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本天皇及天皇制度的庇护——兼论日本的“有条件”投降

近代天皇制是19世纪末日本在向帝国主义过渡过程中建立起来的。1890年10月,日本发布《教育敕令》,强调国民都要忠于天皇,并规定“神道”为国教,强调国民信仰,宣传天皇就是“人问活神”。此后几十年间,天皇专制政权极力发展军国主义,对邻近亚洲国家频繁发动侵略战争。原日本玉川大学教授若檄泰雄在《日本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是天...     

东北亚的动向与阿伊努文化的形成

一、前言 1986年,当时曾是日本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有过这么一段发言:“同美国比较,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所以日本人知识水平高”。这番谈话遭到日美双方一些明白事理人的非难。 因为以知识水平高而自诩的国家首相抱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一般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也不无道理。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人。以居住北海道者为最多,此种认识,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日本已成共识,在战后依然是国民的信条。很多人相信:这一单一民族,就是与天皇家的祖先颇有渊源的“大和民族”。然而,果真是如此吗?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天皇制度与神道教

天皇制度是日本宗法制度的总代表,日本民众至今都极力尊崇天皇,可以这么说,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而使天皇成为精神支柱的神道教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日本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中,神道教更是发挥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本转型的明治维新时期,天皇制度和神道教紧紧捆绑,从精神层面统治着整个国家,并对日本国民性产生了深刻而强烈的影响.     

浅析老舍文化视野中的“城市文明病”

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老舍关注的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往往以市民世界畸型的心灵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国民性格的积习和痼疾,探索城市文明中所潜藏的病态心理。面对价值失序中道德信念的沦落状况,老舍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寻找中西文化的“熔点”,以重铸国民的理想人格。凸显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恩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     

日本谚语折射出的日本国民性格

日本谚语典型反映了日本民族特征,凝聚着日本民族特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特有的一些国民性格。学习日本谚语对于深刻理解日本文化,了解日本民族特质有重要意义。     

试论我国民族性格的培育和完善

性格决定命运。民族性格决定民族的兴衰成败。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并不断培育和完善我们的民族性格。为此,我们除了应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性格,摒弃那些落后的民族性格外,文化教育部门用优秀的刚性文化来教育和影响国民是培育和完善民族性格的根本,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则是捷径。     

“抗争”悲剧意识的变异与“武士道”悲剧意识的形成

在民族悲剧文化的发展史上,远古以来萌生的生存的“抗争”悲剧意识始终占据着主导,又不断发生变异。本文以日本古代物语作品等为例,重点剖析古代日本民族的“抗争”悲剧意识是如何演变为“武士道”的,并对作为“美德”和“恶行”的矛盾统一体的“武士道精神”进行辨证分析     

日本战后教育改革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的学校几乎都变成把学生培养成为天皇服务的“皇民”(天皇的臣民),改变国民意识为支持侵略战争的场所。教师在这种学校里的主要任务是把“战争道德”和“好战意识”灌输给学生,并在教坛上送学生到战场上。战后不久,国民就开始要求教育否定其军国主义性质并树立其和平、自由以及民主主义的原则。全体国民希望通过新的教育来培养新的国民,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日本服务。在这种形势下,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中的一体两翼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走上了追赶西方列强的道路。在大力学习西方近代工业时,在文化上,日本却未曾以西方为师,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几个方面,如神道、本土化了的儒学、武士道精神加以整合,形成了适应日本扩展所需的国家主义。在国家主义这个思想体系中,国家神道处于中心地位,是主体;儒学中所宣传的"忠",武士道所宣扬的"武",则是两翼,三者共同塑造着日本国民的民族沙文主义及对天皇的愚忠精神。     

日本明治时期的道德教育观对国民“他律”人格形成的影响

本文从“天皇政体与规定道德”、“家族社会与活动道德”和“学校教育与知识道德”三个方面研究、探讨了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天皇至尚的国家主义政体下的道德教育观与日本国民“他律”人格形成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最终确立的服务于“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学校”三位一体的日本战前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模式的分析，揭示出这种道德教育模式对日本国民人格发展造成的危害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缺乏自主性的“他律”人格。     

