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译场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译场，既是翻译佛教经典之处，也是我国古代佛经典籍集体合作的翻译组织，其发展经历了发端、成熟和严密三个时期。译场的功能不断充实和完善，其管理也越来越规范。译场的设立提高了佛教经典的翻译质量，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译经的计划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促进了译经事业的发展。无论是译场本身的组织结构和翻译程序，还是译场所开创的集体合作的翻译形式，都对后世的翻译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佛经翻译及其对文学翻译的策略

我国千余年的译经活动大致可分为自东汉末年至宋代的古代译经阶段与从民国至今的近现代译经阶段,其本身是外文佛经"本土化"或"入乡随俗"的过程1。诸大译师的译作及翻译理论,堪为译界之轨范。本文以佛教理论、经典与大德开示为主要依据,从佛经相关知识、佛经翻译风格、佛经翻译理论,以及佛经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策略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中国佛经译场的回顾及其对当今佛籍整理的启示

佛经翻译在中国翻译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首屈一指。译经工程巨大,遂由私译而至合译,又由小译场而为大译场,组织及分工细密、严谨。近年来,随着佛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外文佛学论著的不断涌入,翻译工作者正面临更大的挑战。本文重点回顾了中国佛教译场的发展状况,评述其科学性,并对今后佛典的翻译、梳理和整合,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论隋唐时期译场和佛经翻译

译场和佛经翻译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政治文化的发展将佛经翻译活动推向了顶峰,此时出现了大量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官方译场,这些译场在为翻译提供场所的同时,也成为了外交的一部分。本文对隋唐时期重要的译场和佛经译者进行梳理,并分析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不同译场中佛经翻译的发展状况,以及译场和外交的关系。     

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

在我国佛经翻译的高潮中,鸠摩罗什以其深晓佛理,精通华梵两语的优越条件,在当时政府的扶持和众多佛学和翻译名家的协助下,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译场,全面系统地向中国译介了大乘佛学,并以其娴熟的翻译技巧开创了意译之风,为我国的译经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论东晋至隋末的佛经翻译特点

东晋至隋末时期是佛经翻译的快速发展阶段，与东汉到西晋的初创期相比，该阶段的翻译活动有了政府的支持，译经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该阶段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译经家，他们根据自己多年的译事经验对翻译理论和技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之后到来的译经全盛期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

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古代佛经译场在合作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佛经译场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成为翻译研究的内容之一，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论玄奘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玄奘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大佛学家，也是我国译经史上杰出的翻译家。他毕生致力于佛学 研究，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卓绝贡献，他是中国佛经四大翻译巨星之最，是开创佛经“新译”的开山鼻祖，提出 了翻译的标准和“五不翻规则”。     

论玄Zang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性贡献

玄Zang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大佛学家，也是我国译经史上杰出的翻译家。他毕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卓绝贡献，他是中国佛经四大翻译巨星之最，是开创佛经“新译”的开山鼻祖，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和“五大翻规则”。     

论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特点——从东汉到西晋

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特点呈现出多层面性。从翻译主体来看,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人或者久住中国的外籍后裔,汉地僧人或居士参加很少,且多从事辅助工作,翻译往往全凭口授;从翻译行为来看,这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行为,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从翻译方法来看,汉末基本采用直译法而偏于“质”,三国时期,基本采用删繁就简、尽量适应当地文化的意译而偏于“文”,西晋时期再予纠正而采用直译,译文偏于更高层次的“质”;从译文受到目的语的影响来看,佛经翻译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从译经者的素质来看,他们都是从事佛教工作的专业人士,这保证了译文能最大限度地传译原作的思想;随着译经的不断发展,经师们开始对已有的翻译文本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或“重译”(“校译”)或会译或注译。总的看来,早期的佛经翻译尽管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系统的翻译理论,但却为以后的佛教翻译在理论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佛经翻译及其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

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对中国翻译活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翻译形式、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等方面,为后人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论佛教外来词的翻译方法

大量佛经的翻译生成了很多汉语所没有的词汇。这些佛教汉语新词属于宽泛意义上的佛教外来词。它们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语文化,扩充了汉语词汇。按照它们的得来方式,即翻译方法,可以将其分为：音译词,新造词,意译词,半音半意词。通过分析这些佛教外来词,它们融入汉语的成功给翻译外来词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与借鉴。     

浅谈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

简要介绍了古代中国佛经翻译和古代《圣经》翻译的历史,总结了两者发展的共同规律并对其中的直译现象进行了对比,揭示了宗教翻译中直译现象占主导地位的本质并阐明了直译法在古代欧洲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的原因。     

浅谈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对比

在中西方翻译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对佛经的翻译活动和西方世界对《圣经》的翻译历程分别体现了中西方对翻译各自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在对中西方宗教翻译历史做了简要回顾的同时,也对二者的翻译理论进行了大致的比较,以期从中发现中西方翻译传统的相似性及差异性。     

海外学者对东汉可疑佛经的考辨

从20世纪以来,日本佛教学者对汉译佛经的概貌、译者、疑伪经等作了翔实的考证研究,其中不乏对东汉译经的考辨;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ch Zürcher）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东汉译经的语言面貌,论述了东汉汉译佛经不同阶段的翻译术语和风格,并提供了考订后的东汉译经篇目。     

东晋汉译佛经词汇与语文词典的编撰

《汉语大词典》对东晋汉译佛经材料关注不够。东晋汉译佛经对完善《汉语大词典》在收词、释义和书证等方面的不足有重要作用。     

佛教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元代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伊始,翻译佛经即成为最重要的内容。16世纪后期,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俺达汗和林丹汗时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印度、西藏佛教经典的蒙译,丰富了蒙古人的精神生活,极大地推动了蒙古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佛教文化构成了全部蒙古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译经活动也为佛学的深入研究、保留印藏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贡献。     

汉、藏佛经语体略论

汉、藏两系佛经,由于受语言文化、译场组织,以及社会心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语体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这种特点对汉、藏两地的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