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进步及原因——从“三鹿奶粉事件”谈起

频频爆发的突发事件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恐慌,而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功能发挥程度的好与坏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中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本文试从“三鹿奶粉”事件谈起,对比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发展变迁,剖析我国突发事件报道进步的原因,并对我国大众媒介突发事件报道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危机事件传播中“组织传媒”不作为的思考——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组织传媒"是现代组织与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外部社会联系的桥梁、枢纽与窗口,它的失聪、失察与失职,不仅破坏自身形象,而且甚至危及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让公众目睹了"组织传媒"不作为的恶果."组织媒体"形式上虽则表现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单位独占,但它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却具有部分公共属性,这就要求其在履行组织内部职责的同时,务必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培育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品格.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网络媒体的报道框架

本文基于媒介框架理论,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以新华网为代表的主流网络媒体在2008年9月11日到2008年9月30日之间的＂三鹿奶粉事件＂报道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研究发现,主流网络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框架有其自身的特点：网络新闻数量庞大;消息来源有所偏好;新闻报道呈多主题化趋势;新闻发布与更改具有随意性等。     

"三鹿奶粉事件"亦敲响IT质管警钟

震惊中外、危害数千婴儿生命的"三鹿结石奶粉事件"似乎是愈演愈烈!从三鹿集团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发现高含量的有毒物质三聚氰胺,到全国阶段性查出22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令人触目惊心!"问题奶粉"引发的     

食品安全报道之内容分析——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三家报纸2008年9月12目至12月25日间有关“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为分析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探讨国内媒体如何建构“三鹿奶粉”事件。分析资料表明：三家报纸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主要呈现的版面是国内新闻版;报道类型以消息为主;新闻来源以本报和新华社为大宗;最主要的报道主题为事件追踪、解决办法与应对措施和相关社会议题探讨;消息来源的选取仰赖政府单位、相关业者和媒体记者。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媒体报道特点及互动性分析——以"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为例

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简要分析了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不同媒体在获取信息、报道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并就此次事件的报道中各媒体间的互动性特点及意义作了阐述.     

从三鹿奶粉事件探究媒体职能缺失

金秋9月,“三聚氰胺”骤然闯入人们的视野．“毒奶”、肾结石、5.3万受害婴儿、下架、免职……这些词组合在一起．让国人陷入恐慌。随着国家启动公共安全一级应急预案、成立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并部署全国乳制品行业专项整冶活动,一场由一家食品企业酿就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迅速上升为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安全事件。     

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舆论监督及媒介角色的思考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之后,各种声音在媒介搭建的舆论平台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短短几天中撼动了国家政策。国务院新闻办于2008年9月13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卫生部、质检总局和河北省负责人通报三鹿婴幼儿奶粉安全事故有关处置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质检总局17日发布公告,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所有食品类生产企业获得的国家免检产品资格,     

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高度体现,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参与,缺乏政治参与,民主便无法体现人民主权、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是政治信息的沟通和知晓,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其在政治生活中构筑的公共领域平台,对于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分析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三鹿奶粉事件中的新媒体表现

自2008年3月以来,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社会震荡至今仍未完全平息。以传播视角剖析三鹿奶粉事件,可以发现风险传播中的新媒体呈现出“双刃剑”效应：一方面,通过其快速形成的舆论潮干预事件进程,成为化解风险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利用其日益强大的媒介权力控制信息流动,成为损害公众利益、扩大风险的“符号霸权”。因此,置身全球化的风险社会,     

南方周末和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比较——以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为例

南方周末和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各具特色,本文从两家媒体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深度报道为切入点,探究其中的差异。     

危机传播管理与对台媒体传播探讨——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单一企业危机事件很容易变成全球性危机事件。三鹿奶粉危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面对危机事件,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行危机传播管理。对各种传播媒体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媒体传播的最大效用,以消除公众恐惧心理、迅速果断地处理危机、建构和谐社会、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三鹿奶粉事件调查：应对奶粉危机 中国政府在行动

一种名为“三鹿”的奶粉．正威胁着上万名孩子的健康,据称,有人将三聚氰胺掺入了用于制作奶粉的原奶中,食用后导致婴幼儿患肾结石。     

“三鹿事件”的制度思考

三鹿奶粉事件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类似的事件会不会到三鹿为止？媒体声讨、政府惩处,固然透明及时,但为防止类似悲剧重演,痛定思痛后,必须酝酿更深刻的制度改革。     

从三鹿奶粉事件谈企业危机传播

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公众之间的传播”。危机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对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处理得好,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声誉,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伤害企业的信誉度,甚至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那么,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危机传播？我们可以从近期的三鹿奶粉事件和加拿大食品安全危机的对比说起。     

从结构性矛盾到制度化风险——对"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的媒体立场转变的考察

"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媒体和三鹿公司之间经历了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戏剧性变化.媒体在与政府、广告商以及受众的多维关系中多次转移结盟关系:媒体的新闻生产采用了"关键时刻政治正确性优先"、"参与利益锁链中的危机公关"、"民粹主义话语"及"自我批评式的反身性"等多种生存性策略."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媒体报道,表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传播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已经转化成制度性风险,中国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只关心自身经济安全而缺乏专业主义价值担当的怪胎式利益团体.     

从三鹿事件看议程设置理论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的应用

以三鹿奶粉事件的新闻报道为案例,探讨了议程设置在公共危机事件报道中的应用问题。     

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思考——以广东报纸“三鹿奶粉”报道为例

有学者提出“低力度纵火”的理论,认为当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时,媒体的报道好像放了一把火,它激起公众的警觉,及早将火扑灭     

食品行业危机的媒体应对——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食品行业危机在近几年屡屡发生,而食品安全又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这一类的事件备受人们关注。而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媒体应该如何应对食品行业的危机？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