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沪漂”的落叶归根

<正>新生从56岁开始,我从美国科罗拉多州来到上海——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那年,是1996年。1941年,我出生在西安,8岁时随父母来到上海,读过中西小学,至今我仍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1949年随大江大海般的人群迁徙到台湾,1986年迁居美国,人生走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我又回到了上海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刚来上海时,我租房子,积蓄无几,一度还曾卖过水果。鲜有人知道,在台湾     

我为《西安晚报》写稿四十年

我为《西安晚报》写稿四十年文／亦杰我从１９５８年开始为西安晚（日）报写稿。４０年来,除“文革”期间外,一直没有间断过。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是西安晚报的忠实作者,与我同时代的通讯员,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不多见了。４０年来,在西安晚（日）报发表各类文章６００...     

宋美龄眼中的西安事变

噩耗传来 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重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闻此噩耗,不啻睛天霹雳。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到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竞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     

采访克林顿访陕活动追记

1998年6月中旬的西安,仲夏已临,骄阳似火,酷热难耐。18日上午骑自行车到《香港商报》西北联络处,一落座,就接到报馆中国部副主任卢少光的电话:“克林顿访华,西安的报道,以你为主,我配合。北京、桂林、上海、香港的报道,由我全程跟踪采访。”我听了感到有点儿突然。美国白宫先遣     

建国路 东新街

在西安,我住闹市的一角,门前没有山,也没有河,但是依然有风景。每天看的是城市的风景。 西安城内东南角,有一条街道叫建国路,名字是后来改的,1949年之前叫玄风桥。“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时的公馆就建在这里。小街直对的城门叫建国门,门开于“文革”时期的1968年。是为了红卫兵造反和游行方便。     

走笔西安

在西安,我住闹市的一角,门前没有山,也没有河,但是依然有风景.每天看的是城市的风景. 西安城内东南角,有一条街道叫建国路,名字是后来改的,1949年之前叫玄风桥."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时的公馆就建在这里.小街直对的城门叫建国门,门开于"文革"时期的1968年,是为了红卫兵造反和游行方便.     

从阅读中获得智慧

正1我的读书史我出生在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舅舅就给我讲述我的家史。我的二伯父白尚质,早年在上海劳动大学上学,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小麦和棉花耕作技术,学成回国后,省主席杨虎城骑一匹枣红色战马,在西安东大街夹道欢迎,很是风光。后任陕西省农棉试验场场长,没几年,因病去世,年仅30岁。我的四伯父白靖旗在西安高中(今西北大学)上学时,就积极参加地下党,     

琉璃工房的迁沪春秋

<正>琉璃工房在上海,已经近二十年,我自然也在上海生活近二十年。一个生在台湾的北平人,在上海过了二十年。对这一代的中国人而言,不能不说这是海峡两岸的大变化。琉璃工房为什么在上海?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好好想过。我父亲是北平人,但是,1993年之前,我没有到过大陆,更不用说北京。在台湾受教育长大,对于"我是中国人",概念上完全清楚,而且没有疑惑。但是,脑海中的大陆印象里,第一阶段全是"四万万五千万     

走笔西安 建国路 东新街

在西安,我住闹市的一角,门前没有山,也没有河,但是依然有风景。每天看的是城市的风景。西安城内东南角,有一条街道叫建国路,名字是后来改的,1949年之前叫玄风桥。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时的公馆就建在这里。小街直对的城门叫建国门,门开于文革时期的1968年,是为了红卫兵造反和游行方便。当时,陕西省委设在和平门与东门相夹的西南角,是除这两个门所不能进入的一个区域。文革后,省委搬走,这里就成了西安城内最安静的地方。那时,街两边是茂密的梧桐树,     

从苏州河治理到河长制治水

正1983年我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的是水利,从此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1987年到上海开始从事水利工作至今30年了,从未离开过这行,在上海住的时间比在老家还要长,可以说亲历了这30年上海水利的发展变化,见证了上海治水方式和理念的变迁。没有基础能力谈何治水?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这些年,我认为上海治水主要分为三个阶     

雍城邑

在夜色迷离,暑气微醺中,我收到一条短信：若无事请到雍城邑来。在西安我已经呆了20多年,不算老西安,但是也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然而这个雍城邑却真让我找不着北。短信来自我的朋友,他属于这座城市中志得意满的那一圈时尚人士。圈中人的夜晚生活总是与茶楼酒肆纠缠不休,经常半夜短信：喝多了,     

