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亚文化研究：群体生态

朱军在《社会科学论坛》2012午第9期撰文指出,亭子间文人心态是一种“有组织的游民心态”。亭子间中并不孤单,青年文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人文地理学上的“群落生态”。边缘知识人既带有与生俱来的“游民心态”,同时在空间上形成聚合效应,进而围绕在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和人格权威的周围,     

文人对游民的认同与隔膜——剖析李逵形象从水浒戏到《水浒传》的变迁

李逵形象从水浒戏到《水浒传》小说有一个演绎和变迁的过程。急躁莽撞作为李逵形象的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在元杂剧水浒戏流传的时期就已经定型,这一性格特征延续到了后来出现的《水浒传》小说当中。但是,水浒戏中的李逵和“小说”中的李逵在性格特征上仍然有较大的不同。水浒戏中的李逵在鲁莽之余,保持着自由气质、细心智慧和强烈的正义感;而“小说”中的李逵则具有愚忠宋江、嗜杀成性的恶劣品质。两者之间的较大差异正是读者对“小说”中李逵形象存在争议的原因。本文认为,李逵作为梁山泊的重要成员,始终保持着游民的文化身份,而愚忠首领和嗜杀成性正是古代游民普遍具有的性格特点。因此,《水浒传》作者赋予李逵的这些性格特点,实质上是对其游民品格的一种还原。相比之下,此前水浒戏中的李逵形象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游民的观点态度从认同到隔膜的变化过程。     

试论明代吴中志怪小说的盛兴

要明代吴中志怪小说在明中期的盛兴昭示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的文体态貌及接受史呈现出小说文体在明代嬗变的过程,即由子、史部附属地位到说部独立成熟的发展过程。志怪盛兴是明初文归台阁至中期文权下移后,文人对诗文主流文体"按经受礼"束缚的挣脱;是文人于经义、文章之外的一种有效的才志伸展和建志留名的方式,亦是明中期特殊时代背景下世风和士人心态的真实反映。     

汉代骚体抒情诗主题与文人心态——兼论骚体赋的意义及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骚体抒情诗"包括收录于王逸《楚辞章句》中汉人模拟楚辞的作品和汉人以"赋"命名的骚体作品,这些作品是汉代文人的个体抒情诗,本文的内容,就是要对汉代骚体抒情诗的时代主题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并由此来解剖汉代文人心态。     

得其余情 从乎本心——论刘绪源的学术研究

正刘绪源先生治学广博。中外古今,作品理论,凡能激起他的谈说兴致的对象,他都不吝思想和笔墨的挥洒。他曾在文章中充满激赏地谈及与体制化的"专家"相对的"文人"概念,谈论这些"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以及他们赋予整个文化生活的那种"灵动滋润的气息"。(1)窃以为,这种丰厚的、完整的、充满灵性的"文人"气度,也正是绪源先生治学的     

染绿的散句（二等奖）

任何一种唱法,美声的、民族的、通俗的,都是灵魂的翻版,唱得越响越能听清祖籍的口音。——题记1种草植树,防风固沙,绿化环境,是生态修复的需要,更是心态修复的需要。生态的修复始于心态的修复。2只要坚守住绿色的梦,每一棵树都必是擂响林涛的鼓槌;每一颗心都必会奏响滴翠的乐音     

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生态价值观研究

生态困境直接催生了生态批评思想的问世,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生态批评认为,生态问题不仅出现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同时也发生在精神领域里,人的生态与人的心态密切相关,生态问题的解决首先有赖于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取向,生态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推动力和活力。     

南宋“应社”词的风雅与音律特征

北宋歌词多是侑觞佐欢的应歌之作,而南宋的"无谓之词"多为文人群体追求雅趣而作的"应社"之词。南宋词人在生活中追求"晋宋风雅",不仅常常以作诗吟赏的方式来交友酬唱,文人结社也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吟社成员在精通词乐的基础上,严格依照"音律"填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中国古代文人官年现象综论

在我国古代,长期以来,文人特别是科举文人大量存在官年与实年不相一致的现象,这一现象,既有现实利益的诱因,又有文化心理的原因。在长期社会历史生活的演变中,某种程度上形成的"诚即真"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颇为奇妙的表里不一又和谐共存的现象。不仅官年与实年方面如此,而且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研究这一课题,对于现实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中的“侠”形象专题研究综述

以侠义为主题的文学是我国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侠客形象多来自下层群体,蕴含着传统的世俗观、伦理观和情感观念。《聊斋志异》中的"侠"形象融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蒲松龄作为清朝中下层文人的侠义心态。近30年来,关于《聊斋志异》的侠义故事的研究逐渐增多,为《聊斋志异》中的"侠"形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西晋文学对话与文学审美论析

