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循环:现代与后现代的另一种理解

“现代”与“后现代”不应该只从一种时间的历史语境下理解,而应该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中加以观照。在这种整体性的观照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类文化本身的发展实际上是由一种不断的“信”与“疑”,或者说“解构”与“建构”交替出现的循环过程。这种特性在文学中得到了突出的显示。因此在文化的整体进程中,“现代”与“后现代”的交替发展也就摆脱了时间性的限制,而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规律。同时这种结论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当下的“现代”与“后现代”提供了新的视角。     

主体与历史--解读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

在 2 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 ,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们将历史批评置于后现代氛围中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辩证地论述了历史本文实为一种主体叙述 ,而且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虚构 ,同时 ,主体叙述与历史本文、历史语境与文学虚构之间存在着“解释的循环     

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评话语

新时期伊始,“伤痕文学”作为第一波文学潮流出现在文坛。随即,评论界提出了“带着伤痕的新人”的这一批评话语,即作品不仅要揭露伤痕,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新人,并开始提倡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一诉求是和新时期以来把现代化再度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一想象同构的,或者说它是一种策略,通过这种诉求和策略来达到一种新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认同。论文试图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批评话语在当时整个文学场域中的运作,回答塑造“新人”的欲望为何如此强烈和迫切的原因,并且探讨它在当时的整个文学语境中的“超话语”功能。     

带着“伤痕”的新人

本文分析“伤痕文学”中的新人的形象特征,阐述了新人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强大的过滤和治愈功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的呼唤也是“控诉”疗伤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文本中的新人塑造意味着建立新的美学等级,从而为“四化”建设者的身份确认加冕。新人咄咄逼人的现代主体的自我扩张姿态与革命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共谋性。正是这种迎合新的现代化建设的现代改革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取代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成为80年代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开出的治疗新人“伤痕”的良药。     

历史如何理解与建构——漫谈萨林斯《历史之岛》及其历史人类学

萨林斯的《历史之岛》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夏威夷群岛土著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结构的历史人类学方法。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注重文化、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和文化秩序的象征物“结构”,其结构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分析工具。萨林斯的民族志是具有意义的结构性叙述文本,他用结构的方法构建了夏威夷土著社会的历史。萨林斯历史人类学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     

对上海文化身份的两种体认--以《长恨歌》和《呼吸》为例

王安忆和孔甘露的作品中对上海历史叙述存在一种时间形式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清楚地揭示出他们分别赋予上海的文化身份特征。王安忆在纷繁的日常琐事中敏锐地把握住了那些稳定的因素，在努力寻求新的叙事方式的同时，她赋予上海的是一种“经营”特质。而孙甘露表现出了一种内在突破的要求，追击一种纯粹的经验，极力摆脱一种“共名”的上海生活的样式，其小说叙述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化文本，同时他赋予上海的是“边缘生存”的特质。他们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作家赋予上海的文化身份，显现了上海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革命、审美和“新”小说

如果把《为奴隶的母亲》置于左翼作家们塑造的“伟大的母亲”这一新人传统的语境中考察，柔石想象了一个屈辱的母亲，这个形象是“旧的”人道主义文学的经典形象，这差异表明柔石的革命实践和个人审美实践的二元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后来的“新的小说”在彼时的历史备件下难以为继，需等到新的历史空间中实现。     

卢梭：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卡里斯马”形象

19世纪末，卢梭的《民约论》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卢梭也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中引人瞩目的“卡里斯马”形象。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近代文学中的卢梭形象具有工具化、神化的特点。     

浅谈创造型人才的培养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战略方向,也是我们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指针。教育工作贯彻“三个面向”,归根结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类社会主义新人应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创造型人才。     

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评价标准与方法问题

历史题材创作是当前中国文坛和大众文化领域十分突出的现象。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与评论存在一些误区,一是误把历史叙事等同于历史真实,认为不符合历史记载的文学创作就是违背“历史真实”。二是注重个别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而轻视作品整体的历史感。三是指责当前历史题材创作过于注重偶然性而歪曲了历史的必然性。导致这些误区的主要原因是论者对“真实”概念的理解有失偏颇。其实,“真实”这个概念,无论是指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还是艺术真实,实际上都是主观经验,只不过不是任意的主观经验,而是有条件或者限制的主观经验,是建立在具体语境中的、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主观经验,是一种“共识真理”。这才应该是评价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标准。具体研究方法则应该是以重建历史语境为基础的综合性阐释,其要有三:一是重建历史语境,从而形成深厚的历史感;二是提倡一种“循环阅读”的批语方法,从而把握文本与文化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性;三是深入体察接受者的普遍心理,从而寻绎出历史题材作品成功与否的现实原因。     

社会主义的历史沉思与“三个代表”的时代觉醒

对21世纪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沉思。只有通过不断的沉思和反省,才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得出具有划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使社会主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三个代表”思想是在21世纪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历史沉思的科学结晶,是站在更高更广阔的视野下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把握。“三个代表”思想意蕴的社会主义价值是非常深远的,它不仅意蕴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兴旺,而且昭示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     

从邓小平理论的主题看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由于受到历史条件以及实践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没有科学完整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我国建国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历史·个人·人性——评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

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为视点。对历史运动中的个人处境与人性的变异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与揭示,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通过这场特殊的历史运动,小说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对历史境遇中的人性进行了反思。     

社会和谐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创新

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革命和建设是同时存在的社会主义两方面本质内涵,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判断,凸现了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注重和谐的实践主题,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创新;它立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过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相统一,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提到了一个新境界;它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科学内涵和奋斗目标的新认识.     

从"三个代表"到"邓小平江泽民理论"--试谈党的指导思想的语言表述

从历史定位的角度看 ,从准确表述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考虑 ,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阶段着眼 ,应提出并确立“邓小平江泽民理论”这一范畴 ,并以之作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和党在新世纪、在社会主义历史新阶段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江泽民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发展、丰富升华 ;而作为研究对象 (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党史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 ) ,邓小平理论范畴可以继续使用 ,并可以使用江泽民思想范畴     

"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全面转轨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实践这一历史主题转换的进程中,在方法论上突出向“创新”辩证法的伟大飞跃,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将马克思主义对执政党“三个规律”的探索推向了“合三以一”的全新境界。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美丽中国”建设

"美丽中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刻表征,它是环境美、社会美、文化美和生活美的内在统一,内涵非常丰富。"美丽中国"建设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创新精神,它具有坚实的社会现实根基、鲜明的历史逻辑和独特的制度自信。术语创新、文化精神、实践创新和开放创造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动力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的价值意蕴体现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开启人类新文明上。深入研究"美丽中国"的深刻内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分与合的辩证法:新中国农村生产组织之变迁及其启示——兼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农村生产组织形式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过程。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一步步走向"合"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对农村通过集体之路迈向现代化的思考与努力;改革开放后各地逐渐抛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由"合"走向"分"的过程,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探索;进入21世纪以来,由"分"带来的农民"原子化"状态阻碍了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使得走向新形势下的"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从毛泽东的“大同”理想到邓小平的“小康”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的历史转变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各自确定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伟大探索.从毛泽东"大同"理想到邓小平"小康"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变.从这一转变中,能发现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对我们今天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重要启迪作用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本质的彰显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和现实的理论难题的关键之点在于如何把握社会主义价值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崭新概念,它既破除了社会主义实证化的思维方式,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维度,又摒弃了社会主义伦理化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与价值、价值与制度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从而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推进到新的时代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