长江的风格

无私无畏长江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回忆往事,他那爽朗的笑声常在耳边萦绕。他经常同我一起跨上战马,在抗战前线采访,常听到他亲切地喊我:“赶快加鞭走路,天快黑了!”雨天,曾在山头上露宿,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但不论在任何艰危的目子里,他总是乐观、健谈,把一切困难,险阻都踩在脚下,我经常从他的实际行动中汲取力量和鼓舞。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后,我在上海“记者座谈”的集会上认识范长江同志,当时他在上海《大公报》而我在《新闻报》。他当时谈采访西安事变的经过,对我们既是新鲜见闻,又是极大的启发。     

我知道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几件事

西安事变发生的全过程,我(杨虎城之子)都不在西安,没有亲历。不过事后听到许多亲身参加过事变的人士,讲述了事变前后的几件事情。一是:1936年6月初"两广事件"发生,张、杨准备响应,据说把通电都拟好了,战斗序列也已编出。当     

家住万宜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全家从上海逃到了故乡宁波。1944年，我家又从宁波搬回上海，那一年我五岁。回来的那天在宁波江北岸轮船码头上船，第二天中午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在船上吃饭时用的碗是竹子编的小筐，我觉得很奇怪，其实那时候没有塑料制品，故用此竹筐。我骑在小舅父的头上下了船。     

上海,中国出版文化的中心(上)

上海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她没有北京、南京的帝王气派,没有西安、成都的历史名胜,她甚至赶不上姑苏,有张继的“枫桥夜泊”,比不了杭城,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比起中国许许多多的名城胜地来,上海简直有点“一穷二白”。上海,似乎最缺少中华文化传统的熏陶...     

画中有话

“在德国莱比锡的时候,一天在夕阳下,我看到一只乌鸦落在我前面的草坪上,我突然发现了上海和国外的差别——上海没有乌鸦。上海硬的是发展了,但是软的发展跟不上,城市缺乏诗意。” 上海社科院赵鑫珊教授谈上海与外国大城市的差距。     

回忆抗战初期访问毛主席

陕北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首府,我国民主革命圣地。1938年4、5月间,我代表香港《申报》(上海沦陷,报社迁香港,我为《申报》港版总编辑)在桂林乐群饭店访问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同志,经他俩介组后,我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再经由林伯渠同志引导,我即同英国大使馆武官参赞斯品列,一道乘汽车前往延安。车行三天,便到达久久仰慕的革命圣地。     

早上七点我会送给您真诚的问候

1993年的3月8日,一天之中有两件事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是这天我第一次正式主持《上海早晨》这档节目,二是在12小时之后,我焦急地站在新客站的六号站台上,等候着一列从遥远的北国南下的列车迎接我的新娘。婚期早已择定,但和其后我加盟《上海早晨》的时间正好撞车。我挚爱着我的妻子,也热爱这东方大都市瑰丽的早晨,推迟婚期或向领导告假都是我所不愿的。善解人意的未婚妻,没有多说什么,如期登上南下的列车,无怨无悔。没有蜜月、没有新房、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新婚之夜。每天     

一篇未发出的好稿

那是1993年12月,我刚从编辑岗位调到采访上跑教育口,情况不熟,没有线索,我就骑车跑遍各区县教育局和各高校宣传部联系接头。在西安矿院(现西安科技学院),宣传部的牛迈程同志给我介绍了学校的概况,提到市委程书记(程安东时任西安市委书记)常来矿院,还担任矿院研究生导师,而且这个导师不是“虚”的,常给研究生作具体指导。这话引起我的兴趣,就让他讲细一点。     

逝去的西安"四川文轩"书店

好久没有到北大街了,远看文轩的门前冷冷清清,走近门前才发现文轩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门了.由此,我忽然有了想写点什么的冲动.在我的心目中,四川文轩西安书城之所以是书业的一颗明星,是因为,四五年前四川文轩书店的出现,着实让业内和周边的书店,有了不小的震动.从政府的管理部门,国有新华书店、民营书店,无不把这匹闯入西安的黑马,视为一匹来分享西安图书市场这块蛋糕的狼.西安人都习惯了称四川新华文轩西安书城为四川文轩或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