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的“学前儿童看护点”的定位、管理与发展

学前儿童看护点是以适龄农民工子女为主要招收对象,以保育为主兼顾教育的一种小规模托幼服务机构。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是我国学前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对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补充与支持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应鼓励这种看护点招收0—6岁农民工子女及有特殊需要的社区儿童,控制班级规模,开展以保育为主的教育活动。为保证其看护质量,政府应制定准入标准,加强对看护点的审批与监管工作,同时负有责任努力提高看护人员的福利待遇,并为他们提供培训机会,提高其专业水平。针对短期内合格看护人员难以满足需求的现实情况,可以从儿童家长、已退休的幼儿园或小学教师,以及社区其他人员中选择身体等条件合适且有意愿为社区服务的志愿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参与到看护点的日常工作中。看护点的发展应遵循非正规化与社区化的路径,坚持规模小、办学灵活的特点,以适应农民工子女流动性大、教育需求多样化的现实情况,并积极为社区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早期保育与教育服务,以获得更广的发展空间。当然,非正规化绝非非法化,而是相对于正规幼教机构而言,看护点没有统一的制度规定,每个看护点必须根据自己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看护时间、看护内容等事宜,...     

美国儿童课后教育项目研究及启示

美国儿童课后教育项目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探究其历史根源和影响因素,了解其当前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可以预测其发展前景,并可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     

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历程、问题与展望

中小学课后服务旨在缓解学生课后学业管理困境.课后服务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以看管与监护为主的起始萌芽期、以三种服务模式为主的独立探索期和以地方特色发展为主的整合规范期.课后服务存在经费来源方式受限、相关主体权责不明和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需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因地制宜开展教育,整合利用多种资源;明确相关主体权责利益,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兼顾安全与教育服务,为课后服务提供坚实有力保障;健全服务工作机制,加强监督管理,购买社会服务,提供优质资源.     

美国课后服务治理的动因、特点与启示

美国的课后服务起步较早,在发展过程中把不断创新治理与全整规划相结合,促进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美国课后服务治理的动因源自纾解工薪家庭学生放学后看管压力,降低学生自我照顾风险,缩小学生放学后成长差距,提升学生社会情感技能与社会责任感。其特点呈现出遵循递归原则、以“有效”与“协同”为价值取向、以实践证据为基础明晰质量指标等特点。美国课后服务运行的治理对我国以系统思维为导向,整体规划课后服务;以多中心治理为行动逻辑,构建课后服务新生态;以教育智库为依托,探索课后服务政策决策与实践的新出路具有启示性意义。     

中美儿童托管教育的比较分析

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大陆儿童托管教育形成了多元化的运作模式,但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从比较的视角认真分析我国托管教育与美国托管教育的异同及其深层的原因,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明确托管教育的定位,完善制度建设是解决现阶段我国托管教育问题的重选择。     

韩国的社会福利、有效治理与发展

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韩国取得了三个大的发展成就:经济上从贫穷转变为繁荣;社会安全网覆盖面扩大,独裁制转变为民主制,即使是威权主义统治,也是有目的的威权;将发展扩大到社会发展,这一点借助社会政策得以实现,并有助于使韩国的现代化不单是冷酷的经济增长.除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韩国也在非政府组织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组织机构的多元性,使得经济和社会发展得以持续,而无需经历发展型国家减缓以及从威权政府过渡到民主政府的危机.     

我国基础教育治理模式的实证研究

公共治理兴起于20世纪后期,强调公共事务治理的公共性、公益性,倡导分权、民主、共享、互利等理念.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基础教育治理改革的趋势相吻合.笔者依据治理理论,审视我国基础教育治理实践,提炼治理模式,为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和进行教育服务决策提供参考.     

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中教育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以此为后盾,韩国在教育方面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国家的课程理论,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课程的课程模式,逐渐踏入教育强国的行列。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两国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这一层面说,具体了解韩国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必然会为我国历史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浅谈韩国基础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韩国在教育普及,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的措施以及高考制度方面都很有特点,值得中国借鉴。而在借鉴韩国教育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改革制度。     

韩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现状和变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韩国的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里固然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不可否认其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研究韩国的职业教育和培养具有重大的意义。本主要从韩国的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着眼，介绍了韩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现状及其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革新，以期对我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有所启发和借鉴。     

高质量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内涵、重点及其实现路径

梳理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内涵要义,研判高质量基础教育治理体系构建的重点任务和实现路径,有助于揭示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一般规律。高质量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重点应在于实现规划理念的革新图治、坚持本土原则的治理取向和达到放管结合的动态平衡等方面。重塑教育治理理念、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多方共治能力、研创教育治理工具、健全教育治理机制、完善教育治理制度以及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是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     

我国小学“三点半难题”的现状、问题及治理

我国小学“三点半难题”是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产物,是在为中小学生减负、规范中小学管理过程中衍生出的教育性问题,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社会性难题.为应对“三点半难题”,现阶段主要形成了无人看管、老人接送、课后托管和父母接管四种办法.但这些办法非但没有彻底解决学生“监管真空期”的难题,反而引发出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教育负效果等新问题.综合治理“三点半难题”,必须在思想层面秉承教育公平的理念,明确其公共福利的性质定位;在制度层面形成以政府担当为主导,以公立学校为主体,支持校外机构发展,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在实践层面以学生发展为目标,合理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形式,坚持动态监评;形成思想、制度、实践层层推进,学校、家长、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     

法国三岁前儿童教育与看护的特点及其启示

快速发展的三岁前儿童教育与看护是法国教育的特色之一,其特点主要体现在经费投入的多元主体参与、机构设置的多元化、重视保育与养护、师资培养多样性与高规格等方面。借鉴法国三岁前儿童教育与看护的发展经验,中国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要从鼓励融资的多方参与、建构多样性的早教机构体系、回归早期教育的本真、加强师资培训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推动中国婴幼儿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属性及权责问题探讨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与义务教育紧密相关的一种教育延伸服务,属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范畴,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涉及政府管理权、学校办学自主权、家长监护权、教师休息权等的交叉与嵌套。在此过程中,政府应修订自身边界,发挥主导而非主体作用,使市场与政府提供的学生课后服务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平衡与活力。学校是课后服务的主要责任主体,应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但也要科学界定学校的课后服务责任限度,促使其积极履行与教育、管理职责相对应的安全保护职责的同时,避免因过于强调安全责任而弱化课后服务的教育功能。此外,中小学生课后服务中教师的休息权、获得合理报酬权、家长的选择权等也应得到保障和尊重。     

推进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深化综合改革朝什么方向奋斗、在什么地方聚焦、于什么环节着力。基础教育系统要深刻领会、全面把握、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增强深化综合改革的紧迫性和责任感,牢牢扭住和抓实各项重点任务,紧紧围绕简政放权和科学用权,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基础教育全局性、先导性和前瞻性作用,     

中小学课后服务的价值理性缺失与重构

中小学课后服务应该在保障学生安全的前提下,以多元方式或路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认知、利益及实践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中小学课后服务产生了价值失序问题。价值是实践导向,中小学课后服务的价值失序造成了课后服务目标、方法、策略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重建中小学课后服务价值序列的策略是：深化服务本质认知,促进育人责任承担;调整课后服务机制,建构素养发展格局;加强服务的公共言说,驱动管理回归生本;强调各方服务职责,促使多元主体参与。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教育治理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已受到全球的关注,与此同时,我国也提出了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推进教育健康发展、良性运行。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治理结构及经验,研究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从治理视角下进一步探讨我国教育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