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影响研究

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0-2014年共15年的制造业数据,其中包含国家(或地区)42个和行业18个,采取实证检验的方法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否存在影响。结果证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能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服务化水平,并且该结果是显著且稳健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方面。异质性检验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以及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因此,要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进一步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不可忽视。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与出口程度具有正相关性,但到达“刘易斯转折点”（2004年左右）后,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表现逐渐受到削弱。采用2000—2008年我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分阶段、分类型测算其出口份额和资本密度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显著下降,其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越高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同时,制造业企业也逐渐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根据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东部地区应逐步发展高端产业,中西部地区应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     

老龄化来临“中国制造”如何保持比较优势——立足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分析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进程中,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制造业如何获取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倒逼机制,促使出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劳动力质量提高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进而产生人力资本循环机制,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和效率。这两种作用机制解释了老龄化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正向作用。基于中国大陆2002—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出老龄化对提高出口复杂度有积极影响。考虑到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进一步将样本按照中、东、西和东北部进行划分,结果仍然表明老龄化有助于提升出口复杂度。此外,在全样本检验中,受教育年限、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样本分析中显示出负面影响。因此,基于地区禀赋优势打造国内雁阵模式、建立多层次有序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释放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是打造“中国制造”新比较优势的关键。     

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动态增长——基于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分析

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模型)对1997年以来中国加入WTO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成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世界市场服务需求的扩大和中国服务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是导致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长期以来,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服务出口的增长;另外,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与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交互变化对于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不大,但中国加入WTO后表现出明显增长的态势。我国在改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同时,还应打破服务行业垄断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提高其行业效率,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服务出口更具国际竞争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中国面临严峻的全球环境的新发展战略。选取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下,分别从创新化、信息化、绿色化和效率化4个维度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在时间层次上呈现出前降低后提高的态势,相邻省份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考虑空间关联的情况下,科技创新、财政支出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交通设施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显著正相关;城镇化、公共服务、人力资本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显著负相关。基于研究结论,给出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数字化背景下制造业服务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7--2019年广东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化调节效应角度,阐述了数字化转型加强服务化作用效果,二者交互影响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理。本文采用文本挖掘法构造了企业层面的数字化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服务化作用效果的调节效应,得出结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先抑后扬的正U型关系,且数字化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最后根据结论提出相应建议,为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升级提供了现实路径。     

体育用品上市公司产品战略转型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2008—2015年面板数据

摘要：依据企业战略转型理论,采用多元回归数理统计方法,对2008—2015年间安踏、特步、匹克、361°等4家体育用品上市公司产品战略转型的影响因素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毛利率对体育用品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品研发投入比、广告及宣传投入比、存货周转率对改善体育用品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具有正向作用,但作用不显著;主营业务贡献率对体育用品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根据研究,分析了4家体育用品上市公司在产品研发投入、产品组合结构以及产品运营效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未来体育用品企业产品战略转型的方向与对策。旨在为未来中国体育用品企业产品转型升级以及战略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政府规制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对2001-2012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HS?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2001—2012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进一步分析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相对产量对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的逐步弱化,应加强对稀土产业的生产规制,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并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     

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比较分析

全球价值链下,越来越多的服务通过物化在商品中实现了可贸易,一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不仅包括服务本身跨境流动价值,还包括商品跨境流动中所隐含的服务价值.基于贸易增加值角度,测算1995—2011年中美两国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及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中国总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尤其是境内服务含量)明显低于美国,而境外服务含量高于美国,中国服务出口增值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有待提高;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出口服务含量最高,除电力、煤气和水供应业外,中国各行业出口的境内服务含量均低于美国;中国总出口中的境外服务含量主要源自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服务处于行业价值链的相对低端位置;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美两国在出口服务含量整体收缩的同时境外服务含量相对上升,其服务国际化的步伐并未受到阻碍.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企业的影响初探

运用文献综述法和网上查询法,研究了次贷危机的内在机理,分析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影响,指出一些出口型体育用品企业必须加快产业升级、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坚持外贸内贸并举、出口与进口并举,坚持以我为主、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在通胀继续回落的前提下,通过灵活运用利率工具,打消过高的升值预期,加快东亚地区域、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合作,从根本上降低对美、欧市场出口的依赖.     

