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王屋山全真教活动述略

蒙元时期全真道在王屋山地区分布极广。马丹阳、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等宗系弟子在王屋山均有流传,其中又以刘处玄系弟子最盛。这一时期,王屋山道教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宋德芳的领导下刊刻《道藏》以及在王屋天坛和济源济渎庙所举行国家祭祀活动,前者提高了王屋山全真道众的道学文化水平,后者加强了王屋山道教与统治者及全真教上层的联系。通过这些活动,王屋山逐渐成为全真教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     

20世纪中叶以前华人移民泰国研究

中国华南地区为主体的中国人向泰国迁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元时期,并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达到高潮。以在泰国、中国华南地区搜集到的一手资料及外文资料为主,对中国人外迁泰国的历史做了简要的回顾、对泰国华人的数量和构成及移民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华人移民中的“海外军团”现象探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军团"作为华人移民的重要力量,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海外军团"的历史和现状、移民特点、移民动机进行分析,有利于正确认识这一移民现象。     

论蒙元时期中日关系

蒙元时期的中日关系主要体现在元日之间的战争冲突、贸易交流和文化往来等几个方面,国家交往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基于战略考量,忽必烈发动了两次对日战争,两国关系一度紧张。但两国在贸易及文化方面的交流并未因战争冲突而中断,对两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移民意识与华侨华人美术

在华侨华人美术研究中,移民意识是解读华侨华人美术发展的关键因素,文化漂移性是移民文化的重要内涵,移民意识决定了华侨美术既有"传统性"又有"异域性"的文化特征。华侨美术在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民族性、异域性、漂移性相结合的独特的美术文化现象。这种文化融合是故国文化基因与移民意识相融的结果,是中国传统美术形态和西方美术形式意韵的融合。华侨华人美术的发展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对强化国家文化影响,促进世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1848—1882年华人移民美国原因探析

美国是一个移民之邦,华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848—1882年大量华人赴美的原因很多,但有三个方面是最主要的,即国内经济的破坏、美国方面的劳工需求和清政府移民政策的变化。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结束了这段自由移民时期。     

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

学界虽对关羽信仰关注较多,但对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却探讨较少。关羽这一汉人信仰在少数民族统治的蒙元时期同样流行且被广泛信仰;元文宗对关羽的册封虽带有极大的偶然因素,但用意深远;元杂剧的繁荣推动了元代的关羽信仰。对比宋明和元清对关羽信仰的不同利用,可以洞悉他们不同的文化统治策略。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的蒙古人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因蒙元政权早期三位最高统治者即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加之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和屯田的广泛开展及镇戍军的驻扎,这个区域迁徙居住有大量的蒙古人和中亚各部族,诸如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哈剌鲁、唐兀、阿儿浑等。这里遂成为诸多民族迁徙、定居的重地,导致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伊斯兰教的快速传播,促使蒙古人与各族人民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     

蒙元时期契丹人婚姻研究

辽、金时期契丹人的婚姻主要是耶律和萧氏两姓间的通婚,进人蒙元时代,契丹两姓传统婚姻模式开始受到大的冲击,契丹人的婚姻呈现多样化特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均成为契丹人联姻的对象,而与汉人间的婚姻,又是契丹人婚姻发展的主流.多元通婚的日益普遍使得契丹人渐失本民族的特征,成为日后契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的重要原因.     

蒙元时期的葡萄酒和马奶酒

蒙元时期中原地区葡萄酒的来源主要有西域朝贡、境内自产、商贾贩运、海外贸易等几种渠道,葡萄酒的酿造不仅使用传统的自然发酵法,还掌握了极为先进的烧酒技术。马奶酒是草原民族的特色饮料,决定马奶酒品质的高下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马乳搅拌的次数;二是马畜品种的优劣。蒙元宫廷和百官所需马奶酒主要由太仆寺负责生产管理,属于国家经营的社会福利。在蒙元宫廷中,葡萄酒和马奶酒的消费十分巨大,主要用于宴会饮用、帝王赏赐和宫廷祭祀等活动中,宫廷葡萄酒的时尚消费体现了蒙元政权积极吸纳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马奶酒的备受青睐则反映了其不忘国俗旧礼,始终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     

