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再回頭已百年身《倒轉紅輪》讀後感

在西歐以外眾多尋求現代化的國家如土耳其、日本、中國當中,俄國應該算是最幸運的了.它幅員廣闊,資源豐富,接觸歐洲和吸收西方思想最早,歷代君主集絕對權力於一身,而且不乏雄才大略和具有遠見與堅定意志者,更從頭便建立了現代軍事力量,保證國土完整甚至不斷擴張,政策、舉措不受外國干擾.然而,它的歷史却是個絕大悖論:彼得和卡德鄰兩位大帝一個世紀之久的努力帶來十二月黨人之變,下一個世紀的改革帶來十月革命,蘇聯經過七十年建設和改革也仍然逃脫不了崩潰命運.     

“李約瑟悖論”評析

中國創造了輝煌的中古文明,其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在公元1世紀至15世紀間走在世界前列.然而,自16世紀開始,却漸次落後於經歷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洗禮而實現文明近代轉型的西方,并自外於18世紀發端於西歐的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19世紀中葉以降更淪爲工業化西方侵凌、掠奪的對象.     

明清之際文化近代化的萌動與夭折

一、中國文化近代化的起黠 　　明清交替,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改朝换代,與歷代鼎革不同的是,發生在16、17世紀之交的中國大變動,餘響不絶,進入20世紀後更成爲國人關注的熱點,這不僅因爲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最初是以反清復明的種族革命爲號召,以宗奉明代認同華夏子孫,更重要的是發生在明末的政治、經濟變動與社會思潮,對現代中國的政治運動與思想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     

求其是與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的方法啟示

近年來興起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多向外洋求助,以新自謝.實則近代學人已有借鑒歐洲新法研治中國思想史的範例,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即個中翹楚.     

論人文精神與未來世界

本文通過對於宋代新儒學、文藝復興、存在主義、美國社會批判思潮、當代新儒家等五個人文主義運動的分析,指出它們都具有保守、復古的意味。但其所以如此,前兩者是由於歷史原因,後三者則是由於自十七世紀以來,科學革命所導致的科技飛躍發展造成;并由是進一步指出:人類四百萬年來的整個進化歷程都是由(廣義的)科技變革所推動,而此歷程目前已經達到一個突變點,今後人與人類社會整體的變化將顛覆過去五千年人類文明所累積的人文觀念,面對此不可測之巨變,人類必須對本身今後之命運加以深思并作出抉擇。     

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機遇與挫折

正事興而謗至——中國的先覺者的命運向來如此。本來到光緖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的春夏之時,清政府的改革決心也大起來了,對陳寶箴領導的湖南新政,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可是恰在這時,湖南的守舊勢力卻向新政發起了攻擊。導火綫是時務學堂和《湘報》,同時也由於朝野上下變革和反變革的勢力的矛盾呈白熱化趨勢。雖然,此事前後有一個從學術思想論爭到政治打拼構陷的愈演愈烈的演變發展過程。     

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再讀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

在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啟蒙運動發生過兩次,一次是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或者說"新啟蒙"運動.這中間大約隔了一個甲子,經歷了中曰之戰和國共之戰,以及新中國成立和大躍進、反右、文革,國人日益遠離五四啟蒙,直到物極必反.     

《近代學術集林》總序

正前賢身困道彌亨每展新編輒眼明——馬一浮一《近代學術集林》主要匯編影印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者著作,這是中國學術隨着社會發生根本巨變的時期。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1898年,經學大師皮錫瑞爲同心會作序,即因學派不齊、議論不一而感慨系之:     

試說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總體特徵

本文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从總體上作了若干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以改造民族靈魂為總主题,以悲壯、悲涼為美感上的主色調。悲涼背後常蘊含着不少“意識到的歷史内容”,它是“文學在思考”而且思考得相當深刻的標誌。在西方是歷時的文學思潮,至中國而為共時,創作方法的多元化於是成為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另一特徵。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批小說大家,促進了創作個性的發展和小說流派的繁榮。藝術上長期保持開放的勢頭,形式豐富多變,是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又一特徵,這使它與世界文學潮流保持同步發展。     

