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天乡闱的空间、仪式与社会教化刍议

"乡闱"一词是指科举时代士人应乡试的考场,即各省所设的贡院。河北省的考生主要在顺天乡闱内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乡试的物质承载体,清代十六个乡闱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相对固定的空间布局。另外,政府还规定了一些相关政策法令,事实上,在乡闱内部还往往存在着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和仪式,这些惯例和仪式在约束考官和考生方面有时候比国家明文法令更为有效。清代顺天乡闱的空间布局和仪式在时人的心理层面起到特殊的社会教化作用。     

清代笔记中伶人生存环境管窥

清代笔记中存留着大量的伶人史料,对于伶人地位、伶人交往,以及伶人的艺术面貌、精神面貌等,均有生动而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清代戏曲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通过对笔记中关于伶人生存环境的史料的钩稽整理,勾画出了清代伶人处境、伶人地位,以及伶人社会交往等层面的大致情貌,认为清代伶人的生存境况是在受到等级偏见、社会变革以及时代风气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并表现出一种心理期待与现实境遇间的巨大落差。     

宫体诗：士人功名场上折戟之后转向内闱的浅酌低唱

魏晋以降,士人在乱世中为了全身避害或者因外乱世而产生的鄙薄事功的心理,使他们从“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政治报负中逐渐退身出来,寄情山水或转向内闱。宫体诗便是士人在功名场上折戟之后,将目光转向内闱的一种浅酌低唱。     

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案狱。除《东华录》、《永宪录》等一些史料汇编性质的著述外,在不少诗文和文人笔记类的记述中还或强或弱地表达着作者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     

清代湖广“南北分闱”考析

清代湖广“南北分闱”是逐步实现的。康熙三年（1664），湖广省分设湖南、湖北，偏沅巡抚与湖广巡抚划分辖区，是分闱的第一步。康熙四十四年（1705），湖南巡抚赵申乔呈请南北分卷；此后潘宗洛、李发甲相继呈请分闱，引起朝廷的重视，是湖广分闱的第二步。雍正元年（1723），雍正采纳吕谦恒的意见，下诏分闱；次年湖南举行乡试，剧标志着湖广“南北分闱”的最后完成。     

浅谈周密笔记中的“变怪谶应之谈”

宋代“多变怪谶应之谈”(鲁迅先生语)。堪称宋代笔记“巨擘”的周密笔记中有一部分记写鬼神怪异、巫卜谶应的篇目，主要集中在《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这两部笔记著作中，大约有七八十条。《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是以记南宋史实和人物轶事、琐闻等为主的史料笔记，其中出现如此数量的鬼怪谶应之作，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周密所处时代(即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思潮；从这些奇谲诡怪、荒诞不经的篇目中亦能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心理趋向及其文化心态，即对仕途的汲汲追求以及在社会的巨变下惶惑不安而无所适从的心态。     

笔记、史料笔记和历史笔记的界说与价值

笔记、历史笔记与史料笔记,是三个不同的学术概念。“笔记”一词,最早见于南梁;“史料笔记”一词,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活动中出现的;而“历史笔记”一词,则见于近年一些学者的表述。不过,对这三个概念及内涵一直没有比较一致的认同。所以,对它们的科学厘定,于更好地认识和利用笔记的文献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意义。     

从“京东第一人”史梦兰看清代中后期的孝治政策

清代产生了颇具鲜明特色的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士人群体在孝治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京东第一人”史梦兰这一传统人物的生平进行研究,以期从中管窥清代孝治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最终收效。     

清代科举与闽都文化

清代,福建的文教事业处于领先地位,这在科举方面有着明显的反映。首先是确定了科举、文教大省的地位,在科举考试中享受到了大省的待遇,这表现在乡试主考官的选派、乡试中额、学额等方面。其次,福建属于边远省份,因此,也享受了一些内地士子享受不到的待遇,士子对朝廷的优惠政策积极回应,苦读风气日渐浓厚,文教事业稳步发展。再次,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士风朴实,反应在科场中,就是很少冒尖,也很少惹祸,乡闱稳定,这是科举、文教平稳发展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之一。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可以透视闽都文化的一些特征。     

议清人对陶渊明的评价

清代的文士十分仰慕陶渊明,并纷纷学习陶渊明的人格思想及其艺术风神。笔者以清人对陶渊明的高度评价为线索,从对陶渊明的人格之推崇、诗文之赞誉以及人格与艺术成就之间的交融几个方面入手,映照清代的众多士人,将文学与士人心态研究结合起来全方位立体的审视清时期中国传统儒家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同时将陶渊明放在清代特定的历史环境,进而总体梳理清代文士的精神面貌,还原陶渊明的精神文化品格,明确清代士人对陶渊明之接受。     

