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弓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张弓先生(1899—1983)是我国久负盛名的老一辈修辞学家。他在修辞研究方面的贡献仅次于陈望道先生。但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出版却早于陈望道先生六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他的《中国修辞学》是1926年华英书局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出版不久,刘大白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史家)即给它很高评价,说它“在一般号称中国修辞学的出版物中,没有能和它比并的”。     

开“寻常词语艺术化”之先河——纪念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发表三十年

记得1963年在郑州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时候,喜逢张弓先生《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出版,燃眉之急手捧此书,获益之多难于言表。1988年在与台湾修辞学界交往中获悉,海峡彼岸作为大学教材使用的,也推崇陈望老的《修辞学发展》和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91年3月,我国台湾空中大学人文学系教授沈谦先生访问海南参观寒舍书斋时,对张弓先生《现代汉语修辞学》爱不释手。当他得到一本由我花了一百余元复印好的张先生的书     

修辞学新书介绍

我国著名修辞学家、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张弓先生的代表作《现代汉语修辞学》,在出版三十周年之际,于1993年6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该书出版三千年来,曾对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过重大影响,被我国修辞学界公认为是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之后中国     

为文言文 以则统文——评陈骙《文则》

《文则》向来被视为中国修辞学的标帜。此说见于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宗廷虎、袁晖二位先生的《汉语修辞学史》以及周振甫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等书。无可讳言,《文则》为中国修辞学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我们还不能说科学修辞学至此已具备了它的刍形。这不仅因为《文则》除包括命意谋篇、用辞造句、修辞格、风格等整个修辞学的内容外,又设了辛、壬、癸三章详细介绍文体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陈氏继承了由苏轼父子始的“为文言文”的文论观,一改师古文只“师其意不师其辞”的为文传统,提倡“文”、“道”合一的作文原则,既“师其意”又“师其辞”,从而在“师其意”的前提下写出了专“师其辞”即专论文章作法的这部《文则》。所以,《文则》应视作探讨文章规律的创作论为宜。     

张弓先生与语体学

张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原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他干1983年6月20日因病不幸逝世.他的不幸逝世,是中国修辞学界的一大损失,修辞学园地里失去了一位辛勤的园丁,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在张弓老师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里,重读他生前的理论专著《现代汉语修辞学》,深受启发,收获很大.这里,仅就他的专著中有关语体学的论述,写下我的一些读书心得和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就正于各位专家、学者,并作为对张弓老师的深切纪念.     

以史为鉴 推动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读宗廷虎、李金苓的《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

1998年9月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修辞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5卷本,这部规模宏大,材料丰富,脉络清晰,史论结合,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巨著,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的精品、珍品,走向世界的拳头产品。如果说1984年出版的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是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奠基石,那么,由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通史》,就是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气势恢宏、巍峨壮观的大厦,它在研究中国修辞学史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宗廷虎、李金苓比翼双飞,早在1989年两人就合著出版过《汉语…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参互"修辞格辨析

杨树达先生的《中国修辞学》中的“参互”修辞方式与所谓的“互文”修辞格并不完全相同。杨氏在“参互”一章中所采用的四十个古例不能“一揽子装”,它们可以分为三大类:互文、互体、省略。     

情系修辞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已被海内外誉之为“千古不朽的巨作”。在它出版50周年时,复旦大学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会,出版了《<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今年是《发凡》出版60周年,杭州大学倪宝元教授寄来了《情系修辞》。这虽是他一个人的“心花奉献”,但也未尝不是中国修辞学会、华东修辞学会、《修辞学习》杂志的“心花奉献”。因为他是顾问、是会长、是主编。他研究修辞较早,著作等身,是国内少有的著名修辞家,最近,商务印书馆为他出版的《汉语修辞新篇章——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很能体现陈望道先生务实的治学精神。他为了完成此书,作了上万张卡片,内容新,方法新,系统新,开一代修辞的新风!他学习陈望道先生可谓学到了家。在纪念《修辞学发凡》60周年的同时,我们应当从倪宝元先生的纪念文章中受到启发。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参互”修辞格辨析

杨树达先生的《中国修辞学》中的“参互”修辞方式与所谓的“互文”修辞格并不完全相同，杨氏在“参互”一章中所采用的四十个古例不能“一揽子装”，它们可以分为三大类：互文，互体，省略。     

浅析"仿词"与"仿生词"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奠定了现代修辞学的基础,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力作,他在书中把修辞格分为三十八种,其中就有"仿拟"这种修辞格.陈望道先生说"为了讽刺嘲弄而故意仿拟特种既成形式的,名叫仿拟格".     

