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棱镜中的《春秋》一瞥

《春秋》不过是孔子编写的东周时期一段历史大事记,有什么值得这么神秘地“一瞥”呢?因为《春秋》本身有莫测之涵容。如范宁在《春秋谷梁传》中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岂不神秘么?正因为《春秋》如此高     

《反面春秋》大事记

儒门六经之一的《春秋经》,是孔夫子在礼崩乐坏、世衰道微之时代为“拨乱世,反诸正”而修订的一部至为“深切著明”的经典.《春秋左传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此言其为“鲁史”.《孟子·滕文公》引夫子语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如此看“鲁史”亦是“孔传”.《公羊》曰:“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谷梁传序》云:“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来应.”由此观,《春秋》乃是一部传中华之心的“麟经”.     

左传解题

一“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汉书艺文志”说这部书是和孔子同时的鲁太史左丘明为注解“春秋”而作的“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在叙述孔子作春秋以后,也说:“鲁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可见自汉代马、班诸家(?)把左传看成和公羊传、穀梁传同样性质的作品,是传春秋的,并且是与春秋同时先后成书的。     

“战国初期”?“春秋末年”?

课本第 64页 :“战国初期杰出的建筑师鲁班 ,被后代奉为建筑工匠的祖师。”紧接着 ,课本第 65页 ,又说鲁班是“春秋末年鲁国人”。鲁班生卒年不详 ,活动于战国初期 ,有人推论他出生于春秋末年。课本两处说法应一致。“战国初期”?“春秋末年”?$陕西省长安县第十中学@姚林庆     

《左传》与《春秋》比较

《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史书的通称,墨子说的“百国春秋”,即指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国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意谓西周圣王采诗之事消失以后。象《诗经》之类的著作也就没有了;《诗经》之类的著作没了《春秋》之类的历史书籍就产生了。这些历史书籍所记的皆为齐桓公、晋文公等争霸。主事,所用的都是一般史书的笔法。我们这里所说的《春秋》,乃专指孔子编修的、自汉以来被历代认定为“六经”之一的“鲁之《春秋》”。孔子自己亦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他的意思是说,诸侯各国史书褒善贬恶的大义我都私下取来写进鲁国的《春秋》里了。     

是“战国”还是“春秋末年”?

课本第 64页 :“战国初期杰出的建筑师鲁班 ,被后代奉为建筑工匠的祖师。”紧接着 ,第65页小字中又说 :“鲁班 ,又名公输般 ,春秋末年鲁国人。”无论怎么说 ,两处表述都应一样才是是“战国”还是“春秋末年”?$湖南省南县第一中学@庞长仙     

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

一董仲舒的生平及其著作董仲舒,广川(在今河北省枣强县东)人。由于研究“春秋”,西汉景帝时为博士。设帐讲学,据说三年不窥园。武帝时,举贤良对策,先后为江都相和胶西相,后来去职家居,不理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史记”“董仲舒传”)。通五经,尤明“公羊春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在“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儒家类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汉书”“董仲舒传”又载:“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     

孙武乃陈国后裔——孙武世系考述之一

孙武,字长卿,通常都说春秋末期齐国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但《吴越春秋》却说:“孙子者,名武,吴人也。”《东周列国志》也说孙武是吴人。当然《东周列国志》是小说,所言不足为据,但今人也有持“孙武为春秋末期吴国人”看法的。有人在三十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撰文说:“《吴越春秋》以武为吴人者,误矣。”说孙武是齐国人,这并没有错;说孙武是吴国人,确实有误,但也有其因由。如果循着历史的轨迹去寻找,我们可以更确     

“春秋”与“四时”

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一册(试验修订本,人教版)《逍遥游》中有一段话:“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这段话编者把“蟪蛄不知春秋”中的“春秋”注为“指四季”,把“以五百岁为春”注释为“意即以二千年为一年”。这样注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宇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汉武帝尊《公羊》的原因

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经典便获得了独尊地位。但究其实,在武帝时最受尊崇且政治地位最高的,却只有《春秋》,亦即《公羊春秋》。如《汉书·儒林传》云:“武帝时……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柳下惠姓柳吗？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中,“柳”的第六个义项为:“姓。春秋时有柳下惠。”很显然,编者认为柳下惠姓“柳”。《辞海》:“柳下惠,即展禽。春秋时鲁国大夫。展氏,名获,字禽。食邑在柳下。谥惠。”柳下是古地名,春秋时鲁地。一说在今山东新泰市柳里(今名夏家隅);一说即河南濮阳东部的柳下屯(简称柳屯)。由此可知,柳下惠姓展,不姓柳,柳下是其食邑。     