中美贸易摩擦下厦门市服务贸易应对及知识产权相关政策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对厦门市的影响从货物贸易领域扩大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成为冲突的重点领域,对于厦门市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造成负面影响。厦门市需要积极应对此次贸易摩擦,以知识产权为着力点,从知识产权角度完善政策:推进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运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做好知识产权投资、风险补偿、保护诉讼三支基金,促进服务贸易成为厦门市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南通推进外贸出口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实证研究

南通外贸出口产业转型与升级已初见成效,但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出口产业转型与升级仍然任务繁重,形势紧迫。通过运用经济模型和出口竞争力指数等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南通外贸出口产业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加快南通外贸出口产业转型与升级提出思考和建议。     

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增长

基于2001—2012年中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在不同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条件下两种主要的外源性资金（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显著因素,且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更强;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不同的地区,不同融资渠道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的地区需要寻找适宜的信贷密度与之相匹配;在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带来不利影响。     

企业进入、产业波动与就业增长——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考虑可能影响地区就业增长的微观和宏观因素,利用我国2000—2009年31个省市区高技术产业的数据,通过面板PD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进入和产业波动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波浪形的变化趋势,从短期和长期来看,企业进入对就业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从中期来看则表现为负向影响;产业波动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先正后负的变化趋势,在短期内产业波动可以促进就业增长,长期内则会抑制就业增长。政府应降低行政性准入壁垒对企业进入的消极影响,营造公平的市场进入环境和完善的产业发展环境。     

东盟五国制成品出口增长成因——基于固定市场份额模型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盟五国制成品出口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用固定市场份额模型对东盟五国制成品出口增长因素长期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从1980年至2008年,东盟五国出口增长从＂强竞争、弱市场＂转变＂强市场,弱竞争＂的局面;同时,商品构成效应对出口的影响从正向作用转向负向作用,成为制约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变化与区域增长分析

以扩展的生产函数作为分析的框架,构建了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分析模型.利用中国25个省市区1981～2000年的GDP及其构成数据、劳动力投入数据、商品出口以及它们的派生数据所构成的截面数据,计算分析了中国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变化对区域增长的作用情况.对模型的估计发现:(1)不仅区域资本、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对区域增长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且区域出口的增长对区域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其中,以资本投入增长对区域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力增长的作用;再次是出口增长的作用.(2)区域出口波动对区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且这种作用显著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研究

采用中国大陆东部、中西和西部三大经济区2008—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Johanson面板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与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均未建立起来，三大经济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与服务业发展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在东西部经济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是服务业发展的长期原因，但在中部经济区，服务业发展则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升级的长期原因。从整体来看，虽然中国是一个体育用品制造和出口大国，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产品全球竞争力较弱，国际话语权仍非常有限，与国内服务业发展相比，三大经济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最后，从互补性视角提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战略举措。     

产业结构转型期珠三角体育用品出口状况与对策

通过对2010-2012年珠三角9市体育用品出口各项数据统计与实地调研发现,转型期珠三角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主要特点:1出口总体表现平稳,出口额度环比微降,降幅逐年减小;2存在出口区域严重失衡,出口占比主要集中在东莞、深圳、广州3个市;3欧美市场份额占比有所下降,出口多元化策略见微效,出口市场仍高度集中;4进料加工正增长与来料加工负增长均显著,一般贸易保持平稳,保税区增长明显;5转型催生劳动密集型体育用品业"前店后厂"分工模式;6产业结构转型加速珠三角体育用品业两极分化,总体呈现3个梯队。最后,针对珠三角体育用品出口现状提出"拓展体育用品内销市场,支撑企业转型升级"、"加强体育用品企业专利保护与标准化建设"、"创新‘一达通’融资模式、‘体育赛事’营销模式与‘云’经营模式"等5个层面的对策。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

汇率变动会影响到进出口产品(包括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改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生产规模,进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种效应。使用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计量方法,并将实际有效汇率对就业的冲击分解为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对于出口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效应同时存在,且影响系数大致相当,其总体就业情况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劳动力需求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加重就业压力。因此,当前人民币不宜大幅过快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