《颜氏家训》话“讳饰”

直到中国修辞学的成熟与发展期,“讳饰”才作为一个独立修辞逐渐被明确下来。最明显的直接涉及“讳饰”的是《颜氏家训》,它不仅用实例说明了“讳饰”的常态,并且提出了“讳饰”的正确使用问题,使其正式成为我国修辞学史上的专业术语。在此着眼《颜氏家训》的相关阐述,展开“讳饰”修辞格的概述,赏析该修辞格的艺术表达,能明确正确使用该修辞格的意义和艺术表达效果。     

“象征”的辞格与非辞格辨异

“象征”是一种艺术手法 ,还是辞格呢？对此 ,学者们持不同的观点 ,黄民裕先生《辞格汇编》、《汉语语法修辞辞典》都认为“象征”是辞格 ,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和《写作大辞典》都未将“象征”看作辞格。我们知道 ,作为辞格 ,它要利用语言因素 ,以语言单位为基础 ,因为辞格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法。不能将艺术手法、艺术创作方法同辞格混为一谈。否则 ,会抹煞文艺学同语言学的界限。象征 ,从总的情况来看 ,它不符合辞格的性质。象征不着重对语言因素的利用 ,在通常情况下 ,象征义不是由某一两个语…     

论通感——兼论修辞格的心理基础

《文学评论》1962年发表了钱钟书先生的著名论文《通感》。文章论证了通感是中国诗文中一种常见的描写手法。而这种常见的描写手法,“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拈出”。“亚里斯多德虽在《心灵论》里提到通感,而在《修词学》里却只字不谈”。钱先生拈出来加以研究,实在是一大创见。近些年来,修辞学界对此很感兴趣。我的见闻很窄狭,但我已读到的全国性语     

谈修辞格名称的规范化问题

修辞格是为了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借助特定语境、对语言进行特殊运用、具有一定格式的言语形式,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的表达方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刘勰就在《文心雕龙》中对一些常见的辞格进行了专篇论述,其后又出现了许多论述修辞格的著作.到了近代,对修辞格的研究成为修辞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修辞学著作更是无“格”不成书,一般的《现代汉语》教材也都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修辞格.辞格本身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新的辞格大量地被发现,如双饰、断取、歧疑、新典;辞格内部得到了充实,“人拟植物”充实了“比拟”,“统括”小类充实了“节缩”格这一大类;修辞格之间以及内部的体系得到了较系统的梳理.总之,修辞格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勃勃生机,有力地促进了修辞学的整体研究.修辞学研究的繁荣景象又给人一种美好的希望,有的研究者就认为:汉语修辞学21世纪将成为“显学”,这对修辞学研究者来说真     

说说移就、量词移用的组成

移就和量词移用的格式类型。自从唐钺先生的《修辞格》问世以来，中国修辞学界对修辞格的研究日益深入，甚至达到烦琐的地步，然而对有些常用修辞格的研究还略娣不足。     

锐意创新 独具特色——读李维琦先生《修辞学》

周秉钧先生主编的“古汉语丛书”之一,李维琦先生著的《修辞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读后,觉得该书颇富创新精神,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成就和特色。一、建立了更科学更符合实际的古汉语修辞学体系。汉语修辞学体系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和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此后的修辞学研究基本上是对它们的调整和修补。比较来说,李先生的《修辞学》在体系上作了两点突破。第一,取消传统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重新区别为“一般修     

修辞学句子研究的视野必须拓宽——兼及拓宽研究视野的两点尝试

<正> 我国的修辞研究在“五四”以后逐步从文学批评的范围解脱,《修词学教科书》(1905)、《修辞格》(1923)、《修辞学》(1926)第一系列著述的问世,标志着修辞学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修辞学发凡》(1932)把汉语修辞研究从修辞格的狭窄范围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胡裕树语)①解放后的《修辞概要》(1953)、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等,以语言单位和语言的构成要素为纲,进一步阐释了修辞学的“语言本位”的特质,拓展和规范了修辞学研究的     

试论“节缩、警策”作为修辞格的不成立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汉语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成熟的、全面的著作,然而其中的个另日部分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如作为积极修辞辞格的“节缩、警策”是否成立？本文结合对“修辞”概念的本质分析,就“节缩、警策”作为修辞格是否成立作一探讨,使两者相互印证,以期能引起此方面的进一步的研究。     

修辞三问

修辞在我国很早就有研究,孔子的《论语·卫灵公》里便有“辞达而已矣”的修辞要求,在《宪问》章里更提出具体的修辞途径:“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象这些珍贵的修辞学遗产,在80年代先后出版的几本中国修辞学史中都有精要的摘述.又如由袁晖宗廷虎两位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周振甫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以及早期出版的新加坡郑子瑜教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都十分重视我国第一部修辞学的专著——《文则》(南宋·陈骙著).820年前,作者(浙江临海     

旨明文赡,言简理周:修辞学史叙写的别一境界──吴礼权《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读评

吴礼权先生的《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以它鲜明的个性和特色标志着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新进展。本书突出的特色有两个：一是言简而理周,以２０几万字的篇幅创构了一个系统性强而又逻辑严密的体系,简明又周全;二是旨明文赡,持论客观、公允,并富有创见。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状况作了简要而又恰切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