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冈女人"与"纯洁天使"——论屠格涅夫爱情作品中的女性对立

在屠格涅夫的爱情故事中,女性人物设置呈现为"茨冈女人"与"纯洁天使"的对立,在爱情的"竞争"中,前者总是"打败"后者。这种人物对立原则,有时体现为两个人物共时的并置,有时又体现为主人公历时的心理转变,而在根本上,它隐喻着屠格涅夫的爱情观。     

屠格涅夫创作中的“激情”人物

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有两组人物形象:爱情故事中的"茨冈女人"与社会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在内在精神上,他们都蕴藏着某种"激情"与"狂热"。屠格涅夫对这类"激情"人物的态度是"既怕又迷";而这种双重态度,又折射出屠格涅夫爱情观与政治观的一致性。     

中西“对话”思想之对话

阐述了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的“对话”思想,认为无论是以问“道”为旨归、以“和”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式对话,还是以“理念”为归依、强调差异和平等的苏格拉底式对话,都显示出了一种“思在合一”的智性的求索精神。这种“对话”建立在人类共通性的理论预设及超越二元对立论的开放式思维基础之上,体现出了提倡平等、和谐共处的人学精神及尊重差别、包容互通的研究意识。     

“与”有“带领”义

“与”在古汉语中当介词“和”、“同”讲，但在有的句子中却说不通，而解释为“带”、“带领”则文从字顺。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很不少，其它先秦两汉的古藉中也不乏其例。只要句中主语是地位高、权力大或起主导作用的人物，而“与”后边的人是主语发出“赴”、“驰”或“入”、“归”等动作行为时所带领的对象，这“与”就可以释为“带领”。有的古文译著者在译文中有时也把“与”译为“带”、“带领”，但这好像是从上下文中体会出来的，而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义项来诠释。“与”有“带领”义是“与”、“以”通假所致。“与”、“以”同属余纽，“以”有“带领”义，也有介词的“和”、“同”义。     

“词”和“辞”

“词”和“辞”有时可以通用，有时不可通用。我们在阅读和写作中要细加区别。     

在“有趣”与“有益”之间——析屠格涅夫的思想悖论

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有趣之事”（爱情幸福）与“有益之事”（社会义务）是一对矛盾,他主张摒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为此,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断地“自我改造”,以求契合“事业”所要求的品质与个性;但在另一方面,屠格涅夫又在描写中证明了这种“改造”所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的反人性,以及在结果上的不可能。     

“提质”到底需不需要“提分”？——关于“双减”政策中“减负提质”的思考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减负提质成为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提质”意味着“提升素养”,但“提分”却被排除在外。这就导致理论上倡导的素养、减负,与教育实践选择中的“追求分数”产生了对立,高分低能等观念即其体现。但高分低能的说法并不准确,分数和素养不是对立关系,提升分数也应该是教育的目标之一,且分数在人才选拔政策及提升核心素养目标中都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要让提分成为提质的重要途径,考试命题就要关注对问题解决能力的考查,追求“反套路”的命题方式;教育实践各方主体的观念和行为也要谋求进步,让学生的素养在提分的过程中得到提升,真正做到减负提质。     

说“着”的持续义

“着”表持续义，把“着”的意义概括为“进行”不恰当；“着”的“持续”义有动态的持续和状态的持续之分，在许多场合它们是对立的；“着”的“持续”义在语用中主要体现出一种描写性或描摹性，“着1”和“着2”分别有各自的描写功能。     

互动视角下“其实”在不同语体中的立场表达特点

在互动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结合“立场三角”理论,基于语料库分析了“其实”的语义、功能和互动之间的关联及语体之间的使用差异。互动方面,“其实”由立场主体与立场客体之间的互动扩展到立场主体1与立场主体2之间的互动;两个立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由相反、对立的关系渐变为一致的关系,并且在这两极之间根据具体情况也存在趋同或趋异的关系。语体方面,日常谈话体和新闻谈话体中,主要体现两个立场主体间的互动,且两个立场主体间呈趋同或无冲突对立的关系;科技语体中,主要体现立场主体1与立场客体之间的关系,且两个立场主体间呈对立、趋异或补充的关系;新闻报道体中主要体现立场主体1与立场主体2、立场客体之间的关系,多表补充或无冲突对立的结盟特点。     

