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读《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

陈其泰先生《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一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详细梳理了班固的创作历程与史学成就,并清晰展现了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史书体例、撰述方法和史学精神三个层面。首先,班固立足于《史记》纪传体体例,断汉为史,取消“世家”,形成了以纪、表、志、传为核心的纪传体断代史格局;其次,班固依靠皇室藏书与内府档案,继承司马迁穷搜冥讨的撰述方法,广泛收集了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料;最后,班固延续了司马迁重人事而远鬼神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深刻揭露帝王沉湎鬼神迷信的同时,也严厉抨击了西汉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

我国对正史的态度历来不一,对一些史学家的著史也有不同的评价,如对司马迁、班固这两位正史源头作家就有谁优谁劣的争论.从司马迁、班固的生活年代、著史背景、创作好尚等角度去分析并加以考辩,可知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争论他们著史谁优谁劣实没必要,能写出<史记>、<汉书>这样的史著实在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论《史记》与《汉书》对董仲舒叙述的不同

董仲舒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传,但有很大的不同。《史记》是合传,《汉书》为其单独列传;司马迁对董仲舒并没多少的正面评价,而班固却称其为"王佐之才";司马迁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班固为董仲舒增加了许多生平。究其原因,司马迁和班固的家庭及时代的背景等都不同。     

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

一、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汉代的良史,司马迁在西汉,以《史记》开史学之先,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班固在东汉,他本《史记》之体例,以《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所以后世以"史班"或"班马"并称.他们二人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研究二人的经济思想,对于弄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之异辨——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家主体意识

汉代的两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的记述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二者的序不同,对游侠群体的划分不同,二者对游侠的评价有差异。在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时,两位史学家有如此大的反差,主要原因除了和游侠自身兼有正义性和破坏性有关之外,还和史学家自身的主体意识不同有关,正是司马迁和班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伦理观不同造成了《史记》与《汉书》游侠传记思想和内容上的差异。     

马班夷夏观异同探究

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有异有同。在＂夷夏之辨＂问题上,马班都有＂别夷夏＂的观念,都以华夏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强调＂德化四夷＂,但司马迁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别,而班固反之。在＂夷夏一统＂问题上,马班都主张夷夏一统,坚信各民族出于一元,主张各民族间应该和平相处,但在实现一统的策略上,司马迁倾向和亲、盟约,而班固则主张以羁縻之道应对。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和独尊儒术的学术背景造就了马班夷夏观之同,马班夷夏观之异则与两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变迁以及史家个人思想的差异息息相关。     

略论司马迁的隐逸观--兼及太史公与班固隐逸观的差异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退处士”并非指司马迁排斥隐士,而是司马迁、班固两人不同隐逸观的反映。司马迁对于古代隐逸现象的最早发生持谨慎态度,他褒扬隐士的志节,尊重隐士但不崇尚归隐行为,与班固的既尊隐又崇隐不同。这些特点跟时代风气、司马迁处理史料的方法以及写作手法有关,更取决于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透过《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司马迁、班固思想之异同

《史记》的“太史公曰”与《汉书》的“赞曰”都是司马迁与班固的直接议论之词．这些论赞序很好地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本文透过两书的论赞序．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学术思想、历史观、历史人物定位、天道观等思想方面上的异同。     

《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篇目比较

本文将《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的＂南粤传＂篇目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治史方法上的异同。虽然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民族观上态度迥异,但两人的治史都是沿着实证、考证、详实记载的路线发展。司马迁是史学实证的开山鼻祖,而班固则在撰写《汉书》过程中对司马迁的史学实证精神有了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留学日本与创造社小说家的生命意识

20世纪初期,赴日本留学的创造社小说家借助开放的日本文化环境,在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上开启了通向西方现代社会的窗口,确立了反叛传统的生命价值追求。通过“日本之桥”,他们广泛吸纳了西方现代思潮——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思想文化及文学思潮,形成了以“生命冲动”和“艺术至上”为核心的审美观和文学态度。此外,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的文学思潮,也显著影响了创造社小说家现代生命意识的形成。     