西晋文学对话在文人交游的氛围中展开。文人交游的产生是文人与权贵对话的产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他们对话的工具。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文学大都是为谋求政治利益而作的唱答诗,多以"轻绮"为艺术特征。"浅而绮"文学审美的形成,也与当时玄学的发展关系密切,"游仙"诗与"隐逸"诗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玄学的影响,玄理使文学在与玄学的对话中上升到审美之境。刘勰所谓的"轻绮"、"浅而绮"不仅批评了西晋文学华美雕琢的文风,也批评了西晋文学玄虚平淡的思想。     

媒体融合环境下的对外传播策略——解读习总书记“1·25”关于媒体融合的讲话精神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开放和共享颠覆性地改变了原有的舆论生态和传播环境,能否构建一个符合大国地位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已成为我国顺利进行各项国际传播工作的关键。媒体融合作为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削弱发达国家话语霸权的同时,也为我国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传播应不断聚焦、聚众、聚力,扩大"至"的范围,产出"质"的内容,挖掘"知"的深度。对外传播媒体应顺应趋势、踩准节奏,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互联网,从传播理念、原则、内容、方式等多个方面入手进行战略和战术的设计,驱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通过重塑结构、再造流程、聚合平台,实现向新型主流媒体的转型,努力探寻迈向智慧全媒体生态的实现路径。     

韩国古代诗歌生态意识探微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交流密切,韩国一向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其诗歌创作也很早就受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韩国古代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本土文化尊重自然、敬重祖先的民族传统,另一方面接受了中国儒教、道教、佛教等文化的影响。韩国古代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运用到诗歌创造当中,使其诗歌具有生态哲学思想和生态美学意识,丰富了东方生态哲学思想的内涵。     

曹丕《典论·论文》写作目的的双重语境解读

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目的比较复杂。从历史语境看,《典论·论文》的写作展现了曹丕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深沉用心。从心理语境看,常人、亲人、文人的三重身份使曹丕写作的目的更为多元、复杂。这两个语境彼此交织,最终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复调"语境。在这一语境下,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目的,是多元并存、相互联系的。     

隐逸与济世--陈眉公与晚明的士风

陈眉公是晚明最为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在晚明时代地位很高,对晚明文人的创作和生活风尚有明显的影响,清代以后却颇受批评.眉公喜欢自由自主的生活,追求自然之趣.他寄迹山林而活跃朝市,不为官却交际广泛,关心世事,是"享高名、食清福"的"通隐"式山人.陈眉公选择的人生道路有相当的独特性,他不再视科举为唯一正途,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才艺以谋生,获得经济的独立与宽裕,保持一种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文人生活方式,但又与主流社会关系密切,保持着对于社会的关心与介入.尽管他的思想相当传统,但他的人生道路却反映出明文人生活风尚的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追求.     

文人骚客的"绝响"

"人固有一死",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人死如灯灭,脑袋掉了都是碗大的疤,文人与其他人也没啥区别。然而,文人既长于思考,又颇"饶舌",即便是行将就木,也每每有"妙语奇言",或幽默,或诙谐,或庄严,或悲壮,各有千秋。"绝响"声中见性格,见风节,咀嚼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科学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四位一体"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因而,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现代化建设是完全契合的.     

试论鲁迅小说的创作动力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鲁迅小说创作动力的研究多体现在强调"五四"时期启蒙主义思想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不过,鲁迅的小说创作并非只是启蒙主义思想下的产物,他小说创作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基于强烈个性主义精神上形成的"与黑暗捣乱"的创作心态的影响。本文尝试通过对鲁迅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从艺术形式的先锋性、人物行为的异常化、"顽童"式的追问及"大话"式叙事的运用四个方面揭示鲁迅小说创作中所隐含的"与黑暗捣乱"的创作心态。     

论我国生态文学现状

正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诺先生给生态文学下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简明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文学。一在我国,生态文学没有明确分类,只有一些较模糊的界定。比如水文学、森林文学等。"生态文学"的关键是"生态"。这个限定词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指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而     

“才女”与“名妓”:晚明至嘉道文人社会的流行书写

从晚明到嘉道,文人社会中流行着关于"才女"和"名妓"的种种书写.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薄命才女和名妓,不见得有如此之高的比例,"才女"和"名妓",更多只是文人社会中的流行书写,而这种流行书写的缔造及文人对这种流行书写的投射,更多折射出来的是文人内心深处的寄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