《最后一课》的悲剧美

都德的《最后一课》 ,篇幅短小 ,语言通俗、朴素 ,却是享誉世界的名作 ,被译为多种文字 ,教育、感染着一代代人们。那是因为 ,作品处处显示了它的悲剧美 ,真正达到了美学境界。笔者尝试着作点阐释 ,求教于大方之家。作品表现了悲剧的内容 ,以撞击读者的心弦。恩格斯在《致拉萨尔》中说 ,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之悲剧性冲突”。《最后一课》描写的正是这种悲剧。梁启超说过 :“欲新一国之国民 ,必新国民之精神 ,欲新国民之精神 ,必新国民之语言。”可见 ,语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标志 ,一种语言的消…     

“修心”兼顾“修行”——日本人双面矛盾性格背后的教育启示

一个国家坚持的人格理论会影响整个民族的性格。“由外化内”的育人思路形成了日本强烈的双面性民族性格。这种人格培养模式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定人的主体性的谬误。通过对日本双面性矛盾性格的归因,揭示其背后的教育影响因素,并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的特点,指出我国教育应在以“内在修心”为主的人格修养的同时,辅以外在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心”与“行”的内外兼修,帮助学生最终成为无需规矩规范的真正自由、完善的人。     

呼兰河畔孤独的女儿──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以对民族苦难命运的深切关注，刻画了家乡土地上“沉默的国民灵魂”。作者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深刻挖掘了造成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悲剧的历史文化根源；同时塑造了民族脊梁大的人物──磨倌冯嘴子形象，在他身上寄托了萧红对民族未来的希望。     

试析马丁·路德对德国国民性的影响

德国是一个哲学思辨极其发达,同时又对世俗权威顶礼膜拜、恭顺服从的国家;德国人对纪律、秩序奉若神明,对工作具有一种独特的献身精神。德国国民这些独一无二的特征必须从历史文化之中寻找渊源。宗教改革的发起人马丁.路德无疑对德国人国民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对德意志民族认同和文化模式的构建、对“权威情结”即内在服从性的形成、对世俗生活神圣化三大方面。     

柔韧与刚强——论中日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差异

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它作为人类宏大文化乐章中的一个音符，始终吹奏着时代的最强音，具有持久的震撼力和极深的文化意义。而根植于悲剧土壤中的悲剧意识形式，作为民族心理的一个缩影，已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和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又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却孕育出了异质的悲剧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悲剧意识，即中国的“柔”性悲剧意识和日本的“刚”性悲剧意识。这种差异与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性质的差异息息相关。     

稻作文化与大尝祭

日本的水田稻作技术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其源头在长江以南的稻作民族中，古老的天皇制和天皇文化归根到底还得追溯到中国大陆的古层文化，“大尝”意为“大的新尝”，即“体现天皇权力的新尝”，新尝与大尝原来都是村落层次的谷物收获礼仪，但神祗令把它明确规定为国家祭祀。     

构建初中通史课堂的实践性认识

<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指出：“想要让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深厚的情感,就必须让国民先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有一个深厚的认识。”此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历史课是现代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承担着培养中学生家国情怀和塑造国民性格的重要使命,是现代青少年认识和了解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重要渠道。因此,基础教育阶段进行“通史”教学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帮助学生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过去,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目前统编版中学教科书采用“通史”体例进行编撰,     

苔丝三题

苔丝悲剧的社会性质 哈代创作的一组“性格与环境”小说,除了《远离尘嚣》之外,反映的都是以男(女)主人公的不幸或惨死为结局的人生悲剧,因而被称为“主人公的悲惨传记”,其中,尤以苔丝的悲剧最为感人,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关于苔丝悲剧的性质,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性格悲剧,有的认为是命运悲剧,还有的则认为是社会悲剧。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苔丝悲剧的成因,也就是说,造成苔丝悲剧的原因,是来自苔丝自身性格的弱点呢,还是来自神秘不可测的命运,抑或是来自冷酷无情的社会?     

不只是道士塔--谈《道士塔》的悲剧根源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道士塔》揭示了一个文化悲剧,“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但除了愤怒与悲哀,作者也未能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悲剧的根源所在。人的被“错置”的命运是导致历史荒谬的本源所在,而“家天下”的制度则是民族悲剧的必然发生的现实因素,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根源性动因。     

民族性格与儒家文化现代化

民族性格决定着国民的精神状态和基本素质,是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必须认真审视我们国家民族性格中存在的缺憾和问题,深入剖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文化因素和现实因素,从传统儒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对儒家文化进行符合国情实际的现代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