清代宋玉传播的新用文体笔记故事与其宋玉批评探赜

清代在宋玉传播的文学方式中出现了一种新采用的文体,即隶属于笔记小说的涉宋玉小说,我们称之为涉宋玉笔记故事。文章对清代涉宋玉笔记故事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分析的结论是：1.笔记故事以其通俗的表述和短小风趣的形式,与元曲、明清小说一起推动了宋玉及其作品在民间的流传与影响,在清代宋玉传播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笔记故事虽然具有主观批评无意识的共性,但是从客观上反映的批评内容看,其所表现的批评倾向与清代的宋玉批评思潮基本一致,即对于宋玉其人其作品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清初士人的明史意识与康熙朝文字案狱——以康熙朝"《明史》案"和"《南山集》案"为中心

中华民族积淀的史实意识,在改朝换代之际凸现得尤为凝重,直指对于历史事实、世间真理的探究,并已超出修史本身的意义。清代大兴文字狱,成为打击汉族士人的重要手段,康熙朝“《明史》案”和“《南山集》案”,既反映当时士人群体忠于史实、保存痛史的良知,也透露出明代以来弥久日炽的士林陋习。但清初的文化高压政策与尘嚣甚上的士林陋习交织,不仅给士林带来厄运,而且沉重打击了士人的修史之风,成为清初史学的一大悲哀。     

清科举会试前的磨勘与复试

清代科举的会试承袭明代旧制,是一种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称为"礼闱".参加考试的人,必须是各直省乡试中式的举人.     

清代南部县研究六题

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更新,在学术资源的利用上,近些年来的传统文史研究者瓣l已经跳出正史、政书等传统文献空间,深入到了地方出土文献、档案、方志,甚至是民间的族谱、碑刻、契约与账本等地方文献领域,史料与方法多元化的特征日益凸显,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对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西华师范大学数十年稳定的学术方向,涌现了诸如赵吕甫、李耀仙、龙显昭、胡嗣坤、杨世明等一批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学者。近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此学术领域的繁荣,本刊特专设“地方历史文献研究”栏目,诚邀海内外学界同仁惠赐鸿文。本期编发“南部档案”专题研究论文四篇,涉及清代南部县基层区划、南部县乡约的废除、清代书吏以及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相关理念等课题,欢迎学界同道参与讨论。     

从《长物志》到《陶庵梦忆》——史料笔记中的晚明士人文化心理

《长物志》与《陶庵梦忆》为中国古代晚明时期史料笔记的代表作。从文震亨到张岱,从物质生活中的物品选取鉴赏到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娱乐、交游、节庆、风俗,晚明士人阶层的文化生活图景跃然呈现。诸如此类作品,乃作者心怀忧苦,希求文化得以承续长久之作。书中以逸写忧、以乐写苦的话语模式,是晚明士人特有的文化心理使然。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火寿)《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火寿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火寿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清代科举史料考释举隅——写给北京台湾会馆的学术报告

通过挖掘原始史料,对《黄宗鼎齿录》史料,台湾师生进士施士洁、汪春源墨迹,《江西闱墨(光绪癸卯)》科举史料以及《申报》所载有关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台湾进士的相关资讯若干史实进行考辨和补正,可供北京台湾会馆布展和解说工作之助以及相关课题研究者参考。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主要表现为乡约被赋予基层司法、稽查奸宄和催粮办差等职能。乡约基层司法权威的增加,是老人制度衰落的结果。乡约被赋予稽查职能,则是保甲稽查效果不佳造成的。而清代乡约催科的普遍化,则是以里甲制的衰落为背景的。因此,清代乡约的官役化,不仅是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的过程,也是其他基层社会组织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     

清代台湾方志中所见郑氏政权之“灾祥”研究

郑氏集团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湾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方志中记载了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的有关郑氏政权的超自然的“灾祥”,往往象征着政权更迭等重要史事.早期记载较为简略的“灾祥”,经过比附、因果关系的构拟以及串联等手法,会层累地造成情节更加复杂的“灾祥”.清代方志中有关郑氏集团的“灾祥”反映了相信“灾祥”、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合的历史观念,也保存了不少台湾地区气象、灾荒的材料和郑氏集团的史料.     

历史记述的“自述”与“他述”:以清代台湾新竹义民庙为中心

台湾民间信仰中“客家义民信仰”的性质曾在台湾学界引发论战,占人数优势的闽南籍学者宣称台湾客家义民信仰是“孤魂野鬼”,使台湾客家籍学者与客家义民庙方相当反感,究其因,还是跟数百年来两方言族群间“历史心结”有关。其实此民间信仰性质,仍须回到清代社会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清代台湾客家与闽南两籍仕绅对台湾客家义民信仰论述认知有异,而这又与清代“台湾闽客械斗”风气有关。另外在台湾客家义民信仰中,台湾北部新竹县新埔镇枋寮义民庙与苗栗县城的苗栗义民庙为同时兴建,是北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数间义民庙。但因前庙香火极为鼎盛,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较多,所以对清代该庙两百余年间的“自我论述”与“他人论述”的历史叙述做一探讨,以观察清代台湾客闽族群关系与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