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及合法性危机再探

缘于对课程改革合法性与合法化内涵的混淆,从而出现了课程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当前课程改革只符合合法化的“外衣”,却未呈现合法性的本质。解决课程改革合法性危机的对策是：充分发挥课程改革作为“社会安全阀”的功能;课程改革的标准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课程改革应更关注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利益。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衰落与重建

在当代政治学中,明显存在着合法性的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二元化张力.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终极价值之维进行了"祛魅",并导致了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衰落.但是,由于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极端"工具性"偏向,它又使得经过经验主义改造之后的合法性理论被纳入到了"政治话语操控体系",并成为一种"知识奴役"工具.反思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寻求新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已经成为现代性反思与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合法性与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与批判

在韦伯合法性理论的影响下,对大学与高等教育合法性的讨论,最初是从作为社会机构的大学组织合法性、制度合法性、观念合法性展开的,进而延伸到了作为社会系统的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受哈贝马斯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影响,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聚焦于二战后技术理性、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知识商品化对大学与高等教育合法性的侵蚀。后现代理论对现代大学的质疑、批判同样消解着大学与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进入信息时代,一种新的合法性危机正在高等教育领域显现。作为一个西方学术命题,关于大学与高等教育合法性、合法性危机的讨论,为重新思考现代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地位、使命及其公共价值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从合理性和合法性两个维度对现代性展开了文化批判。前者批判的是工具理性及同一性思维,指出了出路在于变革哲学范式;后者批判的是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探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变革的前景问题。其现代性批判思想留下了诸多让我们深思的问题。     

论大学合法性的承认

大学的发展始终与宣示合法性、争取合法化、获得承认、发生承认危机、再次争取合法化的过程相伴随.大学合法性的承认主体经历了自我承认、教会或国王承认、国家承认、多元承认等多个阶段;在对大学合法性的承认内容上,主要有教化合法性、知识合法性、文化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经济合法性等;在承认的形式上,既有大学的自我承认、也有大学间的相互承认和外部对于大学的承认.在当今的大学转型时期,大学合法性的承认主体、承认内容和承认形式都面临着危机和再次合法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重构

合法性是政党的生命,执政党必须重视合法性的巩固和开发。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对合法性进行了维护和重构。从显性合法性和隐性合法性的分类处着手,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开发过程,提出解决中国转型时期中共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出路——走显性合法性和隐性合法性双向良性互动发展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合法性危机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就面临着一系列合法性危机,政治上国共两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本侵略中国;经济上南京政府抽取大于供给,无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意识形态上,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信仰体系。     

现代社会政治体系合法性问题探讨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任何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问题，因而政治体系在合法性创建、维持与危机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致力于建构以执政党权威为基础，以意识形态的创新为导向，以公共权力有效制约的制度安排为核心，以提高政府绩效为目标的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体系。     

浅论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

我国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困境是政府政治合法性问题,而不是政党合法性问题。转型期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包括：原有体制中存在弊病,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新问题和国际新形势对我国国内社会转型的冲击。面临困境的原因包括：体制改革力度不够;政府转型和民众需求转型的不同步性;民众内部的差异性;旧有国际体系的制约性。     

转制学校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建

转制学校从当初的试点到目前的治理整顿,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从合法性论证到合法性危机的过程,这种危机来自对法律和政府责任的重新认识,来自主流价值观从"效率"到"公平"的转变,也来自对转制学校办学绩效的质疑.转制学校要重建其合法性,就必须以正当的方式证明自身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办学绩效、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意义.当然,由于以"放权"和"自治"为核心的公办学校改革意义重大,所以给予这些学校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机会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政权合法化危机与和谐社会构建

稳固的政治统治要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现代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绩三个方面.我国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潜在的合法化危机,而当前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助于巩固政权合法性基础.     

浅谈民主、政绩与变革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文章通过民主、政绩两个维度,对当今世界不同政体合法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如何构建政治合法性的若干建议.     

道德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

本文依据马克思·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 ,从两个方面解释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政治哲学建构的角度看 ,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在伦理与道德之间确立其合法性根据的“德化的统治”的政治形态 ,主要表现为传统型统治 ;从政治运行状态看 ,中国传统政治则表现为将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合而为一的魅力型统治。循此分析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类型的历史正当性和缺失 ,以及其与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区别 ,指出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伦理道德建构转变为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建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于这一过程则是不可忽视的。     

论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当代学术界对麦金太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他的道德哲学,而较少关注他对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批判。实际上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植根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现代国家道德层面上的政治合法性争论的背景下,麦金太尔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时独树一帜,而他对现代政治所持的批判立场也极具现实意义。     

传统与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当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伊斯兰国家的传统视域来看,伊斯兰教传统是最主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其政权的更迭、政治制度的建构无不以伊斯兰教为基本架构。当前,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推进,传统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广大穆斯林民众开始从伊斯兰教传统来反观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则是以"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来重建政治合法性的勇敢尝试,其目的是要重新确立伊斯兰的政治属性,摒弃形形色色有悖于伊斯兰的政治弊端,重建伊斯兰政治权威。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政治合法性嬗变及其重建

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是释读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有力工具。从本质上看,转型期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凸显源于社会化系统变迁对合法性存在状态提出的结构性挑战。社会转型中政治合法性的民众基础、精神特质、实践形态及评价标准均发生了面向现代社会的嬗变。因而“重建”构成了合法性维护的基本背景。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变迁

政治合法性基础奠定在超越性的秩序之上,是传统政治文明的共同标志。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则是以合理性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的确立。理性的片面扩张是现代社会政治危机的重要根源,以公共理性重建合理性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致思道路。     

论合法性理论之流变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理论的明确提出及其比较系统的研究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由于合法性理论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合法性理论本身就是研究国家政权成败、兴衰的政治现象的,因此,自从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有了国家、进入政治社会以来,人们也就开始了对政治的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合法性理论的探索基本上遵循着理性建构主义的传统,到了现代,则出现了合法性理论由理性建构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型。当代的合法性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理性建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     

政治参与对政治合法性危机克服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公民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以及具体的感受对现存的政治体系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获得。而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对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时期的文学重读与中国现代文学合法性

新时期（1976－1999年）的文学重读既重建了现代文学的合法性地位，也引发了现代文学的合法性危机。不管是重建还是瓦解现代文学的合法性，文学重读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在全球化和民族现代性的冲突中，文学批评应有自觉的政治意识以维护现代文学的合法性地位。