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君子日"与《史记》"太史公日"比异

<左传>"君子日"与<史记>"太史公日"虽然都是史家对所录历史的感悟与看法,但二者在策略、主旨、风格等几个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太吏公日"对"君子日"评论模式的突破,对我国史论发展有重大意义.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二十五简评论了<诗经>中<王风·君子阳阳>、<王风·有兔(兔爰)>、<小雅·大田>、<小雅·少(小)明>等四篇作品.孔子评"<[君子]阳阳>少(小)人",认为诗中写小人般的轻狂之态,有助于准确认识该诗本义;评论<兔爰>诗旨为"<有兔(兔爰)>不逢时",是传世和出土文献中论及<兔爰>的最早言论,认为表达了作者生不逢时的思想感情,汉代以后尤其现当代多数诗经研究专家对<兔爰>主旨的认识,都与孔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孔子对<诗经>作品研究的贡献不可低估;论"<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抓住了<大田>末章的思想要害,透露出孔子说<诗>的礼学色彩.孔子评论<诗经>作品往往以礼学标准评判优劣,影响了其对文学作品评价的公正性.     

《左传》中“告”“谓”“语”辨析

<左传>中表"告诉"这一含义的词有三个:"告"、"谓"、"语",本文对<左传>中含"告"、"谓"、"语"的句子进行详细分析,在总结出各自所有义项的同时,辨析三者在表"告诉"这一义项时用法的不同,即"谓"不能接双宾语结构,如果动词后面紧跟告诉的具体内容时,"告"和"语"又有差别,"告"后面只能接内容概要,而"语"要通过介词"以"引出内容概要.     

《典论·论文》文本及意义探原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对其进行文本分析.通过比较严可均<全三国文>所辑<典论>所有佚文,可以推知<典论>的著述体例,以此衡之,<论文>开篇至"而作论文"应为篇序.结合篇序与正文来看,<论文>是围绕评论"七子"的创作展开的,从"文体"与"丈气"两方面破除时人对他们的轻视,再通过提升文章的价值来推重他们的作品.     

《左传》中“君子曰”非孔子、左丘明、刘歆之言考

《左传》中的“君子曰”到底是不是《左传》的原文?是左丘明自己作的评论,还是《左传》在流传过程中被后来学者所增入?有的学者说是西汉末年的刘歆所窜入。本文经过考证认为,“君子曰”之言不是左丘明的评论,而是《左传》作为儒家教科书在战国流传时被战国儒家所加入的评论,其中很多内容是当时或从前的贤人对历史的评论。添加“君子曰”的人很可能是战国时代儒家的虞卿学派和荀子学派。“君子”并非专指一人,不是左丘明本人,与《史记》的“太史公曰”性质不同,而是泛指对历史有正当评论的贤人。“君子曰”之言可能收录在《法语》书中,不是《左传》成立时就有的,所展现的评论代表了儒家的价值观。     

借君子之口 行己评之实——《左传》“君子曰”评论体式解读

《左传》一书中,"君子曰"以及"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这三种变格,共出现八十余次。其内容丰富,形式独特,自成一格,采取随人随事夹叙夹议的方式,直接发表评论,成为贯穿全书的体例,开创了中国史书论赞体的先河。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的经学成就

清代经学史上<左传>的考据,经历了由尊汉学而辑存汉儒旧注、批判杜<注>孔<疏>,进而重新建立注疏的过程.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旨在"存<春秋左传>之古学",从而搜采古训,匡正杜<注>,补充注解,为<左传>新疏奠定学术基础.这些是其经学成就的具体表现.     

《左传》、《战国策》评论的异同及原因

《左传》、《战国策》中的评论在体式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一般都在叙述之后,是典型的＂叙述＋评论＂的形式,且评论篇幅都不是很长。也有相异的地方,《左传》的评论多假以＂君子曰＂的形式,作者很少直接介入评论;《战国策》中作者开始直接介入评论,极少采用＂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评论即＂颂赞＂这一文体的限制,是二者的评论都以短篇为主的原因;二者在评论体式、评论倾向、评论的审美效果方面均有不同,其原因主要有时代和思想根基的不同、评论对象的不同、作品本身的差异等。     

《左传》评论式模式的生成及扩张

当《左传》作者完成《左传》时,他为实现主流意识,以史官的特殊身份代替社会和群体发言而高频使用的“君子曰”(含“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生成为“君子曰”评论式模式,影响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司马迁《史记》有意识地沿用了《左传》“君子曰”评论式话语模式,以“太史公曰”取而代之,成固定之套数为历代之正史绝无例外地承袭。宋明“讲史”和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之“入诗入话”、“结论结诗”,既为“说话”本身的艺术规律(吸引和控制引导听众)所决定,又乃《左传》“君子曰”评论式模式扩张出的新范型。“笔记小说”发展至《聊斋》,其“异史氏曰”成为《左传》“君子曰”评论式模式扩张的极致,《聊斋》正因此而攀上了古代短篇小说创作之颠峰。     

《左传》的写人:文学作品人物描写之滥觞

<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人.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累积型"人物形象;另一种是仅记写一件事即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性格特征的,可称为"闪现型"人物形象.而且<左传>的写人,开始使用细节描写的手法,以表现人物性格的要素或其特征性行动.<左传>在写人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学性,是后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小说人物描写的源起.     

