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谭继洵父子、于荫霖的关系 订正罗惇曧对《抱冰弟子记》的一则误读

一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人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戊戌变法》,是一套影响力很大的资料书。其第4册节录了张之洞的《抱冰弟子记》:……某中丞素与龃龉,及罢官归,语人日:"为我致谢张公,吾父子惟有感激而已。"盖力劝其勿附康党,言之四次也。(按某中丞指义宁     

中國獄神廟文化考略

正自1998年《讀書》刊出拙作《獄神廟聞錄》,文章僅二千多字。但卻引起讀書界,很大的關注。《讀書》編1,即拿出專欄,進行了對獄神廟的討論。當年《讀書》能撥出好幾期,對拙文作專題探討,亦幷不太多。時隔二年後,復旦大學的《海上論叢》以《中國獄神廟》刊出了我較長的文章。直到2000年12月,上海三聯正式以《中國神秘的獄神廟》出版聞世。後臺灣亦也出了修訂本。之後我在原基礎上,收集到一些資料,至2019年6月,遂由華中師大出版社以《中國的獄神廟》爲書名,出了增訂本。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對這個資料少見、     

編後

正完全沒有想到余英時先生會離開我們。他是本刊學術顧問,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硏究所的學術評議委員和《中國文化硏究所學報》的編委。本期原想組織一組悼念文字,看到兩岸學人已有衆多文章發表,我本人寫於去年春天的《"訪學記情":與余英時先生的談講之樂》,也經友人重刊於鳳凰網等網刊。剛好余先生爲方聞的《中國藝術史全編》撰寫的序言,有幸由我們刊載,謹以此作爲對英時先生的感念和追思。金耀基先生是英時先生的老友,幾十年相濡以沫,同時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學術顧問、     

敦煌目录学述评

敦煌學研究工作越是發展。對敦煌目錄學的要求就越是迫切。敦煌目錄方面的工作在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末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對此,我們作一次簡單的介紹與述評。 (一)各種舘藏目錄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國內一些圖書舘,博物舘陸續發表了所藏敦煌漢文遺書卷子目錄。其中主要的有七種: 1.《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遺書目錄》敦煌文物研究所資料室編 發表在《文物資料叢刊》     

解读吕思勉《自述》

呂思勉(1844-1957)字誠之,江蘇武進人。畢生從事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工作。我曾向呂翼仁借閱1952年呂思勉所寫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 結》,改題《自述》,載入拙編《民國人物碑傳 集》。今擷取其中學術部分,并參考有關資料作注。這是一份特殊的學術檔案,讀者莫作尋常文字看。     

邏輯思維建安風骨悼念劉殿爵教授

劉殿爵教授過去了,大家要我說幾句話,我覺得十分惶恐.因為無論從輩份、學問、與劉教授的親近,抑或對他的瞭解而言,我部是不够資格的.當然,在過去二十五年間,我有幸和劉教授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同事,得到他的指點和幫助,和他一起創辦了<中國語文通訊>雙月刊,更蒙他邀請我參加建立先秦兩漢典籍計算機數據庫,和編輯相關逐字索引,這都是緣分,也是我的幸運.不過,說來慚愧,由於學殖荒疏,精力分散,我對劉公實在說不上有多少拾遗補苴之功.     

變化的感知感知的變化辛亥革命前後作爲視覺兢争的西湖風景

攝影者的陳述崩裂、地震等詞匯常用來比喻一種歷史的巨燮,尤其是革命.比如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有人將其視爲"火山爆發"①.此種修辭的合理性實際是在語言形象之外的.辛亥革命將皇朝統治轉燮爲共和體制,不僅改燮了中國的政治圖景②,同樣也劇烈地改燮了它的地理風貌和人們對這種風貌的感知.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兩本杭州西湖攝影集,對此提供了富有説服力的證明.一本是《西湖風景書》③,初版於1910年——清王朝覆(滅)的前一年;另一套《杭州西湖》三集,是《中國名勝》系列叢書第四種.第一集初版於1 9 1 5年;第二三集初版於1 920年.這兩套攝影集被摧枯拉朽、革新一切的辛亥革命這一分水嶺所隔開.毫不奇怪,在這麽短的時間内,商務印書館由於政治燮换的壓力無法僅對原書進行修訂再版,而是重出了一本完全不同的集子.④因此,兩本攝影集分别表達了兩個歷史時代:革命前舆革命後、皇朝的過去舆共和的現在.盡管我們不知道1910年攝影集的拍攝者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1915年《西湖一集》由著名革命活動家黄炎培(1878-1965)舆吕頤壽編纂;《西湖二三集》由追隨黄炎培提倡實用主義教育并熱衷地理學的莊俞編纂.     

编后记

回眸17年前,1989年盛夏,《中國文化》創刊之時,在首期編後記中,我們申說期刊創辦之旨趣:“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此言的源出,就是“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在該篇創刊詞中,主編提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熱,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兩年之後,《中國文化》第5期編後,又引用錢鍾書先生的話,重提“冷”、“熱”問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逝去的童話早期德國漢學家巴耶爾的中國猜想

十七、十八世紀,是歐洲社會大轉型、思想大變革的時代,中國文化的西傳以及由此興起的早期漢學,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這場思想變革.①德國學者巴耶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1694-1738)是十八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漢學先驅之一.他曾經仔細研究過米勒、門澤爾等人的中國學成就②,他的主要興趣也是探討中國文字的結構系統.他還研究過中國的曆法,編纂過一部《中文小百科》,可惜這部辭書和他的其它許多漢學著作一樣均未能梓行於世.     