“百花文学”的叙事学分析

本文对“百花文学”进行叙事学分析,意在呈现“百花文学”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方面的叙事特点,及其作为短篇小说的抒情特征。本文认为“百花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十七年主流的叙事成规,但也在叙事层面体现出暴露社会阴暗面与歌颂美好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表达个人情感与体现阶级情谊之间的叙述平衡,其在叙事层面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十七年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说“长”道“短”话教育——“扬长教育”中的辩证法

辩证法启示我们，“长”与“短”既是相互对立，也是相互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在实施扬长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看待并处理好“长”与“短”的关系。     

“事例”“比喻”“讽喻”辨

作议论文时,经常用到“举例”“比喻”“讽喻”一些方法。“举例”是事例,作“讽喻”的也是事例,“比喻”除句子外,有时也是事例。这三者如何区别？如何体现它们各自的作用？《吕氏春秋·察今》中为证明“时变法宜变”的中心论点,多用事例,博设比喻,广引讽喻,以不同手法进行分析说理。     

事于“矩”与事于“心”：孔庄丧葬观之比较

孔子与庄子作为儒家与道家的代表人物,其各自的丧葬观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子事于“矩”的丧葬观体现其主张在丧葬中重“礼”与“哀”,庄子事于“心”的丧葬观体现其主张在丧葬中重“简”与“乐”：前者重在维系社会礼制法度的稳定,后者重在寻求个人精神层面的解脱。对孔子与庄子丧葬观的探讨与比较,可以更好地审视孔子与庄子的思想主张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某”与“某某”

“某”是指示代词,“某某”是“某”的重叠形式,二者在句法、语义上有很大的差别。在句法上,“某”只能前置于某些词语或后置于姓氏;而“某某”除了这两种用法外,还可以充当主语、宾语、中心语、同位语的前项或后项等。在语义上,“某”有时表指别,有时表称代,有时兼表指别和称代;而“某某”一般只表称代,有时还表量的加强。因此,我们认为“某某”不是“某”的构形重叠,而是构词重叠,“某某”是一个称代词。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的实施方略

在人物描写中,人物语言是体现人物特点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中,“人物语言”不是孤立的板块。教师在教学中,首先要看到“人物语言”与人物描写的关联性,把握“人物语言”在整个学习中的定位,才能明晰教学意义,在教学中聚焦语文核心知识,帮助学生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另类”女性创作的后殖民审视

“另类”女性创作产生于二十世纪末,以“新人类记事”为标榜,以“前卫”为指向,主要描写了当代青年“另类”生活方式,展示了当代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中青年一代的生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大都市世纪末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状况。从后殖民的角度审视“另类”文学创作可以发现,“另类”女性创作中从人物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行为意识以及小说的语言和人物喜爱的艺术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后殖民文化色彩。     

《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的主题与实质

《狂人日记》中“吃人”意象是探析人物内心活动过程的一个观照点。本文通过作品精心创设的“传统,反传统”、“理性/非理性”、“看／被看”、“吃,被吃”的对立语境,探察“吃人”意象在文本“破”与“立”相互转换过程揭示作品主题的意义,以期为阅读及理解作品提供一些思路。     

文学政治化与“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

“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在政治的统帅下经历了“三起三落”,涉爱小说命运坎坷,但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描写爱情的作品。“百花时代”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爱情书写的春天。“十七年”小说难以找寻纯粹的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点缀。     

“无雷同”“无矛盾”“无挂漏”——论《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刻画

作为合传体的《海上花列传》,短短六十四回的篇幅内,时间跨度限定为九个月,展开了三十多位烟花女子的生活画面,共涉及到一百多人的完整故事片段,可贵的是,虽然很多人物的社会地位、生活角色相同,但小说中没有类型化的人物;尽管人物众多,故事复杂,却善始善终地叙述每一个故事,交代每个人物的结局;为充分展现人物性格,释放人物感情,总是将人物置于各类矛盾冲突中,并随着矛盾冲突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始终保持一致。无庸置疑,《海上花列传》中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这一成功来自于作者为自己制定的塑造人物的“三无”标准：“无雷同”、“无矛盾”、“无挂漏”。     

论冯友兰对《老子》中“为道”和“为学”问题的诠释

“为道”和“为学”的内涵及其关系是《老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使人成为具有内圣外王人格的圣人,而《老子》的哲学是极高明,但还不够“道中庸”。在这个前见的影响下,冯友兰在几次诠释中,始终认为“为道”和“为学”是相互对立的或互不相干的。但是,深入研究本可以发现,“损”、“益”并不是简单的外在对立的关系,二是“道”的两种不同的运动状态或说作用,二的互动共同完成了“道”的展现。因此,“为道”和“为学”也是互补和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