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宪法解释

本文在对宪法解释的概念、意义、模式进行阐述后,分析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指明存在的问题,并再此基础上提出对策,以使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更加完善。     

1982年宪法以前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案例之启示

宪法理论界通常认为我国没有宪法解释案例，也无违宪审查的实践。1982年宪法以前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的案例表明，宪法的实施，不可避免地需要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制度。而已有的案例以经验事实表明，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制度具有被动性、非授权性、先例性、非制度性、随机性与客观性。研究和分析这些案例包含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原理，对于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制度，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浅谈我国宪法实践性的现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贯彻和实施状况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宪法建设,法律界人士积极推动宪法实践性的发展。随着普法教育的加强,人们的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普通公民也加入其中,成为推动宪法实践性的强大力量,我国宪法实践性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宪法规范在实际中并不能完全得以实施,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宪法进诉讼尚未被普遍认可,二是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完善。     

宪法解释方法适用难题及其现有解决模式评析

在宪法解释中,宪法解释方法无疑具有核心地位,具体的解释方法决定着宪法文本的意义。宪法解释方法具有多样性、交叉性和冲突性,导致了宪法解释方法适用难题的出现,即各种解释方法究竟如何选择与排列。这个难题必须解决,否则就会导致宪法解释的正当性不足。现有解决模式有三种:优先因素理论、开放系统理论和平衡理论。这三种解决模式均有不足之处。一个合格的解决模式必须经历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的检验,宪法解释方法适用理论既不能是纯描述性的也不能是纯规范性的,而是两者的混合。     

试论我国宪法司法化

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现状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宪法并未真正进入司法领域.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我国应当借鉴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推进我国宪法司法化进程的观点,并就如何借鉴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建立我国自己的宪法司法制度提出建言.     

司法中的宪法适用方式及其实证分析

宪法具有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双重属性,而其规范性、制度化、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可以在司法中予以适用。囿于现有政治体制的要求,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适用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合宪性解释是解释方法与解释材料的结合,而且现有制度并未明确排除宪法适用的可能性。通过相关司法解释及案例的佐证,最终明确司法适用中合宪性解释的可行性。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必要性的几点质疑

对于我国存在的法律缺位和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必须在中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但是,从保持宪法稳定和制度成本的角度看,与其建立另外一种制度,倒不如在现有的体制内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使之有效运作。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尤其是没有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违宪审查较为薄弱，违宪制裁措施不够严厉。中国应立足国情，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即独立的宪法专门委员会，有效地审查和纠正违宪行为，以完善我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作用。此外，还要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提高全民族的宪政意识和宪法观念，发挥国家机关在保障宪法实施中的作用，完善宪法诉讼制度，加大对违宪行为的制裁惩处力度，从而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关于构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思考

违宪审查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宪法对违宪审查制度虽有明文规定，但却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违宪审查缺乏有效性及可操作性。为了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使违宪审查工作专业化、专门化、技术化、经常化。     

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分析——从公民宪法权利案件说起

宪法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是保障人权,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定加以保障,也不能直接依据宪法提起诉讼,在公民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同时,宪法的权威也将被损害。鉴于近年来很多公民宪法权利案件的发生以及我国目前宪法救济制度的不足,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使宪法司法化,是树立宪法权成、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     

论我国宪法的社会团结功能

任何统治者都希望长治久安,这种政治追求必须体现在宪法中,赋予宪法以社会团结功能。宪法的团结功能,决定于宪法要素和结构,和谐、人权、司法化、商谈平台要素,应该置于宪法结构的核心。宪法应该具有民族团结、阶级团结和社会团结功能。改革基层人大代表竞选机制,人权清单宪法化,宪法司法化,是我国宪法增进社会团结功能的必由之路。     

试论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性

作为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公司内部经营者的监管,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的独立董事制度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本文从几个方面阐述了独立董事制度与现行公司法的其他制度的关系,探讨了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性。     