蒙元时期契丹人的迁移研究

辽亡后,契丹人在金朝的社会情况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金朝统治契丹的组织形式和民族政策。对契丹人在金代的迁移问题研究已经很成熟,而对蒙元时期契丹人迁移这一问题,却没有太大的关注,作者通过所了解的元朝史籍,提出自己的看法。     

先秦时期中朝移民与文化往来

公元前21世纪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就存在着人类的迁徙活动,来自中国的移民将石器、农作物及其生产技术传播到朝鲜半岛。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负载着先进青铜文化的中国系居民同时从辽东陆路和江南海路迁移到朝鲜半岛,在当地植入了石墓、青铜器、稻作等新的文化N素,并引发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殷商移民东迁运动。到了公元前8世纪,中原地区战争频仍,大量移民被迫涌入朝鲜半岛,将铁器、货币等器物及其生产技术带去,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开发。源远流长的移民活动加强了中朝两地的沟通,为后世友好关系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蒙元时期的牌符

蒙元时期的牌符极为发达，有别于历朝历代。关于牌符的实物资料，目前国内外仅发现有17枚，主要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等。牌符上以汉，契丹，畏兀儿蒙古，八思巴，藏，波斯等字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范围，用于传达皇帝的旨意政令，标示身份，牌答的管理机构为中书省，典瑞院。蒙元时期的牌符渊源于辽金时期的牌符制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元帝国时期安西王府与六盘山军事活动

成吉思汗、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等蒙元首脑先后在六盘山地区避暑、驻跸。从1227至1258年的30年间,六盘山成为蒙古汗国的军事大本营。为了经营好这个军事大本营,约有2万兵力驻屯于六盘山。自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设立开城路后,开成具有宗王分封制和地方行政建置双重性,有更多的军队驻守在六盘山地区。安西王府既是元朝攻占四川,消灭南宋政权,又是为直接控制四川等地而设置的军政合一的特殊机构,直接处理秦蜀军政事务,具有极高的地位和至尊的权利。     

蒙元时期的河西质子军

河西质子军是蒙古军事力量中最早的西夏军队,它在成吉思汗时期组建,后被元朝统治者沿用,质子军制度也在元朝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支由河西贵族富户子弟组成的军队,无论是在蒙古人的征伐战场中,还是元朝的统治体系下都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蒙元时期党项人物事迹述评

蒙元时期，党项人物自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历史活动，是西夏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历史活动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化等方面，在统一战争、平叛、反腐倡廉、革除弊政、屯田、赈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元时期入滇蒙古人管窥

自元宪宗三年（1253）冬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攻克段氏“大理国”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最后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自杀身亡,蒙古人占领并统治云南长达128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史料记载的入驻云南的蒙古人主要为诸王、仕宦、骑兵和牧马人等。     

秦汉时期中朝移民及其特点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和中国所设郡县的推动和影响,中朝移民活动进入了频繁期,一些移民特点随之呈现出来。这一时期,移民迁移的方向主要是从中国内陆到朝鲜半岛;迁移的路线兼有海路和陆路,但以陆路为主;大规模迁移的原因主要来自迁出地的动荡局势和迁入地的相近文化;中国移民到朝鲜半岛之后有些会二次迁移,主流趋势为自北而南遍及半岛。同时,大量中国移民迁入,也为朝鲜半岛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     

再论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仰人数众多，流传广泛，历史悠久。但蒙元时期在华传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规模并非巨大，从整体上讲，它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伊斯兰教。     

动员与被动员:华人移民与侨乡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移民以多种方式将汇款注入到有"侨"传统的东南沿海地区,带动了整个"侨乡"的社会转型。本文试图从"动员"与"被动员"的视角,考察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华人移民作为一种跨国性资源是如何被各方力量动员起来的。一方面,中国国家至侨乡地方社会在将华人移民裹挟并卷入整个中国市场转型与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动员传统;而一方面,华人移民一直延续传承的被动员传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这种"被动员传统"与"动员传统"相互联结,促使华人移民成为侨乡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