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佛经翻译及经录之概况

作为佛教重要载体的佛经,是佛教活动的依据,向为佛教内外人士所重视.佛教初传入中国,求取和翻译佛经是佛教活动的最重要部分.为了整理佛经翻译的成果和记载当时佛经的流传,出现了佛家经录.庐山东林寺千百年来,几经兴废,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经翻译场所.有关庐山东林寺佛经翻译和经录的具体情况限于资料,或语焉不详,或付诸阙如.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一、庐山佛经翻译的概况以东林寺为代表的庐山佛教积极参与当时的佛经传译事业,首先他们派出许多僧人开展了西行求法活动,并带回许多佛经.《出三藏记集》载:"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远大存教本,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净等远寻众经,逾越沙雪,旷载方还,皆获胡本,得以传译."[1]568庐山东林寺到底有多少人参与西行求法?确切的数字已不可知,有名者为法净、法领二人.《出三藏记集》中只记载了法净一人名字,而《高僧传》则载明是法净、法领二人,而具体时间、地点皆不详.     

中国早期佛教典籍《四十二章经》以及相关的学术争论

《四十二章经》是记述出家、在家精进修行,离欲布施等教义,相传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关于此经的真伪问题涉及最早译出的佛经和最初出现的佛教撰著,以及最初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而这是任何一部中国佛教史都要讲到的,所以近代学者争论最多。大多数学者承认其书不伪,但至今仍然不能定论。     

中外文化交流与出版——佛经的传入与翻译事业

印度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1世纪即传入于阗(在我国今新疆和田一带),自西汉开始,迄于唐宋,佛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翻译事业。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单纯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道、佛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翻译”之名,与佛教经典的传入有关。现代学者钱钟书考证:“释道安《摩河钵罗若波罗密经钞序》。按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高僧传》二集卷二《彦琮传》     

佛学经录的初步发展及其现存最古之作——中国佛经目录学新探之二

佛学经录在中国古代书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在书目发展过程中出现较早的一种专科目录。本文承《佛学经录的起源及其奠基之作——中国佛经目录学新探之一》(见《图书馆界》1985年第4期),对佛教经录的初步发展和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作一探讨。一、佛学经录的初步发展产生佛学经录的社会原因,是人们对日渐增多的佛经典籍有了“纲纪群籍”的需要,而佛学经录     

僧佑的佛经目录学探微

僧佑是南朝齐梁佛教有名的僧人、律学大师、佛学家和目录学家,其著作《出三藏记集》为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该目录在著录内容、方法、体例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其记载的诸多佛经、经序、高僧传记等史料,至今对佛经目录学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俄藏TK102、TK271文献及相关问题考论

对俄藏TK102、TK271号文献进行了考证,认为两者原本是一部佛经的不同片段,不应分成两个号登记和叙录;认为该文献名称应为《密咒圆因往生集录》,从而纠正了前人的失误。作者还据现存文献的版面分析,该文献是印刷后尚未及黏装成册的半成品。     

我国佛经目录特点和成就

佛经目录是我国室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我国目录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曹魏时朱士行的《汉录》,一直到清代智旭的《阅藏知津》,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至今能见到的有《出三藏记集》、《法经录》、《开元释教录》、《阅藏知津》等重要的佛经目录。佛经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近代目录学家梁启超在考证佛学目录后,曾叹息说:“吾侪试一读僧祜、法经、费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薄、阮录     

佛教图书出版热的背后

如果我们到北京等地的书市或书摊上走一走,主会发现近一、二年来出版了一大批与佛教有关的图书。这些图书有的宣传某种佛教功法,如《圆照法师与金刚心法》等;有的讲解佛经,是佛经的白话文本和通俗读本,如《金刚经今译》、《法华经今泽》、《金刚经说什么》和《圆觉经略说》等,还有的旨在劝人信佛,如《信愿念佛》、《成佛之路——藏传佛教大师生涯》和《怎样立地成化》等。出版这类图书的出版社五花八门,有的按其分工根本与出版佛教书籍沾不上边。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从《开元释教录》看佛经目录的目录学意义

佛经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古代专科目录中最完善的一种,《开元释教录》则代表了佛教文献学和佛经目录学的最高水平,本文就《开元释教录》所表现出的目录学意义作了分析和探讨。     

《晚晴簃诗汇》的编纂成员、续补与别纂考论

由近人徐世昌总其事的《晚晴簃诗汇》是规模宏大的清代诗歌选集,其编纂成员颇为繁杂,目前学术界考定的成员并不完整,现重新考证出纪钜维、吴笈孙、许宝蘅、傅岳棻、章钰、金梁六人。由于《诗汇》带有半官修性质,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颇有缺憾。金梁、陈融相继有续补和别纂之作,前者为《清诗补》,后者的部分成果以《颐园诗话》的形式面世。这两部著作都晦而不彰,实际都是继《晚晴簃诗汇》而出的相当重要的清诗汇选。     

