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的魅力和价值新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狱中遗作。其魅力缘自作者不同凡响的一生经历,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早期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着强烈暗示力的话语、话语塑形的风格,以及它向世人所展示的瞿秋白的信念、情怀和人格形象。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思考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怎样才能把党建成一个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应该采取怎样的斗争策略等问题,并已触及了对革命队伍中人的价值、尊严问题的思考。《多余的话》是对历史的见证和交代,也是留给后人和未来的。《多余的话》的这些内在价值进一步彰显了其魅力。     

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话》——略论瞿秋白的“两头真”

瞿秋白是＂两头真＂的杰出代表,极富个性和价值,集中表现在自我定位、心灵解剖和身份认同上。早年赴俄时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晚年被俘后所写的《多余的话》,就是他献身革命历程一头一尾的真实的内心记录,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散文珍品,而且为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政治、革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更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和人格修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道德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上,他都是一个＂多余的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时代英雄——的光辉典型。     

诚实的自我解剖和蒙受迫害的内心愤懑——试探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在敌人獄中写的《多余的话》,成了他在“文革”时期被诬为“叛徒”的唯一证据。本文对《多余的话》作了较全面的探索,指出《多余的话》反映瞿秋白“诚实的自我解剖”;表露了他蒙受王明“左”倾错误迫害的内心憤懣;凭《多余的话》把瞿秋白定为“叛徒”纯属子虚烏有。文章还对瞿秋白光辉的一生作了概要的叙述,目的在于使人们彻底认识“文革”时期把瞿秋白诬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党的十一屆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瞿秋白平反、恢复名誉和历史地位,是实事求是的,完全正确的。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读《心忧书〈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期给党和战友的“遗言和诀别书”。由于至今没有找到《多余的话》的手稿,加上从表面上来看其中的消极语句似乎与瞿秋白一贯的思想不符,因此在一个相当年时期里,都认为《多余的话》是伪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就《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大量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普遍承认《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作,但不排除敌人有可能篡改过。接着学术界开始全面的探讨和评价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取得了     

政治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身份意识

文人和政治家这两种身份认同的激烈交锋贯穿了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明显趋向于文人身份,而对政治家身份持拒斥的态度。这与他对革命的理想化认识及其绅士意识有关。瞿秋白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性格所导致的文人从政的悲剧,毋宁说是诞生在一个革命语境当中的知识分子的由于时代而造成的悲剧,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在我国现代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     

忏悔的"贵族""贵族"的忏悔--再论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同志是20世纪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贵族革命家。他以毕生的革命实践演示了贵族革命的艰巨性,他在就义前写下的《多余的话》,充分表现了其作为贵族革命家的精神特征。求真的革命认同和历史批判意识是其"误会"与"多余"两大情结的精神基质,它雄辩地证明了秋白革命的纯洁性、深刻性和彻底性。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瞿秋白英勇就义30多年后,竟因为他的一篇遗言《多余的话》,在文革中被“揪出打倒”,甚至砸碑掘基。直至党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恢复名誉。但《多余的话》仍然是个“谜”。虽然今天人们不再说它是什么“叛徒自白书”了,但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这至少是瞿秋白的一个污点,甚至是一个严重的污点罢?……至于《多余的话》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瞿秋白又为着什么目的而写?这桩近60年的谜案,我们请这位瞿秋白研究者来进行一次破译:     

否定中寻求再生——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1935年,瞿秋白身陷囹圄,写下《多余的话》,对自我革命者的身份和几年的政治领导生涯进行了"否定"。这部语义错生、背景复杂的作品引发了后世研究者的争论,作品的境遇也几经坎坷。"滑稽剧"是阐释《多余的话》有力的切入点,以此切入,探析出作者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难度的自觉和在中国现代性变革中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政的反省,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在中国出现危机所进行的反思和寻求中国政治"再生"的尝试。     

《多余的话》之再解读

《多余的话》自问世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多种不同的解读。瞿秋白同志之所以心忧，是因为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仍关注着党的安危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为苏区被毁、革命受挫而心忧，为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而心忧。瞿秋白无办法解决王明路线问题，就只能采用一种委婉的方法，严厉斥责以及深刻检讨自己的方法，来曲折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也谈《多余的话》

在特殊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写成的《多余的话》,反映了瞿秋白是一位机智勇敢、不懈斗争的革命家。同时它作为瞿秋白的自传性文章,可谓是翟秋白对自己革命历史的真实记载和总结。《多余的话》写得精深莫测、隐晦曲折是瞿秋白对敌斗争的艺术反映。     