生命哲学的文化观照--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亡意识比较

通过对比鲁迅与陀氏的死亡意识,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他们对待生的态度。鲁迅和陀氏都描写死、恐惧死,但在探索生与死这个哲学命题时,却表现了明显的文化差异。然而,他们又存在本质的一致,那就是他们在试图越超死的沉思中都将个体的生命与人类生命融为一体。     

李白、杜甫诗歌艺术比较谈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的两位伟大诗人。在诗歌创作方法、审美意象、诗歌语言、创作体裁等诸多方面各显异彩，风格迥异，各有特长。李白长于七绝，夸张大胆、想象奇特、清新自然、天然浑成，体现了李白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杜甫尤善七律，取典型的人和事，呈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寓主观于客观，用个性化的语言塑造形象，浸透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语言精练、准确，体现着充满浓厚生活气息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两人均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及精神体现。     

也说“观察与作文”

生活是写作的源头，初中作文指导重在观察生活。教师要培养学生认真仔细地观察生活，通过创设情境，指导学生按一定顺序、全面、细致、反复地进行观察。同时要养成热爱生活、积累生活的习惯，保持观察生活的自觉性，才能使写作不再是负担，而是雀享受成功与快乐。     

审美现代性的多维展开--胡风与七月派的文学"意态"整体观

胡风的艺思想是从艺术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维度中展开的。与七月派作家的创作实践相生共融，两整体呈现出审美现代性的特征。在创作方法上，是在主体性的基点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兼容；在叙事风格上。是一种诗性美感的彰显；在化精神上，是一种生命意识的张扬；在话语机制上，是对生存主体的现代性启蒙。     

中国古典文学的"悲情"抒发与化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人的思维空间是一个情意绵绵、圆融饱满的世界,不可能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来审视文化和人类的困境,因而不可能上升到悲剧意识的理性高度。在他们的精神层面上,更多体现为个人在局部的关于人生的“悲情”体验,且表现于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抒发的同时也是化解,并把视角由社会转向自然,在自然的清净世界里追寻另一种人生境界。     

生命的一次性与人生价值——谈人生无价值感的产生、危害与消解

在生命一次性即人生必死的背景下,产生"人生无价值感"的原因复杂多样,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由于错误的认知,即只是关注现实的人跟动物一样终会死亡的命运,而无视现实的人具有一般动物无法比拟的自我意识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看不到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二是源于自我和社会评价产生"人生无成就感"的负面心灵体验。人生无价值感是一种处于人生十字路口、十分危险的错误认知和心理体验,极易使人消极、颓废甚至走向自我毁灭。提升个体主体意识及其素质是消解人生无价值感的主要途径。     

生命之花的传承——论仫佬族花婆神话的生命意识与教化功能

花婆被仫佬人民认为是掌管人间生育及平安的女神.花婆神话中隐含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体现了仫佬人民对生命的尊重与珍爱、对平安的祈求与渴望.花婆神话还规范了仫佬人民的道德言行,增强了他们的伦理观念,培养了他们善良、刚正、仁爱的品质,具有教化功能.     

三峡库区“山顶洞人”迁移前后体育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对三峡库区数千年来居住岩洞、窝棚的1389户特困移民迁移前后经济生活、体育现状的调查表明：迁移首移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00元，人们过着几乎与现代社会隔绝的生活，迁移后2001年人均年纯收入1285元仍处于贫困线以下。同时，近似原始的生活、体育意识活动在迁移后发生巨大变化，但迁移后的移民体育锻炼消费意识仍较差，体育消费支出低，且内容单一，化素质、经济支付能力、体育场地等是制约这一因素的主要原因。     

徐志摩与哈代诗歌的共通性研究

徐志摩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然而,他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托马斯.哈代也情有独钟。他的诗作与哈代的诗作具有很多共通之处,表现在具有共通的怀疑精神和悲观气息,具有共通的诗歌主题表现,具有共通的诗歌创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