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协商治理”?——从职业教育“协商治理”说谈起

职业教育"协商治理"模式的提出,试图扭转传统意义上政府一元化的治理模式,但在"协商治理"模式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忽视了治理主体与治理能力、治理责任之间的关系,贸然认为"协商治理"是职业教育善治的最佳方式,显然这是一个误区。职业教育"协商治理"模式本身是一种较好的治理模式,但这个模式不能忽视政府的主导作用,否则将无法发挥"协商治理"应有的作用。因此,只有实施政府主导下的"协商治理",才能真正体现治理主体、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对应,才能真正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因此,在明确政府主导下的"协商治理"模式目标之后,需要从法律政策、产品与服务、经费支持、办学自主权、质量监控等八个方面来明确政府的治理责任定位。     

教育治理现代化视阈下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构建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学校、市场、社会等诸多主体走向协同治理的过程,蕴含着一种治理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具有"跨界"属性的教育类型,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凝聚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多方主体的力量。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是基于一致的价值信仰,为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目标所组成的有机治理集合。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构建,能够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同构和治理行为协同,进而推动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有序、有力、有效运转。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学校的"主体性危机"、治理模式的"单中心主义"倾向、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点和共识不足以及行政文化"凝结"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应以构建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为契机,推进理念变革,重塑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的公共价值信仰;重塑政府职能,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新型主体关系,实现行政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共治;注重利益调节,实现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内驱力的最大"聚合"。     

现代职业教育协商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路径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关系到职业教育改革效果的基本理论问题。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看,其可以分为层级式、分权式和协商式等三种类型。协商式治理体系既符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也体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表征。因此,协商式治理体系成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应该遵循明确资本、搭建平台、理性表达、民主决策、形成规则这个基本路径。     

官民共治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之框架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公共资源与非公共资源配置相结合的过程,仅有政府或市场无法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官民共治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是政府、以学校为代表的办学机构以及相关的非公共组织协同治理职业教育各项事务方式的总和。分工规定"官"和"民"的权责,它维系各方利益,使之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构建官民共治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宗旨,是相关主体利益契合或权责对等,利益驱动是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有序运行的动力,民主协商是现代职业教育善治的基本原则。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意蕴分析

职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各利益主体及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涉及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各利益相关者间存在利益竞争、利益互惠、利益互补的关系。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多元利益相关者互相合作制衡,重新规定了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边界,展示了平等民主、协商合作及高效有序的价值理念,表征着职业教育管办评各环节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论职业教育公平的多中心治理

职业教育公平的多中心治理孕育着全球化、分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职业教育公平重建的一种规划,昭示着矫治工具理性支配下"政府中心化"、"政府主导化"职业教育发展态势。文章以对职业教育公平治理困境的透视为逻辑起点,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职业教育公平的多中心治理概念,并对其内涵、表征及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述。     

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的基本要素、实现形态与构建原则

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既是当前政府治理能力较强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现实图景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包括协同治理主体、客体、程序、动力、目的等构成要素,其实现形态主要包括价值导向机制、主体培育机制、主体运行机制、协同保障机制、协同评价机制等。在我国语境下,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法治运行、公平正义、协商民主等原则。     

香港职业教育特点及其启示

文章分析了香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认为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行相结合是香港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通过特别行政区政府、学校、企业、中介组织及社会各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推动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阐述了香港职业教育对内地职业教育的启示.     

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资源依赖关系及保障机制

<正>邓小华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中撰文,阐述了政府、企业、学校等职业教育治理主体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对各主体的资源优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要建立职业教育治理主体间资源依赖关系的保障机制。传统的职业教育管理失效,源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失灵"以及"市场缺位",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在职业教育治理中实现作用于学校的市场和     

职业教育治理的缘起、实践困囿及推进路径

当前,在我国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职业教育由传统的"管理"走向"治理"是应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关键之举,也是公民社会崛起的应然之势,亦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然而,在职业教育治理实践中还面临着多重问题困扰,诸如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泛行政化"缺陷、治理模式"单中心化"倾向、治理结构"混沌化"趋势等。据此,为了提升职业教育治理效率和治理水平,应科学确立职业教育治理的价值与目标,以"善治"为终极价值标准,推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放权与增能,厘定政府权力清单,"赋权增能"于其他治理主体;做好立法与建制,加快完善职业教育治理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     

职业教育治理的“东盟方式”:特征、成效及挑战北大核心CSSCI

"东盟方式"是学界关于东盟地区特色合作机制的代名词,东盟特有的这套组织决策方式主导了东盟地区公共教育事务的治理模式,其在职业教育领域则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平等性、治理内容的跨国性、治理机制的灵活性、治理工具的多样性以及治理理念的包容性。"东盟方式"在职业教育治理上的应用促成了地区职业教育愿景的形成,提升了地区职业教育政策的协调度,形成了地区职教合作的多层次联动网络。"东盟方式"强调非强制性以及避免超国家机制,因而存在区域教育治理结构松散、区域教育政策实施缓慢、区域教育规划执行力度弱化等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内生动力研究