我国宪法法院法律地位的合宪性论析

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是现阶段我国宪政制度的重点与难点。建立以宪法法院为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是法治国之最佳模式。宪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其宪法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仅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阐述了宪法法院与国家各机关的权力配置:宪法法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国务院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关系。     

人权:宪法的逻辑基点与价值归宿——兼论我国宪法概念的嬗变

人权是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标志着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并为宪法提供了一个不断演进的逻辑基础和逻辑过程,同时也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宪法学表达。因此,人权既是宪法的逻辑基点。也是宪法的价值归宿。明确这点对于理解宪法概念和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艰难历程——对几次重大争论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产生以来,它的发展历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发展壮大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艰难历程中,在1949年后遭遇了三次大规模的争论,即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争论,实践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对此,有必要进行反思.     

改造交际法 提倡认知交际途径——基于1994—2009年相关期刊文献的分析

关于交际教学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争论不断。基于对中国知网1994年以来发表在国内部分外语类核心期刊以及其他一些期刊上的主要相关文献的分析,提出认知交际法比较适合我国国情,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一定的语言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并具体给出了＂知、练、用＂三层次的认知交际教学模式。     

Darwinian Controversies: An Historiographical Recounting

This essay reviews key controvers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arwinian research tradition: the Wilberforce-Huxley debate in 1860, early twentieth-century debates about the heritability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istency of Mendelian genetics with natural selection; the 1925 Scopes trial about teaching evolution; tensions about race, culture, and eugenics at the 1959 centenary celebration Darwin’s Origin of Species; adaptationism and its critics in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of 1970s and, more recentl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current disputes about Intelligent Design. These controversies, I argue, are etched into public memory because they occur at the emotionally charged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political, technical-scientific, and personal-religious spheres of discourse. Over most of them falls the shadow of eugenics. The main lesson is that the history of Darwinism cannot be told except by showing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norms of discourse that obtain in the personal, technical, and public spheres. Nor can evolutionary biology successfully be taught to citizens and citizens-to-be until the fractious intersections between spheres of discourse have been made explicit. In the course of showing why, I take rival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to be dynamical historical research traditions rather than static theories. Accordingly, I distinguish Darwin’s version of Darwinism from its later transformations. I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ole Darwin assigned to development in evolution, which was marginalized by twentieth-century population genetical Darwinism, but has recently resurfaced in new forms. I also show how the disputed phrases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social Darwinism” have shaped personal anxieties about “Darwinism,” have provoked public opposition to teaching evolution in public schools, and have cast a shadow over efforts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to the public largely successful technical efforts to make evolutionary inquiry into a science.     

论中国宪法监督的制度取向

宪法监督是促进宪法实施 ,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我国的现行宪法监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和障碍不容忽视。本文拟从当今世界上三种主要宪法监督模式及理论基础的优点和不足的分析中 ,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成分加以移植 ,并且结合我国现行体制 ,在对当前理论观点作保留性评析中 ,提出建立我国新型宪法监督制度的初步设想。     

浅论我国当代社会的主要分层

从当代社会的主要分层标准、构成及特点、现实意义三个方面对社会分层进行初步撂讨，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潭的占有作为基本维度来划分社会阶层，着重阐述了当代社会分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西方企业实际税负估测方法的演进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准确而全面的估测企业实际税负,既可以为投资者制定决策提供依据,又能为政策制定者调整其税收政策以增强本国吸引力提供参考,因此了解并掌握估测企业实际税负的模型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用于衡量实际边际税率的King—Fullerton模型、可以兼顾分析实际边际税率和实际平均税率的Devereux—Gfffith模型以及用于估测实际平均税率的“欧洲税收分析师”。上述模型在中Devereux—Griffith模型最适于研究中国的情况。然而,由于中外税制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在运用Devereux—Griffith模型时须依据我国税法对资产的税收扣除方法以及股东适用的税收抵扣率等相关规定来修正模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