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三袁与袁枚性灵说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袁枚性灵说是对公安三袁性灵说的继承与发展,对此,学术界予以研究与考证。但由于时代背景、理论基础、个性气质等方面存在差异,公安三袁与袁枚性灵说存在诸多差异。本文以公安三袁与袁枚性灵说为基点,对二者的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行分析研究。     

论广西“凹地”诗人群的诗学理念

作为广西地域诗人群体的一个代表,"凹地"诗人群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并且形成一种憧憬原生态的质朴生活情怀,一种秉持卑微的创作姿态和努力还原本真生活的创作理想,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诗学理论。对于该问题的探究和分析,无论是对"凹地"诗人群,还是当代地域性诗人群体,都有重要的意义。     

“棱汁”：方东树诗法论的重要范畴

"棱汁"是方东树用来概括诗法之妙的一个很独特的范畴.所谓"棱汁",概括了由叙、写、议三法交织错综与次序变化而呈示出来的文法特点与审美效果.方东树以"棱汁"为诗法的重要范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立足于创新的可喜进展--评《诗骚诗学与艺术》

指出《诗骚诗学与艺术》一书是对诗学思想的新探索,其对《诗经》“抒情人称”的研究别开生面,对楚辞研究重视文本,不务空论。     

中西古典诗学作家修养论比较:以《文心雕龙》与《诗的艺术》为例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是中西古典诗学中两部代表性强、影响力深远的诗学论著。两本论著的共同点之一是均辟出专门章节讨论了作家修养论问题。梳理与比较两部诗论的作家修养论,将有助于从创作主体的角度阐明中西古典诗学在艺术思想价值论与艺术审美价值论层面的异同,从而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作出初步的尝试。     

“诗可以怨”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现代阐释

“诗可以怨”这一中国诗学理论,由最初的诗歌功能论到最后的创作论,在其流变的过程中,历代诗人学者有诸多论述,使其内涵不断丰富,渐趋深入、系统。     

论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

托马斯·艾略特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中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他的诗歌理论开创了新批评的先河。对其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着重讨论"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其诗学理论的主要来源及其在创作中的实践,有助于讨论艾略特对中国诗歌理论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苏轼的语言观——兼中西诗学语言观之比较

苏轼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至为深远的人物，他不但以其丰富的创作实践铸成古典诗文的又一个艺术高峰，还以其精譬的理论观点尤其是“有道有艺”、“忘声忘笔”等诗学的语言观，给后人以无穷的启示。随着二十世纪文艺美学研究领域内的语言学转向，对语言形式的强调，对语言结构的研究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本文欲从结构主义诗学语言批评的角度，以简·穆卡洛夫斯基“诗的语言的突出”为参照，对苏轼的语言现进行一次有意义的中西诗学阐释和比较。     

论孟浩然与李白的交游、复古诗学及“以古运律”的创作

从现存4首李白赠孟浩然的诗作可知,两人交游颇为密切,孟浩然对李白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孟浩然、李白都是盛唐复古诗学的代表人物。“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是孟浩然复古诗学的总纲领,他标举“风雅”“六义”以革除齐梁的颓靡文风,继承了陈子昂等人关于比兴寄托的思想。在创作上,他强调伫兴而作,追求一种以“清”为突出特点的风格。孟浩然在创作实践上以五言为主,前人称其“大得建安之体”,突出表现为五律一体中“以古运律”的创作特点。无论在复古诗学观念,还是重五言轻七言,以及在五律一体中表现突出的“以古运律”的创作实践,孟浩然和李白都堪称同调。     

“桃花诗”与《桃花扇》——论孔尚任的“桃花诗”及其与《桃花扇》创作之关系

孔尚任一生挚爱桃花。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基础。桃花激发了孔尚任的创作动机,伴随了《桃花扇》的创作历程,《桃花扇》和“桃花诗”共同成为孔尚任晚年的感情寄托。孔尚任众多的桃花诗作以及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激发并促成了《桃花扇》的最终完成。     

穆旦译诗的诠释学译论阐释——以英国浪漫抒情诗翻译为例

穆旦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目前国内对其翻译研究不多。诠释学翻译理论是20世纪中后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支派,影响深远。穆旦译诗的诠释学译论分析和文本细读表明,穆旦的译诗不仅受其汉语诗歌创作的影响,在＂理解＂和＂诠释＂原文文本方面做到了恰如其分,在译文表达上也照顾到了译文读者的＂理解＂和＂诠释＂。     