十八大以后,我国的协商民主走向制度化趋势。从全国治理实践来看,基层协商民主治理效能没有真正发挥,以农民为主体的内生动力未能和政府主导的外部动力实现耦合。本文结合协商民主和内生动力相关理论及方法,深入普者黑N村调查,讨论了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居民基层协商民主参与的现实困境和内生动力。研究表明：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基层协商前提条件是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农村精英对基层协商民主习惯的形成有正向影响,基层党委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当中应起到领导和衔接作用,基层政府应引导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由习惯向制度化转变。     

校企“双主体”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探索

实训基地的高消耗性、经费渠道单一性,职业学校"零距离"上岗的人才培养目标及职业教育应同步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使得校企"双主体"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成为必然。但在构建过程中难免遇到困难,主要体现在由校企双方主体地位、参与动机、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冲突而引发的问题。缓解建设中的问题有赖于政府主导,建立政策与法规结合的保障机制,也有赖于校企双方协商,建立互利互惠的利益驱动与分配机制和优势资源共享机制。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三维透视:内涵、困境及突破

现代学徒制是国际上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导模式和基本趋势,也是产教融合的基本制度载体和有效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是一种"借鉴型"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是校企"双主体"协作育人和学生—学徒"双重身份"交替出现,试行困境主要体现在政策解释、利益表达和考核评价等方面,实践突破需要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行动。     

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困境与路向

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和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农村的村庄学校消失,村庄幼儿园兴起,农村幼儿园成了农村社会的文化高地。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存在治理主体"靠政府",治理取向"唯城""唯农",治理目标"扶贫不扶志",治理过程"治标不治本"等困境。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任务是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均衡,改善农村学前教育公平,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在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建构供给时代发展和符合农村人文的治理取向;心系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治理目标;探索"标本兼治"的治理机制。     

我国职业教育校本课程及其治理探究

职业教育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课程目标是一致的,但肩负着不同的教学目的,在国家三级课程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随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职业教育校本课程的治理也迫在眉睫。分析职业教育校本课程的本质特征、校本课程的地位和作用,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提出课程治理的特征: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决策,不同决策层的不同主体权利不同;课程治理的对话以多主体间的互动和协商为基础;治理主体之间为协作关系,是对权力和资源更为公平的分配与再分配;与课程相关多元利益主体的责任通过治理过程进行分配。分析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策略:建立明确的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标准;构建多层次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机制;改善职业教育校本课程治理权力运作方式;明确职业教育校本课程的管理与开发主体;凸显职业教育校本课程鲜明类型特点。     

耦合与调适--政策协商在公共治理实践中的适应性分析

公共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政策协商主体的包容性、参与的广泛性以及议题的开放性,耦合了公共治理平等性、公共性和多元性的价值旨归,并与公共治理构成了实践互补。但是,长期存在的政府权力中心思维惯性、协商主体价值本位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分歧等问题所导致的主体间话语权不对称、政策公共性缺失以及对多元利益兼顾失败的情况,构成了对政策协商治理成效实现的现实考验。为此,需要从政府法律权威与制度规范构筑、社会民主氛围与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理性思维与协商能力提升三个方面,推动政策协商在公共治理实践中的自洽与融合。     

“多中心治理”场域下的职业教育多元化投资研究

多中心治理为职业教育多元化投资提供了有效范式,主张打破以政府为“单中心”的供给主体,构建一个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维框架下的职业教育多元化投资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职业教育投资模式存在投资不足、投资效率低下以及监管机制缺乏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推行多中心治理是保障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职业教育多元化投资的必然趋势。保障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投资,需要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政策,构建成本分担、利益共享和监督管理的机制。     

教育现代化视域下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特征、问题及路径

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推进治理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因其跨界属性,政府、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均可以参与其治理,在治理过程中,为了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形成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当前,职业教育治理中还存在学校的主体性危机、政府单中心主义倾向明显、行政化凝聚弱化共同体的内聚力、多元主体共治缺少利益连接点和基本共识等问题。为此,必须从理念变革、职能重塑、关系重建、利益调节等方面来推进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三方博弈分析——以宁波PX事件为例

为了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失问题,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分析了宁波镇海PX项目中政府、企业、民众三方的利益得失;运用福科的权力关系理论剖析了三方博弈过程并重点探索了政府和村民的权力关系。结果表明: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应充分沟通、合理协商,秉持"政府主导、企业尽责、民众支持"的基本原则,以合理保障各方利益,尽可能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