问题解答

问: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春秋、战国的起迄(?)代是怎样确定的?(文登六中于雷等)答:新编的中学课本“中国历史”和小学课本“历史”,关于春秋战国的起迄年代是这样说的: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是春秋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的221年是战国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作“春秋”,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把“春秋”,所叙述的这一时期叫作春秋时期,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是鲁隐公元年上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还有四十多年。课本的年代按西周、春秋、战国这样     

释“败绩”

“败绩”一词,先秦作品中多见。综合古往今来对它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春秋左氏传》庄公十一年:“大崩曰败绩。”杜预注曰:“师徒挠败,若沮岸崩山,丧其功绩,故曰败绩。”二、《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二年:“晋师败绩。”注曰:“绩,功也;功,事也。”《春秋左氏传》孔颖达疏曰:“绩训为功,丧其功绩,故曰败绩。”三、《礼记·檀弓上》:“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郑亥注曰:“败绩,马惊奔出列。”四、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选《郑子产相国》对其中“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一句的“败绩”注曰:“败绩,指车辆崩坏。”     

论《左传》与“《春秋》笔法”之关系

《左传》以“君子日”的形式提出了“《春秋》五例”,即“《春秋》笔法”的内涵,开了学者研究此理论的先河。在考察孔子“笔削”《春秋》及《左传》传《春秋》之后,便能全面地认识“《春秋》笔法”属辞比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判断系统,并能准确概括它的寓褒贬于一字之间的总体特征。     

古申伯国考述

春秋初期的古申伯国,史志上多有争议,主要是南阳说和信阳说两家。诸多现行工具书和高等院校史学专业部分教材,在谈到古申伯国时多以南阳说为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和等编著,一九三三年再版本)“申”字条释文是:“申,周国名,姜姓,伯夷之后,春秋时灭于楚。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县北二十里。”《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本)“申”字条的释文则是:“申,古国名,姜姓。传为伯夷之后,居今陕西、山西间。周宣王时一部分被东迁,分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春秋初年为楚文王所灭。”《中国古代史教学地图集》所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中央电大通用教材,北大编)“申”字条目的后面对照是:“申(国,西周,春秋),今河南南阳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第一编第四章第二节“王室衰微与大国争霸”写到“楚灭申”时,括号内的标注是:河南南阳县。     

汉、宋《春秋》学与政治的关系

汉代是《春秋》学形成的时期,主要特点是《春秋》三传先后争立学官,除却今古文学派的学术立场不同之外,从政治层面来看,其本质则是儒家大一统思想下的政治家、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宋代的《春秋》学既有经学哲学化的学术变革的影响,又受到时代政治风云的左右。概言之:北宋王安石变法从新政的角度黜《春秋》而不用,而其他儒者解说《春秋》侧重“尊王攘夷”;南宋特殊的政治局面使得论《春秋》者又侧重“复仇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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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相关的文化常识 三友:松、竹、梅为岁寒三友。 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三史”。 杜甫“三吏”:《新安吏》、《潼关吏》和《石壕吏》。 春秋三传: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三舍:古代计程单位,一舍三十里。 三教:指我国古代     

“金陵十二钗”与“孔门十二哲”

曹雪芹将其“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千古未有之奇书”《红楼梦》(总名)“题曰《金陵十二钗》”,十二钗在书中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然而十二钗之角色意义,却并非那样简单、易懂.除在野史小说层面代表“金陵十二女子”(“十二冠首女子”)外,从明清兴亡史之角度看,“绛洞花主”——十二钗之“王”是汉家天子,十二钗则是明末清初满汉诸大臣;自“反面《春秋》”方向观,“宝天王”是周天子(“天王”乃周天子专称),十二钗则是春秋十二公.若《春秋》还可视为“亘古第一人”孔夫子的“自传”(《孟子·滕文公》载夫子语:“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红楼梦》——“拟《春秋》”之传主、“千古第一奇人”贾宝玉便是孔夫子,从而金陵十二叙之喻指对象亦将随之而转换.通常认为金铁十二人之出处与宋人沈立《海棠百韵》有关,至此则可寻出取义之因:“金钗人十二,珠履客三千”的“背面”正是“贤哲人十二,弟子众三千”;在回回“有本”,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人无“来历”之《红楼梦》书中,“金陵十二钗”恰与“孔门十二哲”相对应.     

略论汉代今文《春秋》释义的文论意义

通过对孔子“何以”及“如何”创作《春秋》的考察,汉代今文经学家在《春秋》释义过程中引领出的关于“文”的看法和观念形成一套经学文论话语,其实质是如何在语文写作中寄寓王道理想。今文《春秋》释义分别在“文”的发生论和创作论上发生了意义,而其以“王道”统摄《春秋》释义的基本思路,更决定了其“尚用”的功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