,同样具备宗经的传统、反佛的立场以及尚功用、重实际,反对浮华风气的特点。山东士族对古文的勃兴居功甚伟,参与并引领了古文运动。     

儒佛兼修与唐代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演进——以唐代墓志为例

唐代佛教影响深远,山东士族女性中信奉者颇多.山东士族女性素以家风自持,信仰佛教者多为儒佛兼修,这在唐代墓志中有着突出反映.佛学的盛行,一方面使山东士族女性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切相互结合为一体,对其传统家风起到了强化作用;另一方面,对佛教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导致山东士族女性的传统家风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某些变异.     

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

唐代古运动的兴趣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主，在“必宗经”“以明道”“以贯道”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唐代古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较高成就，对中国古代散的发展和为代再次兴起的古运动起到了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东海何氏家族论略

两汉以来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得到了充分地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在皇权不振时,不以维护正统为念,只以家族利益为务。随着刘裕登上帝位,皇权政治得以加强,那些东晋以来依然具有为家不为国思想的士族,显然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同样为了巩固皇权,刘宋王室仍需扶持一批一心为国的士族,东海何氏家族即兴起于此期。东海何氏家族自东晋何无忌始,都以忠君为国著称。何氏家族以武功起家,后渐以文学闻名,秉承儒家传统,为性耿介,成为南北朝时期新兴起的士族。     

士族、古文经学与中古诗论

魏晋南朝时期，中国的诗歌理论有突破性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诗论名著。当代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儒学衰微和玄学兴盛所致。本文认为这是与士族地主的兴起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起主导作用相关联。士族地主不同于汉代宗族地主，他们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强大的宗族，以世积文儒、位居清要，性尚通脱、重视自我及侈情奢华为特征。玄学的兴起和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都是缘于士族的习性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新好尚。中古诗论家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的诗论体系都是以儒家诗学为主导，兼收了玄学及其他有益的思想成分，是儒体玄用而非玄体儒用。     

门阀士族的文化特质与寒人的兴起

南朝寒人势力在政治上的兴起,文化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是其重要因素。自永嘉之乱,来自北方的门阀士族大多迁徙到江南地区,北来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南地区文化取得长足发展,寒人也从中受益,南朝寒人兴起也正是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开发的重要结果之一。     

论司马氏代魏之原因

曹魏时期兴起的士族地主禀承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性，以大土地所有制、宗族势力、文化优势为基础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形成“家族本位”的政治原则，在经济上以小农为主要兼并对象、形成强劲的兼并、扩张势头。由此构成以独占性和集权专制体制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皇权的内在矛盾：即集权专制与士族政治势力不断膨胀的政治矛盾和二者争夺小农的经济矛盾。皇权的稳固程度是与这对矛盾的激化程度成反比的。曹魏后期的曹爽改制以削弱中正权力为突破口，以加强皇权为目的，触犯了士族的根本利益，从而激化了士族与皇权的内在矛盾。司马氏正是利用了这一矛盾而以笼络士族为主要手段，改变了曹氏与司马氏间的力量对比，完成了代魏之举。因此，士族与皇权内在的深刻矛盾是司马氏代魏的深层原因。     

论魏晋南北朝谱牒档案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的修撰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兴盛，成为维护门阀士族利益、巩固门第统治的工具。     

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唐代古文运动的家学渊源及师承关系

中唐的古文运动,家学渊源甚长,背后有着浓厚的北方区域文化传统,而山东士族文化则是其核心根源。就家学的传承类型而言,主要有家族内的传授与外家之学。传承的内容方面,以诗文为主,也重经术,尚史学。早期古文运动存在着以元？秀、萧颍士、独孤及为中心的师友创作群体,他们的文体文风改革与理论探讨则开韩、柳之先河。而＂韩门弟子＂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已无传统的北方区域文化根基,这一因素也加剧了古文运动的式微。     

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传承——以晚明文学家王庭撰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的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学习呈现出了不绝如缕、代有人出的景象,这种情况显然并未出现在同时期明疆域内的其他地区。其原因不仅在于杜诗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也在于明代关中学养与杜诗思想的契合度较高、明代关中文士所崇尚的文学复古运动对杜诗的推毂、明代关中文学家族中已经形成了学杜的文学传统等原因。同时,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浸淫深刻影响到他们写诗时的措辞、架构、用韵,并且这种影响已经波及他们在文章写作中对语句的采用。     

巴金逝世与“五四”的终结——关于“五四”与巴金的对谈

巴金逝世曾经被宣布为“五四”传统的“终结”,这样的思维逻辑恰恰表现出了我们与“五四”传统的深刻的隔膜。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今天,重新检讨巴金这样的“五四”老人的文学价值,恰恰是我们重新认识“五四”传统的最好的方式。     

明代墓祠祭祖述论

明代墓祠祭祖流行于南方地区，嘉靖、万历年间是明代修建墓祠较多的时期，与同时期宗祠的普遍化以及宗族组织化是同步的；明代墓祠是宗族形态的重要形式，具有组织族人的作用，明代士大夫一般认为墓祠祭祖是合理的。     

宋代宗法家族制度对诉讼的影响

在宗法家族中个人对父权制的家族存在着一种先赋的、固定不变的隶属关系。中国古代诉讼受宗法家族制度的制约,家族成员既无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也无进行诉讼行为的内心倾向。然宋代正处于旧的宗族政治瓦解,新的宗族政治、家法族规尚未形成的阶段。宋代家族组织的弱化使宗族对族众缺乏有效的约束力,族众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也大多绕过宗族组织直接以诉讼的方式解决。     

魏晋士人个体生命的飞扬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呈现着由情向理的发展过程,个性觉醒的最初冲动表现为聚焦生命意识,张扬个体价值,这是生命意识的核心。由此魏晋士人就以生命的本真状态去体验赤裸裸的生命:以汉末无名氏的集体喟叹——《古诗十九首》为先声,到魏晋之际则表现得更个体化,至两晋就慢慢地走向哲理化,希企通过理性思考来消融对死亡的恐惧。这样魏晋士人就以种种自觉的方式寻求着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儒学的精神超越、玄学淡释、及时行乐等。     

从古代文人的“正音”意识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

结合《切韵》作者们的成书意图和态度倾向,从他们的“正音”意识出发来重新审视《切韵》音系的性质.从成书过程看,《切韵》音系是以金陵与洛阳为正音标准,参校了其它多地的方音,考核古书音注得到的语音系统;而从结果看,却反映了东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综合特点.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东汉的黄门北寺狱

东汉的黄门北寺狱是设在宫禁之内的诏狱，囚禁对象主要是反对宦官专权的朝野士大夫。狱内审讯、监管由宦官负责，经常非刑虐杀犯人。该狱囚犯经历的司法审判程序和其他诏狱有别，多是宦官矫诏或唆使皇帝直接下诏拘捕，以避开外朝官员的审查覆议。外戚、士大夫针对宦官把持的这所监狱采取了争夺与反制措施。“党锢之祸”后，随着汉末政治形势演变，黄门北寺狱的地位与作用逐渐下降，直至毁灭。     

熊熊革命炉火中的乡土文化精神寂灭——贾平凹小说《古炉》中的符号象征系统

贾平凹的小说《古炉》从地域文化符号、组织文化符号、生活文化符号三个符号象征系统,通过对20世纪下半叶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还原,向人们揭示出,这场运动就像点燃了熊熊不息的社会炉火,对中国人造成了乡土文化精神的寂灭,主要包括家园乡土文化、家族乡土文化和家庭乡土文化精神的寂灭。可以说,正是这场运动,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生死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