諸子的黄昏:中國中古時代的子書

在上古中國,"作者"的概念和"聖人"的概念息息相關.這不是說聖人必然要"作"--創作和寫作,而是說只有聖人才有"作"的特權.中國上古思想史學者普鳴在他題為<成聖的誘惑:上古中國聖人寫作之興衰>的文章裹,指出自公元二世紀以來,隨着紙的逐漸普及,書寫變得曰益常見,聖人的地位也就慢慢不再是建立文本權威的前提了.[1]技術的進步導致寫作以及聖人地位在文化結構中的意義發生改變,結果是各種各樣的文本大批量地問世.但在本文中,我將專門探討一種具體的書寫形式,也就是所謂的"子書".     

利玛窦在认识中国诸宗教方面之作为

1983年,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紀念之後不久,北京首次發行《利瑪竇中國札記》的中譯本,原著係利氏以意大利文所撰寫。譯者何兆武和何高濟在序言中如斯評論: 利瑪竇這個名字在中國是並不陌生的。歷史上到中國來的歐洲人中間,也許馬可波羅和利瑪竇是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兩個名字了。在近代以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外界的大規模接觸     

試論新文化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

中國從傳統跨入現代有兩個標志:在政治上是辛亥革命,在思想與文化上是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的性質很明確,先例也很多,例如法國大革命、“土耳其青年“(Young Turk)革命,和十月革命.新文化運動就複雜多了,因此它的性質有種種不同説法.最普遍的一種看法是,它相當於歐洲“文藝復興“.……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社會封建論駁議

把秦至清的中國定性為"封建社會",是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流行說,此說被認定為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不容置疑.然而,我們通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著却會發現:唯物史觀創始人反對濫用"封建"概念,不僅從未將前近代中國、印度稱作"封建社會",而且對某些論者抹殺西歐與非西歐(東歐及亞非諸國)歷史的差異,將西歐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普世化的作法給予嚴厲批評.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持論,不僅關涉到對"封建社會"的確切把握,而且關涉到一個更宏大的議题:世界諸民族、諸國度的歷史路徑究竟是網狀的還是單綫直進的?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

一 前言:從"傳統學術轉型"觀察清代學術思想史 "中國近代知識轉型"(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 1600-1949)是一個龐大且具重要意義的課题.欲探討這個近代史上中、西學術援引、裂變與互滲的複雜過程,至少得從兩大面向展開:一是探討中國傳统學術自身的統系及變化,一是尋繹近代科學式知識在中國的建構過程,而前者尤其重要.無後者,固不足以知中國學術知識體系的近代性發展;無前者,則不僅無以知吾國傳統學術體系及特質,更將因學無所據而不知如何展開中西比對.     

普遍性:同與通

本文承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點項目<20世紀中國倫理學:問題與思考>及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資助.特表感謝.     

論法治與德治 對中國當代法治的一個內在觀察

<正>上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如何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二十世紀70年代末,自那以後,中國社會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改變,法律生活的改變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言,當我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學習法律專業的時候,這所成立於1950年代初的法學院是在停辦大約十年之後首次恢復招生,而在當時,全中國在辦的法律院系總數不超過十所。三十年後,這個數字變成了六百多所,在校學生人數則增加了超過兩百倍。我還記得,我入學的第二年,中國才有了自1949年以後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現行憲法則是在我畢業的那一年頒布實施。因爲這個原因,在那四年當中,我     

學術史研究札記: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

改革開放初期曾掀起歐美日本等國東方語文歷史學者來華訪學的熱潮。其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波恩大學的西藏學家D.Schuh、漢學家W.Banck (龐緯)以及漢堡大學的伊朗學家R.E.Emmerick在1980年代初的三次訪華鮮爲人知。本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史料,初步搜集并梳理了這三次訪華的史料。尤其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檔案,首次披露了他們申請訪問民族所以及民族所從最初的熱情接待到最後的不予接待的全部過程,爲重建改開初期的中德學術交流史提供一份稀見的學術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