从“散文的美”到“文字的画”——论艾青的诗美建构及其探索实践

与新月诗人一样,艾青对于现代新诗的诗美建构贡献巨大。他以诗的散文美建设为契机,为新诗带来亲切、自然、生动、新鲜的口语美的个性化语言;也带来错落有致、交互变化样态的具有真正的非格律化倾向与自由化倾向的自由诗旨趣的诗的散文美。他的绘画经历及其艺术家主体修养,使他给新诗带来色彩的美、意象的美、意境的美,把古典诗歌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造机趣赋予了新诗,从而使他的新诗达至文字的画的境界。在这些诗美探索的基点与高点上,艾青创作出了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和《我爱这土地》等具有了精工品格的自由体诗,把胡适、郭沫若以来的自由体推向了成熟,达到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     

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沉思性·议论化·隐喻化——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语言探索与诗美追求

"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美探索与建构实践,主要集中在对于现代诗歌语言的革新与创造上。这种革新与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诗歌中的叙述、描写性语言减少,沉思性语言大量增加;二是诗歌中的直白、科学性语言减少,矛盾修辞格、隐喻、通感、反讽等修辞性、感受性语言大量增加;三是蓄意制造文字的新奇与陌生化组合,探索现代诗句构、诗行构成的新法则,诗歌语言张力美效果凸显。当该派诗人以直观感性的、隐喻反讽的"新的感性"和象征性"艺术"语言改变着初期新诗语言直白化的弊端时,便创造了一套能够表现现代人复杂幽微意蕴与感受的诗歌语言体系。由于诗歌中象征性、隐喻性语言变多,陌生性语言增加,其晦涩与"现代化"的诗风由此形成,从而极大地丰富与提升了现代诗歌的艺术品格与美学品味。     

“诗言志”与“诗缘情”——古文论笔札之三

《尧典》中“诗言志”的命题,应当是战国史官对前代观点和理论命题的追记。“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原初内涵应包括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后来,受“政教”观念的影响,才每每被解释为与“政教”相关、并符合其要求的思想或情感。“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二者相客而非时立关系。但是,也不能认为“诗缘情”等于“诗言志”。“诗缘情”说既让人们重新看到了“诗言志”的原初内涵;更在“诗言志”说的基础上,使文学的“情感性”特征得到了明确。     

王维与杜甫的异同——兼论中国诗学的两种范式

王维与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浮沉变迁的过程。对“神韵”这个古典诗歌批评术语重新阐释,比较王维与杜甫的诗歌风貌、题材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揭示出两位诗人的异同．及其在盛唐以后中国诗史上的典范意义。     

睡梦的诗学——试析《野草》中“梦”的叙写

《野草》中的"梦"营造了一个奇诡变幻而又意蕴丰富的话语空间,形成了一种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诗学意义的研究关键在于指出话语系统的内容如何被表达,并以何种方式保持其独立性。因此,"梦"所具有的诗学意义不能简单等同于它如何精彩地成为附庸于思想性之上的装饰物,更应该看到它作为一种修辞艺术所具有的艺术魅力。通过文本细读,文章拟从梦的内容、特点及其表达效果来分析"梦"在《野草》中的诗学意义。     

太平宰相的平夷雅正——李昉的“白体诗”创作

李昉作为宋初"白体诗"的代表诗人,其诗歌创作体现出典型的"白体诗"特点:诗人心态上,居事常简,闲适清静;诗歌形式上,多属对工巧、"吟玩性情"的唱和之作,并以五言、七言律诗为主;语言风格上,闲适散淡、平夷雅正。     

由"本色"到"妙悟":两宋诗学发展的逻辑进程——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

与两宋政治文化由“外王”向“内圣”转换、思想焦点由“道统”向“道学”转换相呼应,两宋诗学发展也经历了由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尚“本色”向以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重“妙悟”的转换。转换引发了两宋诗学星转斗移式的重新建构。重新建构起来的诗学,由“焕发真识”的诗人论、“忘我忘象”的艺术观、“进技于道”的创作论三大理论支柱支撑。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的两宋诗学史上这次转换的灵感源泉、知识基础、理论取向、逻辑进程,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诗艺、诗人与诗教——重回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语境

贺拉斯的《诗艺》又名《致皮索父子的信》,是贺拉斯应皮索请求教其子作诗而作的回信。《诗艺》既是文艺批评著作,又是古罗马的政治语境和文学秩序的产物,还是古典诗教的遗绪。贺拉斯认可的“理想诗人”兼顾天资与技艺,从苏格拉底的文章中学习“睿智”,能够结合快乐与益处。这些论述都体现出《诗艺》作为“教育之书”的特征。贺拉斯在论“诗人”的中间部分,追溯了古代的诗人,将他的教诲置于古典诗教传统之中。回到语境中重新认识贺拉斯的诗学观念,思考古典的诗教传统,对我们当今的美育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