“经折装”辨析

作为一种装帧形制, “经折装”历来被学界视为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形式.从理论和实践的考察结果看, “经拆装”只是宗教经典尤其是佛经的装帧形制之一,将经折装和卷轴装、蝴蝶装等曾占据古籍装帧史上主流位置的形制相提并论,亦有失偏颇.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遗误举例

北京房山县石经山(初名白带山)云居寺因藏有石刻佛经而闻名于世。石经始刻于隋唐,延续至明清,历时千余载,鐫刻佛经千余种,计15000余石。这些石经久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是我国古代石刻佛经的瑰宝。但因传世的碑数太少,无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1956年——1958年期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佛教学会对石经进行了发掘、整理和全面传拓,石经的全部内容始呈现于世人面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将石经作为首选参校本。其石经上的说明性文字,如刻经的目的、年代,数     

《出三藏记集》是一部版本目录

僧祐《出三藏记集》著录了20多种佛经版本,考证了古书版本的源流,找出了同书异本中的善本,又鉴定了佛经的伪本。它不仅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参考文献10。     

药王神与看丹药王庙

一、药王考据
　　（一）佛经中的“药王菩萨”及古代信奉的药王
　　“药王”一词始见于佛经译本,是佛教菩萨的名称。《大藏经》中《妙法莲华经》卷6《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均有药王一称。据佛经载,药王与药上为兄弟俩,均为药王菩萨。药王菩萨等到诸愿已满,于未来世成佛,号“净眼如来”,又号“药师琉璃光如来”。药王菩萨以慈悲为怀,救人危难,故民间常把这一类人称为药王菩萨。     

西望梵天星月朗

2004年元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钮卫星博士的力作《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这是一部专门以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使学术界有了第一部以汉译佛经为史料依据、对佛教天文学做系统研究的著作。     

《西游记》、鬼子母与九子母

鬼子母故事,佛经中屡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亦曾提及,但《西游记》中似未见,本文认为《西游记》虽未明述“鬼子母”故事,但有其痕迹在内;兼论鬼子母与九子母的关系,指出《楚辞》中九子母由类似于女歧、女娲一类的女祖演化而来,是生殖崇拜文化的产物,并非来自佛教中的鬼子母。但自佛教传入后,由于在多子这一点上的相似,才与佛教中的鬼子母传说相混淆。     

武英殿本《仪礼注疏》(附考证)校勘得失析论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及音义四者俱备的《十三经注疏》官方刻本,其中殿本《仪礼注疏》以监本为底本,审慎参校,校正了监本中诸多舛误。武英殿本《仪礼注疏》于各卷后皆附《考证》。《考证》是广义的校勘记,具有文本校勘和文义考订的双重性质,开《四库全书考证》之先河。其校勘成果对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和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等均有较大影响。     

梵夹装不是经折装

长期以来,在我国书史学术界,关于书籍的装帧形式,一直流传着“经折装又称梵夹装”的说法。即认为:梵夹装=经折装;经折装=梵夹装。以至于《辞海》、《中国书史》等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辞书和教科书也以此为定论。如:郑如斯、肖东发先生编《中国书史》1987年版104页,《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1304页中均说:“梵夹装即经折装。”经考证,实则不然。笔者最近在豫南地区进行古籍考查过程中看到了国内唯一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半部唐代《贝叶经》,此经装帧形式完好,是真正的梵夹装。共262叶,重2393.5克,长50公     

浙江天台县档案局获赠寺藏佛经

日前,佛教天台宗发祥地——国清寺,将该寺珍藏的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五十卷)、《国清百录》、《天台九祖传》、《心经·金刚经讲录》等十余卷捐赠给天台县档案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系玄奘法师耗时十余年倾力亲译,是佛门无上妙品。它的入馆     

《福乐智慧》文体特征刍议

作为维吾尔古文化史上的第一座文学丰碑,《福乐智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戏剧特征,一些学者认为《福乐智慧》就是一部诗剧,并将其列入西域戏剧的哲理剧范畴,代表人物有郎樱、姚宝琛;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福乐智慧》只是一部对话体的哲理长诗.本文则认为《福乐智慧》是具有戏剧与叙述诗两种文体特点兼而有之的作品,这一独特的文体特点在其与中国古典戏曲及西方叙述诗的比较中尤为鲜明.古代东方国家戏剧特点及西域佛教剧的影响是形成这一特点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