鄭天挺先生與二十世紀的明史研究

鄭天挺(1899-1981)是中國著名的明清史專家,翻開任何一本有關中國20世紀明史研究概况的著作,①幾乎無一忽視鄭天挺的重要地位.但他對明史學界的獨特貢獻,在明史領域的獨到見解,即使回顧與總結性的著作,以及關注鄭氏史學成就的論文,也鮮有詳細介紹.②在明史研究領域,鄭天挺既没有在清史領域像《清史探微》③那樣的標志性專著,甚至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亦不多.可是,却無人否定他對於中國20世紀明史研究的重要貢獻.這實際上是一個矛盾.本文試爬梳相關資料,尤以鄭天挺多年的明清史講課學術卡片和尚未出版的日記爲據,結合時人的回顧與研究,對此問題略作探討.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梁啓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悼陳學霖教授

六月初蟬嗚聲中,遠方傳來的噩耗猶如晴空響起隱約雷嗚,令人心頭悸動之餘,更懷疑是錯覺.陳學霖教授爲學、做人、做事看似漫不經心,隨機而作,其實玄默中自有全盤計劃和長遠考慮,那都會在不知不覺中一步一步實現.豈料世事無常,造物弄人,已經來到了金黄收獲季節的陳教授,竟然毫無朕兆就撒手麈寰,爲家人、朋友、同(雋)留下錯愕、悲愴,和深深的遺憾.無怪詩人沉醉於"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之際,還會莫名其妙地想到,明朝狂風或將挽斷柳枝的最長條.按從前的説法,學霖兄和我可以算是"同年",因爲從進大學以至學成擔任教職,恰好都在同一年份.然而我們專業不同,道路各異,無緣相會,直到九十年代他翩然回歸,到中大歷史系任教,其時我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也好些年了,方始有幸識荆.1995年他俞允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的主編和編輯委員會主席,於是又得到進一步合作和時相過從的機會,一晃至今,不知不覺已然十六年,跨越兩個世紀了.在這漫長時光裏,學霖兄孜孜屹屹,盡心盡力,以豐富學養和篤實精神主持《學報》編務,不但繼承全漢升教授和劉殿爵教授兩位前輩的(殿)謹風範,更銳意拓展稿源,健全制度,使得它多年建立起來的水平和聲譽,能够在急劇燮動環境中維持不墜.這是他和本所的緣分,也是本所同仁所深深感激,銘記不忘的貢獻.     

劉秉忠及其“藏春詩”

一 劉秉忠行狀:道人抑或宰相? 劉秉忠的傳記資料主要見於《藏春集》卷六《附錄》所收之同朝人張文謙撰《行狀》、王磐撰《神道碑銘》、單公履撰《墓志銘》、姚樞撰《祭文》①.《元史》系"劉秉忠"條於卷一五七之"列傳第四十四"②,《元詩選》初集亦有傳略③.內典則見於南宋志磐《佛祖統記》和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等,多從《藏春集》中摘編.楊曾文在《宋元禪宗史》中爲劉秉忠作了簡明小傳④.本文所論和劉秉忠生平甚爲相關,故再爲立傳并有意凸顯相關處.     

保守價值的投資智慧 談談保守主義的投資哲學

正我硏究保守主義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有關投資理念的閱讀有十二年以上的歷史。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因此我努力把保守主義的世界觀盡可能運用到一切可能的生活領域。我不是職業政治家,但是硏究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我也不是職業投資家,但是我喜歡保守主義投資理念。我原打算在未來的某個時候,開始寫作有關保守主義的投資哲學。但是,最近中國建設銀行的朱小黃先生在《第一財經》發表了一篇大作促使我大大地提前了我原來的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曾通過多條渠道和中國政府聯系,企圖以“和談”的方式取得其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日方派出人員,或屬於軍部系統,或為外務省官員,或為與中國有傳統關係的“民間人士”。但是,也有一個特別的例外,這就是燕京大學校長、美國人司徒雷登。從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漢、重慶,會見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有關資料,不僅真實地反映出抗戰期間中日秘密外交的發展歷史,也真實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到窮蹙困窘的沒落歷程。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司馬遷感慨什么 讀《史記·伯夷列傳》

正毛澤東云:中國有兩部大書,一部是司馬遷的《史記》,另一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寫的。唯其有才,故能寫出好書,値得閱讀;唯其不得志,故能寫出深刻的書,値得參悟。司馬遷縱橫恣肆,直抒胸臆。《貨殖列傳》,閱盡人間百態;《刺客列傳》,沉鬱凄美,蕩氣回腸。《史記》不虛美,不掩惡,盡顯眞精神。司馬光厚德載物,憂國憂民。《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     

《金瓶梅词话》与明代饮茶文化

(一)中國的飲茶習慣,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以現存的歷史資料來看,秦漢時期就已經發展成相當普遍的日常飲料,并已作為日用商品出現於當時的市場上。據此,我們可以推知,飲茶的起源必定更早,而且從開始到普遍飲用的一定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若要說中國飲茶起自上古三代,與中華文化的發皇同步,也不能算是誇大其辭。     

讀《朱熹文集編年評注》

《朱熹文集編年評注》以其全面、深入的解析,詳細的編年與評注,對於推動朱熹研究,乃至於宋代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深入與拓展,擴大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其對朱熹文集中的每一篇詩文的詳盡編年,爲學術思想的探討提供了重要依據。比以往出版的朱熹文集有明顯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