言语交际中称谓语“先生”、“女士”的不对称分布

在较正式的场合以及被指称者的社会影响足以让我们对其表达敬意时,"先生"、"女士"这一对称谓语的使用是对称的。除此,两个称谓语在分布上是不对称的,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可以用"先生"来称呼男性,但一般不用"女士"来称呼女性;另一种情形是可以用"女士"来称呼女性,但一般不用"先生"来称呼男性。     

诗化人格与玄远人生--论嵇康主体人格的审美建构

嵇康的人格重在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他把人与人生作为审美的对象,将人生审美化、艺术化了,审美人格构成他主体人格的第一个层面;他崇尚自然、具有反抗意味的放达通脱、任性任情的个性构成他主体人格的自由层面;他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既有道家的玄远、自然的理想色彩,又有亲切的人间气息,他以现实人生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人格,使玄学精神有了可实践性。嵇康是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艺术的自觉”的一个典型表现。     

《礼记》中的“小人”——以《哀公问》“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为例

《礼记·哀公问》篇首,"哀公问礼于孔子"时,后者自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小人"作为孔子自称,在其他典籍中极少出现。本文拟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结合文本与其他典籍,疏解"小人"在此处的意蕴,兼论《礼记·哀公问》"哀公问礼于孔子"中"君子"的内涵。     

浅谈洛克“绅士”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洛克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思想家。其"绅士"教育思想中提出的健康教育、品德教育、知识和技能教育等观点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其"绅士"教育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有很多积极的成份完全值得我们去借鉴。     

蔡元培人格精神

人格精神是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价值原则和价值观念的人格统一体的表现。受儒家“君子人格”的影响,蔡元培在长期的文化教育实践中,形成了高尚的道德人格,其具体外在表现是:矢志于“教育救国”的人生观、坦荡的君子胸怀和谋求道德济世的精神等。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整合为蔡元培的高尚道德人格内涵的统一体。     

先秦侠士简考及文学史意义

在华夏远祖尚武传统的熏陶下,侠萌蘖于上古时期的士阶层。我们一般认为,春秋剑士是其发展的初始形态,而战国游侠则是其较为成熟的发展形态,已经成长为当时重要的社会力量。策源于先秦时期的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早已融入到中国特有的本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侠的身份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对中国文学史的意义以及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值得重视和研究。     

“松”的文化意义初探

“松”作为汉语中的一个植物词语,使用至今,在自身语言意义之外,衍生出丰富的具有独特民族气息的文化意义,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时映射出古人独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先秦时期,“松”因其端直高大、不畏霜雪的物性吻合儒家“君子比德”的观念,被用来类比君子刚直不屈的人格;魏晋乱世。仙道思想盛行,士人摆脱儒家思想束缚,转向求仙、成仙。“松”四季常青,经冬不凋,是以成为时人精神追求的首要寄托。     

孔子“君子”人格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

孔子"君子"人格思想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和深刻的内涵,实质上彰显了"君子"仁、义、礼、知、信的基本品质。在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市场经济运行的当代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人格之塑造亟待汲取"君子"人格思想之养分:理性博爱——开启和谐人格的"窗口";崇尚道义——践履高尚人格的"阶梯";重礼守信——塑造健全人格的两大品质;自觉内省——人格养成的重要方法。     

新大学运动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19世纪的英国新大学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在功利主义的导引之下,英国高等教育在目标与职能、学科与课程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对古典绅士教育传统进行了必要修正,有力地推进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与泛智化进程。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英国高等教育调整了古典绅士教育与实用职业教育的关系,调整了政府与社会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定位,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兼容。     

用诗歌反腐败——试论具有“泛宗教”性的中国诗性文化的反贪腐作用

“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中国古代也有防止贪腐的监察制度,可以想见的是,这种监察制度一般不会比现代的民主制度更有效,然而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的贪腐现象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却绝没有到当代这种肆无忌惮的地步.这就需要考察中国文化中的哪部分发挥了“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的作用.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中国古来是诗歌大国.这种诗性文化的背景所形成的文化的“场效应”能使许多中国古代官员因良好的、高雅的君子文化教养即使有机会犯错,而一般都能克制自己免于陷入贪腐的泥潭.然而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被现代中国人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