瞿秋白因何厌倦了政治——由《多余的话》引出的话题

通过解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从主、客观两方面可分析出瞿秋白的"政治厌倦症"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所在。瞿秋白的这种"政治厌倦症"情绪,并没有妨碍他以自己的(或折中的)方式去为党工作,他依然是个值得尊敬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的“鲁迅批判”——关于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思考

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从两个方面完成了对鲁迅的评价：一方面瞿秋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立足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氛围,探究了鲁迅思想和鲁迅杂文得以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语境,考察鲁迅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瞿秋白以坚实的学术品格,准确、全面地考察鲁迅杂感的真实特性和生动风貌。《〈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可谓是政治和学术高度统一的科学评价,也是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的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作品。     

瞿秋白的孙中山研究初探

瞿秋白是近代历史上最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学之一，他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发表的章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了孙中山先生成长为一个革命家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贡献，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为孙中山研究奠定了基础。     

瞿秋白旧体诗词对古典韵文接受生态之审美

瞿秋白是集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文学家、诗人于一身的我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秋白的旧体诗词意蕴深厚、意境醇雅、形式多样、古色古香,别具艺术审美价值。从对传统古典韵文接受生态之视角看,其旧体诗词,包括集句诗、活剥诗、打油诗等等,既有对于古典韵文外在形式的仿拟,又有对于古典韵文内在意境的汲取,内外结合,形神兼备,“采铜于山”,“自铸伟词”,水乳交融,出神入化,从而构成了秋白旧体诗词的真、善、美与雅、婉、秀兼容并茂的艺术审美特征。秋白旧体诗词之美,主要源于家乡贤哲的熏陶、书香门第的承传、勤学苦读的磨砺及其时代风云的激荡等因素。秋白旧体诗词,无愧为中国三千年诗歌花园中的一株艳丽夺目而雅婉凄关的奇葩。     

左翼文艺运动卓越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瞿秋白对“左联”之贡献再评价

从1931年5月至1934年1月的三年时间里,瞿秋白是“左联”的核心领导人之一。首先,作为党内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为中国左翼文坛译介、输入了一系列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原理,对纠正“左联”时期相当一部分左翼作家中存在的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机械等同起来的“左”倾错误,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其次,瞿秋白与包括鲁迅在内的大批“左联”作家亦师亦友的革命同志关系,以及他参与起草的“左联”一系列重要决议和创办的刊物,扩大了左翼文学的阵地,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使“左联”逐渐摆脱了“左”倾路线的影响,开始走向成熟,标志着“左联”的“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早期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开拓者，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结合上世纪20年代俄国的理论状况，将早期瞿秋白客居俄国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接受及回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传播活动进行梳理，从源头和环境方面，考察瞿秋白的理论构成和理论传播活动，这能使我们更准确地确立瞿秋自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光辉形象。     

从贵族到小卒：古典文艺趣味的现代觅渡——瞿秋白文艺思想发展史考述之一

瞿秋白的审美趣味和批评基准与其思想变迁曲折紧密相连。作为古典文艺趣味纯正的文人,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始终夹杂着中国古典的文艺趣味,但他最终仍选择朝向现代文艺思想进行艰难调适,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早期的文学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从贵族到小卒,瞿秋白试图着力完成古典文艺趣味的现代觅渡,其文艺思想历史轨迹对考察中国现代文艺的转折无疑具有重大发掘和体察价值。     

浅议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文艺大众化思想是瞿秋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在＂向群众去学习＂的前提下,主要表现为文艺形式的大众化、文艺作品内容的大众化和大众化文艺的创作方法等方面。瞿秋白对大众文艺的倡导对改变当今大众文艺的＂低俗化＂倾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政治信仰新论

五四时期,由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中国思想文化界非常活跃。但究竟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人们却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处于“隔着纱窗看晓雾”的阶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晚,绝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没有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从一些报刊杂志上学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20年12月18日到苏俄的赤塔后,瞿秋白第一次得以接触俄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与俄共(布)的政治理论读物。所以说,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政治信仰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包括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瞿秋白是在赴苏俄考察之后才最终选择并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     

略论瞿秋白的文学批评理论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是瞿秋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瞿秋自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而贯穿其中的政治血脉则是“阶级斗争”,它反映了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瞿秋白也以此建立起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批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